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主体性文论的现代性阐释

从现代性理论的角度阐释尼采的主体性批判理论,通过分析“上帝之死”、召唤“超人”以及张扬“酒神精神”等重要理论命题,可以看出尼采主体观的现代性诉求,是通过一种张力模式来呈现的。他既猛烈地抨击和摧毁资产阶级主体赖以存在的道德、科学和形而上学信念,又维系了个人主义社会传统的生命血脉。尼采的主体观展示了“反人文主义的人文主义”这一悖论式的理路,其中蕴涵了将主体性批判和现代性批判相结合的萌芽。     

科学技术:蕴含价值的社会事业

文章从政治、经济、文化和认识论等多层面分析“科学价值中性”的观点产生的根源、合理性和片面性 ;指出可以从科学技术活动的动机 ,科学知识和技术产品本身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三个方面来理解科学技术是蕴含价值的社会事业。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渗透人类价值”与“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并不矛盾 ;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人类社会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大方面。     

语言论视阈下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再反思

基于对语言论等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主要观点和方法的分析,从主体观、结构观、实践观三个维度,提出看待文本的内部属性、外部属性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应坚持的主要原则,进而提出新时代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工作的基本遵循：一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人的主体性;二是坚持文本的历史性,凸显文本的社会结构第一性、内部结构第二性;三是坚持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一切批评的理论和理论的批评都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特征。理论只有观照现实、指导实践才能成为真正的理论。我们要在基于中国文学的实际和坚持文化自信的前提下,积极探索建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     

基于"人类关系模式"的正义考量--戴维·米勒社会正义理论述评

牛津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戴维·米勒从他所谓“人类关系模式”入手,提出了一种新的多元主义正义理论。他将人类关系分为三个基本模式:团结性社群、工具性联合体与公民身份。在这三种关系模式中,分别存在着三种对应的社会正义原则:需要原则、应得原则和平等原则。这些原则一起确定了如何把利益和损失分配给社会成员,实现了这些原则的社会就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论刑法中的信赖原则

信赖原则作为过失犯罪概念中注意义务的认定基准,是资产主义的发展在刑法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其立论根基是刑法的“谦抑性”与“人道性”,因为信赖原则强调在过失危害发生的情况下,应充分考虑个人行为的可非难性,以限制国家刑罚权的发动。从理论意义上看,社会相当性理论、被容许危险理论以及危险分配理论是信赖原则的理论根基,而危险分配理论又是产生信赖原则的直接原因。     

回归主体间性与生活世界--谈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范式转换*

主体间性与生活世界理论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海德格尔的“此在”与“他人共在”的理论启示我们，要坚持双重主体观的教育原则，要注重教育环境的营造与教育氛围的培养。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联系现实生活，面向社会生活，关注学生现实生活变化和现实生活需要，积极发挥生活实践的教育作用，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     

数据主义理论溯源及其技术人文未来

数据主义代表着大数据时代的一种社会思潮，是人类意识形态上的数据化变革。数据主义的生成逻辑是文化、技术以及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自古至今根植于人类内心对神秘未知力量的崇拜本性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文化基石；大数据技术在信息维度上建构的“数据世界”是数据主义生成的技术动因；后真相社会导致盲目崇拜、物性依赖的双重遮蔽环境是数据主义生成的肥沃土壤。而数据主义的思想实质包含了从本体到实践的思想溯源。在本体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万物皆数”思想的现代化发展；在认识论层面，数据主义是一种经验主义思想的回归；在价值观层面，数据主义者奉行“数据解决一切”的工具理性至上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数据主义是一种饱含欺骗性意识形态的技治主义幻想；在思想实践上，数据主义是计算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路径。数据主义的出现向人类主体性地位发起了挑战，为挽救失落的人文，数据主义应走向“技术人文主义”。技术人文主义下的一切“人-技”共生关系都是人类自我存在的新维度，一切数据自由终将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体现。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与中国的“和谐世界”理念

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是当代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重要思潮。“中间主义”思潮发展势头高涨,已然成为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主流价值取向,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为应对内外挑战,着眼未来,致力于改革和发展而开展的重大理论创新。无独有偶,进入新世纪,中国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重大理论,强调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同时,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间主义”思潮与“和谐世界”理念所倡导的源于东方文化的中正和谐之道,对于应对和化解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危机,维护世界和平,谋求长期可持续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方学者有关人道主义干涉的理论争论评析

冷战后 ,人道主义干涉成为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可以把西方国家相关的理论争论大致分成三派 ,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与全球主义 :现实主义反对以抽象的“人道主义”道德原则为指导的人道主义干涉 ;理性主义在承认人道主义必要性的同时 ,主张给以不同程度的限制 ;而全球主义则认为 ,人道主义干涉不仅是国际社会的权利 ,也是各国的义务。这三派分别强调国际政治的某一个侧面 ,因此各有合理之处 ,也存在着很多理论的偏颇。通过对比 ,我们可以加深对人道主义干涉问题的认识 :人道主义干涉固然有其合理与道德的一面 ,但其对国家主权与现有国际秩序更存在巨大的侵蚀和破坏作用     

后情感主义理论:梅斯特罗维奇的社会情感批评

梅斯特罗维奇的后情感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个新的社会学概念——后情感。后情感指的是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一种“类情感”,它不是传统意义上自发的、“真实的”情感,而是一种新的被“智识化”、“机械化”,由大众媒体生产的社会情感形态。后情感主义破除了理性与情感的二元对立、情感的阶级固化本质主义误区、真实与行动伦理的同一性等传统看法。梅斯特罗维奇尝试用后情感主义这一理论对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修正。     

新媒体艺术的审美新奇--感官的延伸亦或损毁的共通感?

具有历史意义的技术革新不仅决定着现实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政治关系,同时决定着人类感觉器官和人类自身本体性的改变。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技术形象地阐释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同时改变了人类在具体化时被历史性建构和发展的方式。麦克卢汉认为,由技术扩张带来的感官延伸会在所有的感官中产生新的感官比例。他还强调,多感官、多能力的延伸同属于一个经验范畴,因而必须协同一致。针对所谓的新媒体艺术的议题,笔者的目标是在当下后福特主义的情境中检测“解放性的新事物”。如果说,(新)媒体的影响力只能在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个体相互作用的方式中进行检验,联系麦克卢汉的相关理论,那么,不用考虑任何新“技术”,艺术解放力即被看作是消解共通感的变革力量。      

波普尔非决定论历史观批判

波普尔把批判理性主义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系统地提出了非决定论历史观。他认为,没有历史规律。只有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历史理论先于历史事实,历史理论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知识的增长强烈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无法预言,社会的进化不具有必然性;对社会建构的改造,必须拒绝历史决定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方法,抛弃整体主义的乌托邦蓝图。代之以他的社会学技术方法,实行逐步的社会工程。本文就波普尔历史观的这些基本点,简要批判于下。一波普尔把“科学的探照灯理论”推演到社     

超越现代和传统：发展的第三种模式

我们怎样理解世界(即我们形而上学的前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怎样对待世界。而我们怎样对待世界构成了我们的基本形态,这个形态影响着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整个文化也来源于此。本文区分了三种基本形态:第一种是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前物质主义社会或传统社会的形态,这是一种诉求的形态,即从超自然的资源中寻求帮助;第二种是物质主义社会或现代社会抑或非宗教社会的形态,这是一种工具主义形态,它主张按照人类的需要来主宰、统治和重塑世界;第三种是未来的(即将来的)后物质主义社会的形态,这些社会是后宗教的,但不是后精神的,它们的形态是让世界按照其本性自然发展,进一步说,是在人类意愿和非人类生命意愿之间寻找一种创造性的协同,参照道家的“无为”观点可以很好地阐述这种协同。     

波普尔社会历史观述评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是近现代科学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也是近现代历史哲学争论的核心问题。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基于科学主义立场,全面批判、诘难历史决定论的,首推波普尔。他把批判理性主义原则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系统地提出了非决定论历史观。他认为,没有历史规律,只有历史事实和历史解释;历史理论先于历史事实,历史理论只能证伪,不能证实;知识的增长强烈影响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知识的增长不可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也无法预言,社会的进化不具有必然性;对社会建构的改造,必须拒绝历史决定论,特别要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抛弃整体主义的乌托邦蓝图,代之以他的渐进的社会学技术方法,实行逐步的社会工程。     

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的几种进路

从伦理学方法与理论背景的视角来看纳米技术伦理问题,大体有四种研究进路:一,将伦理学还原为一种"恐惧的启示",并以此为导向反思什么是人类真正珍视的东西,呼吁中止纳米技术的研究;二,将伦理学还原为后果主义的评估和计算,将对伦理问题的研究看作是风险与利益的核算以及人类是否愿意接受这些风险的问题;三,将纳米技术放到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试图打开纳米技术发展的"黑箱",揭示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系,以求更好地理解纳米技术与社会文化价值观等的互动;四,提出伦理学要发挥主动引导而不是被动评价的作用,通过构建一个动态的、具有可行性的行动框架,参与纳米技术的社会建构。本文通过对纳米技术伦理问题研究方法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传统伦理学在高技术社会背景下的局限,提出高科技伦理的新的特征、意义和作用机制。     

基因技术、自然与社会失序 ——“敬畏生命伦理”视野下的《羚羊与秧鸡》

《羚羊与秧鸡》虚构了一个晚期资本主义极权政治、商业文化与技术垄断相结合的恶托邦后人类社会,精细地再现了多元的人性、技术垄断与个人意志的碰撞、后人类社会的社会失序与人为的自然秩序失衡、精神贫困与技术风险。通过毁灭性基因工程所触发的末世景象,小说艺术地再现了人类对现代技术的深刻欲望与恐惧,折射出由人性的恶、大公司的资本主义利润追逐与技治主义、个体与社会的精神性之扭曲、缺乏对生命的敬畏等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风险社会。文章通过小说家对人类未来的思考,探讨了“技术伦理的发展”滞后于技术自身发展的问题。现代技术在具体的政治、文化、经济体制中运行,它的存在本应是服务人类而非辖制人类。借助于“敬畏生命”伦理,启迪读者正确把握人类在与社会、自然关系中的自我定位,以比较完善的生命伦理原则来矫正后人类社会的缺陷,建构“以自然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诗意地栖息”的人类社会。     

“数字遗民”与数字赋能：数字时代技术伦理的困境与出路

技术智能时代已经到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境遇加速了现代社会的数字化转型,使日常生活更加依赖于数字智能。数字化生活在帮助我们更好防疫的同时,也带来了技术拒绝的困境,再加上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数字化与老龄化并行产生了大量被技术拒绝的“老年数字遗民”。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数字生活的常态化解构了传统社会生活的伦理结构,人的整全性遭到了破坏,人类难以在一起。面对技术成为拒绝主体而引发的伦理问题,应该从技术本身的价值重构和社会实体的适应性变革两个维度做出调整,让“数字遗民”能够重新进入共同体生活,使“我”重新成为“我们”。     

基层政治参与的理论范式及其限制

目前流行的以期理解公民在基层政治生活中的参与问题的相关理论模型有善治、制度/事件、理性选择、社会资本、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等。各种理论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论题,提供了鲜活的解释,但都各有其不足之处:源于公共管理学的善治理论范式与以提供解释为主旨的政治社会学在学理上存在内在的张力;社会资本理论范式自身存在“模糊性”;自由主义范式难以解释社会成员基层政治参与何以不足,社群主义还停留在对“集体主义”的伦理呼吁层面,理性选择范式在将个人主义方法论向群体共性行为的推进方面缺乏合理的“惊险一跳”。     

霍桑小说的视觉叙事与主体思想研究——以《红字》中珠儿的视觉建构为例

霍桑在其小说中大量运用视觉叙事，目的在于对话爱默生超验主义思想中的神性视觉体验，以及西方二元对立视觉中心主义思想。霍桑在塑造珠儿这一令人费解的女童形象时，运用视觉叙事手段从主体延宕、主体构建，以及主体间伦理三个方面入手，呈现了主体建构的视觉性特征，以及主体间视觉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心理、伦理内涵，解构了超验主义式的本质主义主体观。     

从“两个结合”看史华慈的毛泽东研究

史华慈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整体上呈现出态度理性、内容丰富、视角新颖、方法多样等特点,他不仅强调“学理化”,在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夹缝中推动毛泽东研究走向学术化,而且强调“多元化”,通过运用不同方法、不同视角图绘出毛泽东“人物肖像”,还强调“人文化”,基于人类社会共同关切的又“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探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普遍性”意义。当然,史华慈基于特定的知识背景、学科意识、价值旨归,其研究呈现出与国内不同的“异域色彩”,其中不乏误读与理论局限性。因而,我们应该从“两个结合”视角出发理解和把握史华慈的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