控股股东、治理环境与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

选择2004-2008年933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考察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以及控股股东性质、治理环境对它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是有效的,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业绩;国有控股抑制了机构投资者作用的发挥,相对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中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的效果较好;股权分置改革强化了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市场化程度越高,机构投资者的公司治理效应越好。     

人口高质量发展影响城市经济韧性的效应研究——基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

本文基于新型人口红利视角,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全国272个城市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就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直接与间接影响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经济韧性,在处理了内生性问题以及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调节效应表明,人口流动有利于增强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城市经济韧性的提升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人口高质量发展对地理距离邻近城市的经济韧性产生了虹吸效应;城市异质性分析表明,较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更有利于从人口高质量发展中获益;人口流动在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中有正向调节作用,在工资水平较低的城市中则有相反作用;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异质性特征。     

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兼论金融集聚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8—2021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经济韧性,并对周边城市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分时期看,科技创新在冲击抵御与恢复调整两个阶段对城市经济韧性均有显著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检验发现,金融集聚能够强化科技创新对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作用。因此,持续推进科技创新水平、不断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增强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对于提升城市经济韧性至关重要。     

数据赋能、行政生态与政府治理绩效

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入应用背景下，数据赋能政府治理创新成为当前世界各国数字政府建设的主线。然而，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路径如何与政府治理结构、外部行政环境有效调适仍是亟待探讨的关键问题。基于资源基础、公共价值管理和行政生态理论，采用中国286个城市2012—201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分析与异质性分析后发现：(1)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组织资源强化了数据资源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2)数据开放和创新能力显著提升了政府治理绩效，创新能力强化了数据开放对政府治理绩效的提升作用；(3)行政生态是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的主要边界，在不具备行政生态优势的地区，组织资源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创新能力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推动数据赋能政府治理绩效提升，对内要把握好数据资源和组织资源的统一关系，对外要积极提升政府数据开放水平和多元主体创新能力，还应特别关注自身行政生态，选择合适的路径实现数据精准赋能。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突发事件下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2015-2019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5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规模较大、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具有更高的城市韧性;科技支出能够显著增强城市韧性;中介机制检验发现科技支出可以通过促进技术创新进而正向影响城市韧性;分组回归结果表明,在长三角、京津冀城市群,科技支出对城市韧性水平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为了发挥科技支出效果,应推动财政收入高质量发展、强化预算审查监督职能、鼓励创新型人才培养、推进差异化投入政策,促进技术创新,增强城市韧性,从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后脱贫时代内源式贫困治理体系的建构——以家庭本位为视野

激发家庭的内生动力是后脱贫时代贫困治理体系建构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当前家庭精神韧性的异化、家庭组织韧性的式微、家庭生计韧性的不确定性,脱贫户可持续脱贫韧性不足。在后脱贫时代,需要通过家庭价值信念体系、弹性组织体系、积极沟通体系的重塑,依托积极家庭的角色定位来提升脱贫家庭的韧性。在政府政策保障层面,需要在内源式治理的理念下,通过完善促进家庭发展的常规化治理体系、加强促进家庭发展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构建协同治理的贫困治理体系、提升贫困家庭的可持续脱贫能力等路径,推动后脱贫时代农村反贫困体系从国家本位向家庭本位的回归,由此实现农村反贫困范式的转型。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增强制造业韧性是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石。基于2006—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Ａ股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本文系统研究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提升存在积极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创新要素集聚在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其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962%;数字化转型、三类不同的产业集聚与自贸试验区设立的协同效应均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东部地区,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制造业企业韧性存在明显的积极影响;随着与自贸试验区距离的增加,自贸试验区对周边城市制造业企业韧性的车头效应会呈现出“先增后减,再增再减,最终趋于0”的波浪式收敛变化趋势;对于初创期制造业企业,自贸试验区设立对其韧性水平有明显提升作用。     

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随着我国社会组织数量的激增,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成为制约社会组织发展质量的关键因素。社会组织既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其快速发展本身也被当作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内容。在社会治理创新过程中,政府毫无疑问扮演着主导者的角色,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也应该主导社会组织的组建。政府过于积极地主导、甚至"操办"社会组织的组建将会违背社会组织发展以及社会治理创新的初衷,也不利于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政府不应该是社会组织组建的主导者,而应该是社会组织形成与发展的引导者。     

数字技术与政府治理有效性:来自285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政府治理有效性是对治理能力予以定量识别的重要参考。本文基于2003—2021年我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技术对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能够提升政府治理有效性。进一步将政府治理有效性细分为经济治理有效性和社会治理有效性发现,数字技术既能够通过要素流动机制让企业信息获取能力提升和重资产比重降低,提升经济治理有效性,也能通过政治参与机制增强民众政治效能感和政府信息处理水平,帮助政府提升社会治理有效性。在高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城市、适度数字人才集聚度城市、超特大城市、副省级以上城市、资源型城市以及市场化程度和财政透明度高的城市中,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作用更强。同时,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在东部沿海、黄河中游等人口密集地区显著为正,在西北地区显著为负。数字技术对政府治理有效性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本地数字技术发展也能促进相邻城市政府治理有效性提升。对此,政府应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政策,加强民众数字素养教育,制定全国性的数字治理发展规划,构建地区间协同互通的数字政务体系。     

转型期企业参与城市治理的实践研究

转型期企业参与城市治理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可以应对复杂的城市社会问题,可以有效避免“政府”失灵效应,提升政府管理效率和水平。就其实践方式而言,主要包括承包、竞争授权分权和合作伙伴三种模式。综合分析三种模式的实践效益体现在三个方面：有利于培育成熟的市场主体;有助于服务型政府建设;有助于提升城市服务质量和水平。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 ——基于湖南省衡阳市田野调查的研究

农户作为农业生态环境的主要受益人,在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当前我国实施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政策中,政府主导的农村环境治理得到了显著的效果,但要取得长期可持续治理效果,提高耕地质量保护的水平,农户的行为参与和实施程度至关重要。文章基于湖南省衡阳市254个试点与非试点区域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探索了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政策认知对农户耕地质量保护行为的影响机理与效应。结果表明:农户面源污染治理政策认知是通过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间接正向影响农户的行为意愿,进而影响耕地质量保护行为,且试点区政策的推广对农户行为的影响效应较强。建议:政府应加强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相关的政策及措施宣传,同时致力营造积极的治理氛围,并进一步扩大试点范围,以巩固和提升农村面源污染治理的效果。     

服务业产业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来自地级市夜间灯光数据的证据

本文利用夜间灯光栅格数据,测算了2008—2019年我国281个地级市的经济韧性,并研究了服务业产业多样化类型对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产业无关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城市经济韧性相对越强,而相关多样化对城市经济韧性具有部分负向作用。多种检验表明上述结果稳健。不同城市规模和区域一体化程度的产业多样化与城市经济韧性关系具有一定区别,但总体上同质性大于异质性。利用中介效应检验进行作用机制分析后发现,服务业无关多样化可通过提高服务业就业水平和产出水平提高城市的经济韧性。因此,城市经济规划建设中应将提升经济韧性作为重要考虑因素,结合服务业产业多样化特征因地制宜,根据城市规模适度提高城市产业多样化。     

次国家治理和城市政府治理创新

全球治理可以理解为多层次治理框架,它包括国家管理职能下移、外移到次国家机构的次国家治理以及上移到超国家机构的超国家治理。次国家治理结构预示着城市政府治理方向,城市政府治理创新的对策选择不再是地区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城市政府只有树立城市经营的理念和城际合作的参与度,才能转化城市发展潜力和获得城市竞争优势。     

大数据背景下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与选择

政府治理工具是指参与治理的各主体为了解决公共问题,实现一定治理目标,而采用的可辨别的行动机制或策略。地方政府治理工具的创新与选择对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关键作用。大数据为地方政府治理带来挑战,传统治理工具逐渐失去了治理效应,但同时大数据也为地方政府治理工具创新提供了空间和路径,整体性工具、网络化工具、契约化工具等成为大数据时代治理工具创新发展方向与选择。根据不同治理工具特征,针对不同治理目标、制度环境、行动者等制约因素,可以对地方政府治理工具进行评估与最优化选择。     

智慧城市建设能否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数据要素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可以改善上市公司的营商信息环境。以股价同步性为切入点,基于2007—2019年中国城市和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智慧城市建设对资本市场信息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同步性,提高了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媒体关注度的提高和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次数的增加是智慧城市建设促进资本市场信息效率提升的内在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交通基础设施薄弱,以及内部两类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起到了更大的信息增量作用。因此,政府要进一步深化智慧城市建设,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为主线建设高质量资本市场;同时,企业要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通过数字赋能健全信息披露机制。     

跨区域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中的地方政府 演化博弈分析

针对大气污染呈现出的复合型、流动性和跨区域的特点,将地方政府在大气污染联合防治中的相互影响总结为“同向外部效应”和“部分排他效应”,应用演化博弈分析法,剖析地方政府之间大气污染联合防治的演化过程和演化结果。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治污成本的降低、对不治理污染地方政府惩罚力度的加大、地方政府治理大气污染效果的提高、地方政府不治理大气污染可见性的提升、大气污染治理外部性的减弱等都有助于演化博弈的稳定策略向地方政府跨区域联合防治的方向演进,从而有助于提升大气污染的治理效果,达到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