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评价中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主导成因及平衡机制

我国社会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各种学术评价机构在强大的工具理性主导下,假以不断进步的信息技术手段研制出的各种学术评价结果被异化和泛化使用,由此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愈演愈烈。而回顾我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不难发现,如果仅以国家政治价值理性主导学术评价工作所带来的危害往往比单纯工具理性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多。因此,在今后的学术评价中应以正确的价值理性为体、工具理性为用,多方参与共同建立主体间性的学术评价场域;政府管理部门应平衡使用定量与定性评价结果;评价机构应细化分类,注重差异性和整体性;评价人文社科期刊不能仅靠"影响因子",应以文评刊。     

从排斥到包容公众：参与式政府算法治理的逻辑与进路

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算法技术日益广泛嵌入政府治理过程，依算法而治理正在成为政府治理的新途径。然而，在技治主义和工具理性双重逻辑驱动下的政府算法治理日益体现出封闭和排斥公众参与的特征，损失了政府算法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对公众是否应当参与政府算法治理当中，公众又应当以何种方式有效参与等议题展开的理论分析表明：算法技术引入公共领域应进行技术的公共性重构，而公众参与是平衡其价值理性缺失的有效途径，其重塑的路径是通过创设算法公开、公众调查、听证、治理专家参与、共同生产等公众算法参与工具，并有机嵌入算法制度设计、议程决策、算料供给、算法训练、算法应用的全过程，构建公众算法影响机制。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制度-资本-行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何以构建?——基于鲁西南S镇的案例研究

遵循“制度基础→资本保障→行动结果”的作用链条,构建了“制度-资本-行动”的分析框架,并借助鲁西南S镇“水污染治理共同体”的案例深描,呈现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全过程。研究发现：科层制下的制度创新和权力下放为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奠定基础,制度创新促进共同参与,权力下放实现赋权增能,但该过程普遍面临着政府间财权和事权的摩擦和调适;基层政府正式治理资源不足使其通过公众协同共治、官员关系运作和政府间利益共谋等方式嵌入非正式治理资源;个体资本禀赋的价值属性使得公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差异性;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政府策略表现为维护政治稳定和任务导向下的行政动员、基层政府“适应性执行”以及基层官员“职位收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构建的公众策略表现为权益受损及参与意识的提高促进参与实践,企业主利益驱使下的不同策略转换,村干部在政府、村民与自身之间“三重角色”扮演中寻求综合收益最大化。因此,基层治理实践中,需要从上级政府、镇政府、村民、企业主、村干部等多主体视角优化制度设计、强化资本保障、调适利益取向和目标追求,最终实现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格局。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框架下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研究——基于会村的调研

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出发,基于个案,探讨在农村留守家庭问题治理中治理主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原则和效果。研究发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选择的错位是农村留守家庭问题难以根治的重要原因。要实现终止留守,农民能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既要改变制度供给方式,又要重视乡村价值,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实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     

生命伦理学视域中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机械论的片面性造成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分裂,使得人类面临更大的生存困境,工具理性彰显而价值理性衰落.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是解决当前人类生存困境的重要途径,当代生物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医学应用使这种融合成为可能,生命伦理学的诞生与发展是二者融合的表现之一.坚持以价值理性规范工具理性、以工具理性支撑价值理性来进行生命伦理学研究,就要坚持在现代生物技术的具体应用中分析其应该遵循的规范和价值标准,用归纳出的生命伦理学的基本原则来引领现代生物技术的研究.以生命伦理学统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模式为其他学科领域内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融合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环境规制中的公民参与

公民参与环境规制是其表达环境利益的必备途径,特别是在制衡传统环境规制工具理性缺陷、规制俘虏风险以及重拾环境规制价值理性的进路中,公民参与对于建构政府回应性、开放性和公开透明性具有极为重要的民主行政价值和多元治理意义.而在实践中,由于体制可参与性、公民理性参与能力和水平、政府网络治理水平以及公民参与意愿缺陷使之陷入了公民可参与性及公民参与性困境,极大地制约了这一途径的演进.完善公民参与制度中的激励机制设计,并基于我国基层自治组织分布特性,舍弃泛公民社会及社群主义意义上的相对虚无,构建有限范围的利益相关者比较真实参与路径成为了具有特定可操作性的公民参与机制选择     

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的公众参与行为研究

公众作为网络舆论的承担者,决定着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当前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中的公众行为可分为理性参与行为、网络从众行为、网络失范行为、违规违法行为等4种类型。从公众参与的视角看,这些行为的主要特点是参与不充分和参与不规范并存。在政府的舆情管理中,应主动引导农产品质量安全网络舆情,对公众行为分类引导及区别施策,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的公众参与机制。     

河长制推行中农村水环境治理的 公众参与模式研究

农村水环境治理是全面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探寻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模式既是对农村水环境长效治理的有益探索,也是对现有政府主导的“河长制”治理模式的重要补充,对实现宏观层面农村公共事务的“善治”有重要驱动作用。依据参与式治理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数字治理理论,按照公众参与程度不同,将农村水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分为决策型、管护型、改善型及监督型四种类型。通过对江苏农村地区公众参与水环境治理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四种参与类型所对应的典型参与模式：村庄磋商小组、民间河长、以河养河与互联网+河长制。研究发现：四种模式各有优劣,参与主体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公众主体认知强、村两委大力支持的村庄适宜村庄磋商小组模式;治水氛围浓、双河长合作能力强的村庄适宜民间河长模式;市场化程度高、公众经营能力强的村庄适宜以河养河模式;数字化程度高、干群互动频繁的村庄适宜互联网+河长制模式。就农村水环境的善治而言,公众参与边界仍需平衡,只有实现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有效融合、政府权力与公众权利的良性互动、正式与非正式途径的适度平衡,才能使河长制推进中持续吸引公众有效参与。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乡村文化治理

乡村文化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多元主体积极参与其中。多中心治理理论,打开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视角,并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当前,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着基层政府“行政主导”模式突出、社会组织和农民参与性不强、专业人才短缺等现实困境。在多中心治理理论指导下,提出基层政府应搭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整体性框架;社会组织则对接政府扶持,协调乡村文化治理;农民应发挥主体性,积极参与乡村文化治理;企业竞争性参与,发展乡村文化产业。通过多方参与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破除乡村文化治理难题。     

“科技理性”悖论的伦理审视及其现实回应

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使得现代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然而,“科技理性”的高度膨胀却使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应用的社会后果与生态效果难以预测并难以操控：人性碎片化、异化需要、虚假消费以及人与自然生命系统割裂。科技决策的制定和施行作为指引科技理性发展的关键环节,理应引进公众参与机制,重新建构超越于工具合理性的“交往合理性”,在平等的对话和商谈过程中推进科技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弥补科技理性发展的不足,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合理对接,建构科学与社会和谐发展的行为期待模式。     

工商资本下乡的多维效应及其发生根源探析——基于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

工商资本下乡对“三农”的影响引起了广泛争论,形成了市场效率和小农理性两种具有张力的价值取向。通过对湖北省Y县的经验调查,发现工商资本下乡具有增长效应、分化效应、排斥效应和断裂效应,基层政府、工商资本主体和大户主导的农业产业化模式排斥了普通农户参与的经济机会,给乡村政治和治理的稳定性带来了诸多风险。这些效应产生的重要根源在于基层政府在政策资源分配时具有“抓大扶强”的价值追求,工商资本主体“强势分利”的经济逻辑对普通农户具有排斥性,而资源禀赋不足的普通农户则坚守着“小农理性”的生计原则,结果便是普通农户与工商资本主体间利益联结机制的失衡。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时代背景下,既要利用工商资本推动农业产业化转型,也要重视小农经济的内生发展,充分保护农村社会“蓄水池”的承载功能。     

论妇女事业不断进步背景下女贪官腐败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环境因素

在我国妇女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同时,因受相关制度体系不健全、腐败亚文化滋生漫延及监督制约作用发挥不力等客观环境因素的影响,部分职业女性在报偿心理、从众心理及投机心理等主观动机的推动下走上了贪腐道路。从对女贪官腐败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环境因素的分析可得到两点启示:第一,女性对腐败也不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同样会产生腐败的动机,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在腐败动机推动引导下就会产生腐败行为;第二,只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治理腐败环境、铲除腐败形成的条件,即可最大限度地抑制人的腐败动机,从而减少腐败"增量",逐步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     

国家权威阴影之下的宗教权威——以甘青藏区纠纷调解为例

甘青藏区基层社会中不仅存在着国家权威,而且还有宗教权威,这两个权威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应该以国家权威为主导、活佛等宗教权威人士参与作为藏区群体性纠纷调解的基本模式,单一的国家权威或者宗教人士权威都无法有效地解决这些纠纷。宗教权威应该在国家权威阴影之下调解纠纷,这是维持甘青藏区国家权威与宗教权威理性模式。     

理性人、自利与道德性激励——评述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以理性人假设为其逻辑出发点,区别于经济人假设。理性人假设以严格的工具理性计算行为成本-收益,抛弃了经济人假设中的行为动机与道德价值考量。但是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理论中过多强调经济组织与集团成员个体的自利动机而造成理性人与经济人的混淆,由此导致学界认为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力薄弱,不能解释经验生活中慈善与宗教组织等大型集团的运行。研究发现,澄清奥尔森理论中的自利与理性、选择性激励和道德性激励的关系,可知利己与利他、选择性激励与道德性激励在集体行动理论中的统一,这极大丰富了奥尔森集团理论的解释力。     

价值、工具与文化转型

人的双重性存在以及理性对象的双重性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存在的提供了合理性依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本身的性质以及人们对二者的错误认识所导致二者的断裂产生了文化危机,文化转型成为必然。能整合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断裂并促使二者协调发展的新理性精神成为文化转型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模式为新理性精神提供了现实基础。     

我国水利标准化战略定位的三维透视

水利标准化战略定位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运用"历史—现实—未来"三维战略定位法分析发现:我国水利标准化战略的历史定位以工具理性为鹄的,缺少人的元素,本质上服务于国家统治;现实定位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为鹄的,尤其关注人的元素;未来定位以治理理性为鹄的,充分发挥制度作用,从多元化治理中心和多元化服务入手,力求降低行政色彩,实现水利标准化的自治。     

思想政治教育：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分析

社会转型与经济转轨的稳步推进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不断碰撞、冲突,引起了公众信仰的迷失与价值的混乱,思想政治教育在这一环境中遭遇了强烈的冲击。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内容进行详细分析,以便为思想政治教育走出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困境提供参考。     

“网络文学前沿问题”笔谈（上）：网络文学的审美设定与技术批判

探寻网络文学的学理原点需要确证这种文学的人文性审美设定,据此开辟人类的审美空间,提升文学的价值道义.在网络文学迅猛发展的时代,人类应该保持对网络技术理性的批判精神,避免网络写作中以游戏冲动替代审美动机,以技术智慧替代艺术规律,以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     

知识生产视阈下邻避现象的包容性治理

邻避现象本身具有高度复杂性,从知识生产的视角来理解邻避现象,是避免单一的社会决定论或科学决定论取向的现实需要。知识生产与包容性治理具有较强的逻辑洽适性：知识生产理论是包容性治理的逻辑前提,包容性治理是知识生产在公共治理中的具体实现,知识生产与包容性治理均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指向性。现实过程中政府部门对于公众利益的选择性忽视、专家与公众的认知差异性、地方政府封闭型决策以及专家咨询的变样所导致的政治排斥是邻避现象发生的重要根源。推进邻避现象包容性治理的合理进路,包括构建知识生产平台、尊重知识的差异性、构建多元知识参与模式、畅通知识集中渠道以及增强知识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