韧性城市治理体系的构建困境与对策

在现代社会中,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以及日益严峻的复合型灾害风险,使得传统城市安全治理体系与模式已无法满足需求,韧性治理理念逐渐引起重视。韧性城市治理体系具有健全的城市规划和设计、跨部门合作与协调、公众参与及社会创新、敏锐的风险识别力,以及快速的环境适应和恢复能力等特征。我国韧性城市治理体系构建面临城市建设规划有待升级、城市应急管理体系有待完善、城市空间结构有待优化、城市承载能力有待提升等问题。应升级建设规划,优化韧性城市空间结构;加强基础设施韧性,完善城市应急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系统韧性,提升城市承载能力;加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提升城市综合治理水平,以建立完善的韧性城市治理体系。     

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基于我国285个城市的实证分析

城市承担着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城市良性建设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随着新兴数字技术不断加深应用于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治理,以数字技术为引擎提升城市韧性水平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此,梳理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之间的耦合协调过程,构建城市韧性水平和数字技术发展水平指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以及障碍度模型对我国285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2012—2021年的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探讨耦合协调度的时序演进、空间差异以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第一,我国数字技术和城市韧性整体发展水平均呈稳步上升趋势,同时,二者的耦合协调度也在不断上升。第二,我国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耦合空间差异呈现先下降后回升的趋势,其中,华中、华北地区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的耦合协调发展更为均衡,而华南地区的失调水平最高。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和社会韧性是影响数字技术系统和城市韧性系统耦合协调水平的关键因素。为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与城市韧性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效果,要积极搭建数据共享、标准统一和融合互通的数据平台;推动资源和人才的跨区域流动,促进与周边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的协同发展;注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与福利提升,推动医疗卫生、养老服务、扶残助残等公共服务设施统筹布局等。     

大数据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机遇、挑战与展望

随着社会问题复杂程度的不断增加,大数据应用为政府解决棘手问题、提升治理能力、应对挑战提供了新思路,但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适应难题。因此,探析大数据在我国的政府治理实践中如何得到合理应用、有效推动治理能力提升需要结合国内外成功经验,从机遇和挑战两个维度进行理解。分析发现,大数据可以推动政府治理协同化、政府决策科学化、数据管理规范化,并会遇到数据壁垒、专业能力欠缺以及政策法规滞后等方面的阻碍。研究意义在于分析大数据对政府治理能力提升的作用,为未来我国政府在治理实践中更好地利用大数据技术提供参考。     

基于三维空间的城市社区韧性治理——以W市D社区的经验为例

韧性是为了应对复合型灾害风险而产生的治理理念。由于灾害或风险往往都是在社区层面被首先感知,因此理解社区韧性治理对有效应对突发公共事件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社区视为由物理—社会—信息组成的三维空间,通过深入分析D社区应对某突发公共事件治理行动,识别基于三维空间的社区韧性关键要素,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社区韧性治理机制。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物理空间保证硬件水平”和“社会空间约束服务目标”使信息空间得以拓展,并为多元主体提供了新的合作治理空间;第二,以“党建引领+信息化”为主要特征的三维空间耦合式协同发展是中国城市社区韧性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治理绩效影响效应实证分析——基于关系治理理论

以关系治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在调查数据的基础上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治理诸要素中信任、合作、关系承诺、相对依赖性之间及其与关系治理绩效的互动关系和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依赖性对农户信任度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其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农户关系承诺对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其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对关系治理绩效有直接路径影响,同时又是农户信任度和农户关系承诺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的中介变量;农户信任度对关系治理绩效有直接路径影响并通过农户感知的合作程度间接影响关系治理绩效,其影响效应最大。     

利益关系网络变迁与社区治理多元模式的形成

内嵌利益关系网络是城市社区结构诸要素关系的基础。计划经济时期,以单位制为载体的管控式利益网络是“单位—街居制”一元模式的社会基础。改革开放以来,社区结构的异质性不断增强,给内嵌利益关系带来明显变化,形塑了多元治理模式。在仍存留单位制社区、老旧社区、公（廉）租房社区和“村改居”社区,政府运用有针对性的利益管控手段,依然维持政府主导的治理模式;在新型商品房社区,政府缺少有效的利益管控抓手,社区治理模式的形成取决于政府、社会和市场在利益博弈中的行动策略和角色,社区治理亦走向协同治理。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根据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家族企业规模越大,越倾向于运用强契约治理;家族持股比例越大的企业,越倾向于实施强关系治理。家族企业引入外部职业经理人之后,为了取得更好的经营绩效,应该采用强关系治理强契约治理的“双强”治理模式,避免采用弱关系治理弱契约治理的“双弱”治理模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契约治理和关系治理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     

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城市风险治理——基于多案例的研究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使得城市风险治理出现了重大变革。大数据城市风险治理框架分为二个面向及六个维度,二个面向是指治理技术和治理思维;六个维度是指多方协同、治理过程、环境风险、健康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多案例研究表明,尽管大数据最近才被广泛关注,但在实践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得到了运用。这一治理模式能够促进非营利组织积极参与,彰显"第三方治理"的独特优势,也有利于形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治理的新格局。与传统治理模式相比,它有利于从简单因果假设向复杂相关分析、从应激式向预警式、从行政化向"互联网+"、从忽视个体向精细化、从感性向量化治理模式转变。同时,它也存在一些局限,如"精确的错误"、"大数据傲慢"、使用范围有限性及数据安全等问题。但勿庸置疑,这一源于复杂性科学思维的治理模式为我国城市风险提供了重要的治理理念、政策工具和研究范式借鉴。     

大数据驱动与政府治理能力提升 ——理论框架与模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的到来,集中体现为复杂多变的治理环境向传统的政府治理能力提出了挑战,但强大新颖的科技创新又为政府治理转型及其能力提升准备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大数据驱动的政府治理能力"依托于治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结合了互联网技术革命,是一种互联网和海量数据支撑的、涵盖了更广泛内涵的政府治理能力,概括了政府治理能力建设在大数据时代所呈现出的新发展、新动态和新前景,这集中反映在功能拓展、技术支撑和应用创新三方面.结合理论发展和实践应用,当前中国应大力强化基于大数据的开放政府、智慧政府、回应政府和濡化政府等模式创新,以全面提升政府决策能力、吸纳能力、整合能力、濡化能力和传统政府能力.     

政府的权力作用方式变革与社会治理能力提升

伴随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启动,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变革权力作用方式,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要求。回溯建国以来政府权力作用方式的演变与适应社会治理需要之间的互动过程可以发现,随着社会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理念的变化,政府权力作用方式需要相应变革以适应现代社会治理的需要。因此着重探讨新形势下的社会治理所要求的政府权力作用方式变革,进而通过变革提升其社会治理能力。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社区治理中社工机构与居委会关系重构——以福州市的个案研究为例

社工机构与居委会之间互补协作,建构平等的伙伴关系是多元社会治理的理想类型。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居委会在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后,分摊出宣传、服务和部分临时性任务让社工机构承担;社工机构因其非营利性、组织创新性以及弱专业性,在服务对象来源、服务资源以及成效宣传上依赖居委会,表现出职能分摊-资源依赖的伙计关系。伙计关系是社工机构基于现实状况而做出的一种妥协,未来应该促进双方合作关系的实现。     

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的治理——基于关系契约理论的分析

我国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交易属于"关系契约"的一种,其治理不能仅仅依靠法规、制度、合约等正式措施,而需要加入信任、互惠、合作等关系治理手段。本文回顾了农业龙头企业的相关研究和关系契约理论,并将二者结合起来,从关系契约角度分析了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交易的关系性特征,指出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间的治理模式由正式的合约与关系治理两种手段组合而成,不同的组合适应不同的交易特点和商业环境因素,并带来不同的交易绩效。     

党政统合治理何以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基于陕南Z县的实证考察

乡村治理有效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乡村处于国家行政权力与基层自治权力的结合部,决定了乡村治理在实践中呈现为一种超越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超常规治理方式。基于陕南Z县党建引领“人盯人”+基层社会治理机制创新实践案例,本文从党政互动与组织协同、任务发包与压力下沉、力量动员与资源整合等维度构建党政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通过强化党委和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统合关系,运用领导小组机制、指挥部机制、中心工作机制等治理手段助推乡村治理有效性提升。研究发现,党政统合治理是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理方式,具有高位推进下党政部门虚实结合与权威嵌入下组织机构条块统合的组织优化逻辑、“办组系统”结构下治理资源跨层级整合与联席会议制度下治理要素跨部门协同的资源协统逻辑、压力型体制下党政干部组织动员与政治激励机制下基层群众社会动员的激励约束逻辑。这为重新认识党委和政府在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功能角色与解释乡村治理机制创新的实践样态提供了一种新的诠释视角与研究理路。     

地方政府水环境治理的协同机制及实现条件——基于SX县水环境治理分析

水环境治理是对环境外部性偏差进行干预的一种方式,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政府承担着区域水环境治理的基本职责,在应对复杂性环境问题与自我创新导向的协同变迁过程中,形成了常规协同与动员协同、专项协同与整体协同、纵横协同与内外协同、结构协同与程序协同等不同类型的协同治理机制。本文结合SX县水环境治理实践,具体研究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的生成条件、运行逻辑和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将水环境治理协同机制有效运转的基本条件归纳为价值引导、公众参与、制度统协和技术支持等方面。     

基层政府的文件治理何以可能？——基于A乡“清洁乡村”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基层治理中,文件发挥了重要的工具作用。基层政府既是文件的接收者,也是文件的生产者。基层治理的内容与形式都由上级文件中的相关内容来决定,而上级文件的落实离不开基层政府自身生产的文件。从某种意义上讲,基层治理离不开文件。结合“美丽广西·清洁乡村”活动中的文件治理过程,可以发现文件在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作用机制。     

政务服务数据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路径研究: 基于TOE框架的组态分析

随着大数据技术、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利用与开发,智慧城市建设先后经历了多个版本的试点与升级后,转入到为城市居民持续供给便捷公共服务的关键发展阶段。结合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Environment,TOE）理论框架,以大数据技术运用为切入点考察中国智慧城市具体运营现状,探索影响智慧城市有效运营的最佳组合发展路径,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的方法从技术、组织、环境三个维度对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差异进行组态分析,研究发现：（1）技术、组织与环境因素均无法单独成为智慧城市运营能力提升的必要条件,但是技术能力、经济发展与科技创新对提高智慧城市运营能力有着普遍优势;（2）三个维度的条件变量组合构成了驱动智慧城市运营能力提升的有效路径,包括“人才核心—技术支撑型”“人才核心—组织支撑型”“技术核心型”“环境核心—技术支撑型”。（3）发现四类组合路径会导致低水平智慧城市运营能力,其中数字治理绩效低、政策法规保障成效不足及科技创新能力欠缺是其主要影响因素。     

我国城市空气质量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中国31个主要城市面板数据的分析

根据2006-2012年我国31个主要城市面板数据,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PM10与城市空气质量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SO2和NO2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不显著;经济发展和公共交通发展与城市空气质量大部分呈正比;城市绿化的发展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不显著。另外,从三大经济区域来看,不同的大气污染物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同。因此,多途径的减排减污,发展公共交通将会显著地改善城市空气质量,且城市绿地发展的整体性亟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