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转向”与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

“情感转向”是近年来在哲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领域广泛谈论的话题，传统的艺术理论同样在“情感转向”下发生变化。首先，艺术理论的“情感转向”挑战了艺术的“意义表征”体系，使经典艺术理论发生了转向；其次，因为“情感转向”关注身体，所以它在以“意义表征”为核心的经典艺术理论话语范式转向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以“身体感知”为核心的艺术情感理论话语范式的新变。再次，“情感转向”所形成的艺术情感理论从“元政治”角度重新定义“感性”的政治内涵，揭示了当代艺术与社会或美学与政治的新关系，构建了批判理论时代之后的“艺术-社会”观，为“后批判”时代的艺术批评提供了有别于批判理论的另类视角。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之批判

后疫情时代，西方对华舆论泛政治化批判现象明显，这种批判话语将公共卫生安全、国际贸易、宗教信仰等非政治问题政治化，严重损害了我国的国家利益与国际形象。中国发展对内展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韧性和力量、对外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新理论及其实践强化了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防备和规制心理。拥有优势话语权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遏制中国发展，维护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稳定，利用信息强权和话语霸权对华进行泛政治化批判，以期剥夺、打压我国正常发展的权利和自由。因此，中国的应对思路是：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落实“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以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真理性与价值合理性；加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践行，打破“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式，以中国之治推动世界之治；利用好网络信息传播新技术，揭露西方批判话语的虚伪性，以贴合西方文化基因的方式传递中国声音。     

后殖民理论再审视——以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为起点

后殖民理论兴起于上世纪70、80年代的西方学界，是以话语批判和文化政治批评为突出特征的理论体系，它包含了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两个方面，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前殖民地之间的文化权力话语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问题。后殖民理论的自觉和成熟以巴基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的专著Orientalism（...     

所有的力量关系都是权力关系:论福柯的权力概念

福柯赋予权力以社会本体论地位,从多个方向上更改了经典政治理论的权力概念。在话语—权力—身体相互构成的分析中,理性的统治成为福柯权力批判理论的核心主题,它从根本上改变了马克思经济批判的政治理解模式,经济关系至多被看成是理性权力运行的具体领域,由此使政治阐释超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框架。理性权力批判作为福柯理论的主题和基本贡献充分体现了后现代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和当代政治思考的基本方向。     

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问题、视界与前景──再论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

21世纪人类将进入一个新全球化时代。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将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问题与挑战。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在深切关注一系列当代人类发展的新课题、在“不断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其主题、视界与范式都将发生“交往实践观”的转向,从而成为“充分适应”这一时代的科学理论。     

视觉话语的知识构型——兼论本雅明视觉文化的理论意义

自从摄影作为一种现代审美范式以来,人类的现代生活已经从传统绘画为主的“光晕”语境中,走向了以媒介视觉为主的现代性“惊颤体验”境遇。视觉文化的审美话语所揭示的正是现代文化的革命性转向,目前已成为当今文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语言转向”“图像革命”“视觉转向”的理论维度出发,辨析视觉文化理论的生成谱系以及审美向度,并结合本雅明关于视觉文化的现代性论述,以此寻找其审美路径。本文主要以视觉话语的构造形态来书写现代性语境中的文化经验意涵,并试图在视觉话语的审美空间中分析本雅明的视觉文化理论的寄喻结构与阐释阀限,从而明确视觉文化理论的批判向度及其当代启示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话语的解析与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话语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研究为基础,以指导妇女运动实践为目标,为维护中国妇女的政治、经济、文化权益,提高中国妇女的经济政治地位而建立的话语体系。该理论话语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指导,以当前中国的基本国情与妇女发展的基本状况为实践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注重汲取国际妇女运动的先进成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联合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加强理论话语的宣传和倡导,有利于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理论话语的合理构建。     

论德里达展现马克思主义当代性的两个维度

基于德里达解构的马克思主义观;面向当代世界的批判精神和朝向共产主义的人类解放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保持当代性的两个维度.德里达对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作出“幽灵”化地隐喻,并以此审视当代资本主义危机,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获得解构式表达.在共产主义论题上,德里达则以“将临性”为视角,指出面向未来进行持续不断的现实求索.正是在批判精神与人类解放主题上,德里达的解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达到高度契合.     

中国共青团话语的百年嬗变:主题、特征与启示——以历次全国团代会报告文本为考察中心

中国共青团话语是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共青团、如何发挥共青团功能的话语统称,话语主题的变迁折射出中国共青团组织形态、职能定位、发展方向的变迁。团代会报告作为共青团建设的重要政治文本,能有效反映不同时期中国共青团的不同话语主题。建团百年来,中国共青团话语主题历经“革命话语”“建设话语”“改革话语”到“复兴话语”的嬗变;实现了话语指向上从“革命先锋”到“时代新人”、话语内容上从“外来话语”到“本土话语”、话语形式上从“动员话语”到“引领话语”的“三个转向”。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是百年奋斗历程的续写,应继续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支撑、以“听党话跟党走”作为价值前提、以勇于自我革命作为发展动因、以尊重青年主体地位作为实践指向,充分发挥自身话语优势,为新时代中国共青团建设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西方发展话语批判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基于后发展理论30年的脉络考察

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后发展理论为从国际比较视野下审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案及其世界意义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窗口。在西方现代化发展模式逐渐掌控世界发展话语霸权之时，后发展理论沿着福柯式话语传统从语言的建构、实践的狡黠和知识的特权3条路径批判与解构了西方发展话语形成的具体化机制、技术化机制和合法化机制，揭示了全球现代化发展样态的一元性危机。但与此同时，后发展理论也被学者批评存在发展的二元思维与立场缺陷、话语分析方法与认识论缺陷以及将地方浪漫化的政治缺陷。面对这些指控，后发展理论无疑陷入了缺少“发展的替代方案”的迷思之中。直到21世纪初第二波后发展理论热潮兴起，学者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坚持用“人民的话语”为世人呈现了一条植根于本土文化、“由东向西”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人的现代化、物的现代化和制度的现代化三个层面破除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才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迷思，不仅超越了西方发展话语，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还为世界上那些渴望走独立发展、符合国情道路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     

“法国理论”在法国

“法国理论”可以理解为经过美国包装后法国各派先锋理论的总和.今天它在本土所遭遇的反思命运,也还是带着当年“美国化”的印迹,包括《法国理论》等法国学者的相关著作,被译成英文后又反馈法国,进一步促成了未必是强弩之末的“理论”话语.反思中的一个共识是理论不宜反客为主,不能替代文本和作品分析,当然后者已不复拘泥于从泰纳到朗松的文学史视野.甚至,“法国理论”被认为是批判有余,人文维度终有缺失,所以福柯、德里达这些批判大师的著作,至今还没有走进法国课堂,成为文本分析的对象.但反思中的另一个声音同样值得注意:理论是谦卑的,因为它说到底是要给人性的弱点做出解释.由此给予我们的启示,应是今天来谈“法国理论”,并不是怀旧哪个业已分崩离析的黄金时代.脱离具体语境的新术语泛滥诚然不足称道,然用平和的心态来看待“理论”,如今或正当其时.     

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构建研究

党建话语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同时也需要不断与时俱进而提升其吸引力、感染力、表达力、传播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基于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构建意义重大。丰富的理论滋养、充足的实践探索、明确的时代需要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历史经验和现实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的构建因而成为可能。新时代中国特色党建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和长期性工作,必须坚定话语立场、更新话语内容、创新话语表达、推动话语传播、优化话语评价,解决好“为谁说话”“说什么”“怎么说”“说话效果如何”“如何评价”等问题。     

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话语的历史嬗变、逻辑证成与时代观照

共同富裕话语是拥有高度理论深意和实践品格的政治表达,既是体现中国共产党性质、宗旨、目标、纲领的软实力,也是巩固党的领导、夯实执政根基的隐性资源。中国共产党共同富裕话语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嬗变,在“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主题引领下,形成“革命求富”“建设谋富”“改革致富”“脱贫共富”的话语表达。基于此,中国共产党聚焦共同富裕话语的理论溯源、文化基因、实践诠释,深化了共同富裕话语的逻辑证成,从而为推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增进共同富裕的道路自信、树立共同富裕的国际典范提供了话语支撑。     

政治话语的变化：从个人权利到公共的善——社群主义述评

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以个体为中心，认为一个良好的社会在于对个体自由的绝对维护。而社群主义则力图把社群利益置于政治话语的中心，强调个人自由和平等与社群的价值观相一致。在批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社群主义提出了关于公共利益和国家观的理论。社群主义强调“公共的善”优于“个人的权利”。这种思想对纠正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偏颇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是这一以对抗性形式出现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当代哲学的旨趣:对现实生活的人道批判

哲学作为人类的精神探索正面临或正处于一种转变中。以往,当人们的精神探索关注主体以外的世界时,哲学大厦完全受理性精神的支撑而矗立,哲学因此被建立成了关于客体性对象的世界观、自然观、历史观、社会观、思维观、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等,这种主客二元对立、任由主体放纵的思维方式,导致了既反自然、又异己的种种严重不良后果,已难以为继。今天,当年窃取“万物尺度”的人类已开始转向对自己灵魂和意志的审视、检点和立法,在哲学发展取向上表现为对主体自身的人文观、意义观、价值观、理想观、境界观、人格观、自由观、未来观等主体意识的体系性的确立和审慎建构,在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中,必然以当代哲学对现实生活的人道批判来开道,所谓的人道批判的“人道”,即合乎人类理想本性之道、合乎人际理想关系之道、合乎天地人和谐相处之道。通过人道“应然逻辑”对现实生活进行批判,提供新型的主体意识观念来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创造人类的新生活     

理解毛泽东大同观的三重逻辑

毛泽东的大同观是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依据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立足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批判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果。从历史逻辑看,毛泽东的大同观存在一个道德理想层面的连续性特质,这一连续性特质成为毛泽东大同观的鲜明特色。从理论逻辑看,毛泽东大同观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继承,不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是一种一以贯之的“常态”,而绝非孤例。从现实逻辑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中,仍然应当批判继承传统大同思想和毛泽东的大同观,继承其中蕴涵的理想主义精神,批判其中的乌托邦成分,在现实物质生产和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建构起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合理张力关系。     

全球治理的价值向度与气候变化治理

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促进了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同时也使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治理已成为冷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之一.从某种意义上讲,全球治理不仅是一个重要的国际政治理论问题,更是目前国际关系中十分紧迫的现实需要,对国际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为此,通过不断提升全球治理的地位、作用,超越国家中心治理的局限,扩大和增强以全球公益为基础的全球共识,是人类共同利益之所在.《南开学报》2011年第3期“当代西方研究”专栏以“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为主题,组约了来自日本、瑞士和中国学者的三篇文章,分别就全球治理的结构与向度、气候变化治理、全球治理的国内拓展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以期进一步推进中国学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新时代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内在机理——基于话语权的视域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牢牢把握着新时代民主话语体系建构的话语权和领导权：通过紧扣中心、有序推进的主题设置引领民主话语体系的方向,凭借守正创新、集思广益的理论创新发展新时代民主话语体系的内核,借助有理有据、耐心细致的解释说明促进话语体系的科学化大众化,凭着坚决有力、切中要害的话语批判排除对民主政治的错误认识。总之,新时代民主话语体系建构凝聚着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智慧和经验,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的重要指引。     

从基于权利话语的自由到基于“类本质”的自由——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的一次转向

马克思终其一生都在思考如何实现“人类解放”这一根本问题，而自由与这一根本问题密切相关。《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基于权利话语为自由辩护，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对思想自由的钳制。《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逐渐走出启蒙传统，确立了从政治解放到人的解放的思想。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自由的理解已经不再停留于争取自由权利这一范围，而是从政治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在实现人的解放这一目的观照下重新思考人的自由发展问题，形成了基于“类本质”的自由观。从关注人的自由权利到关注人的自由发展和自我实现，是马克思早期自由思想的一个重要转向，只有深入理解马克思前后期不同的自由观之间的嬗变逻辑，才能系统地把握其自由思想。     

"审美意识形态"与批判理论的学科化

国内人文学科理论建构的一个突出现象是早期批判理论的学科化。以“审美意识形态”论为例:它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中将“意识形态”概念抽离出来,将其与“审美”嫁接为一种逻辑上的种属关系,并以之为一个学科式定义的基本命题,由此而延伸出整个“文学理论”的学科知识体系。这种学科理论的建构方式导致批判理论知识性质的改变,隐藏着一种一统化、同质化的本质主义的知识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