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阐释模式与意义生成的知识论考察

文本的意义阐释问题是文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过度阐释”“反对阐释”与“强制阐释”构成了文本意义生成的三种形态。首先,阐释学的知识内涵可以划分为方法论和本体论双重层面,分别涉及符合论的真理观与存在论的真理观。其次,中国当代阐释学对文本意义的生成展开了积极反思和持续建构。张江教授提出的“强制阐释论”涵盖“本体阐释”“核心阐释”“阐释大循环”等一系列具有创新性的概念范畴,实现了对阐释学方法论和本体论的融合,推动了当代阐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最后,中国学者对场外征用与文本意义生成、主观预设与文本意义生成、批评的公正性和批评的伦理性等问题进行了细致讨论,建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阐释学话语体系。中国当代强制阐释论是阐释学理论的重大突破,为文学研究与文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公共阐释论与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

公共阐释论强调阐释是公共的,阐释在公共空间展开,是公共空间中的相互理解与交流。公共阐释论提出了以普遍的公共性要素为前提,以人类普遍共同所有的语言、逻辑、知识等公共精神的积累为来源的阐释观念,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路径和方法论框架。在西方阐释学传统、中国阐释学发展的理论坐标上考量公共阐释论,可以进一步推动公共阐释论的理论探究。公共阐释论提出的理论观念如何更切实地成为中国当代阐释学理论建构的思想资源,公共阐释论提出的如何坚持阐释自觉,提升阐释水准等问题,还需要学界不断地挖掘与促进。     

论本体阐释的“公共性”与公共阐释的“本体性”

公共阐释论是在西方阐释学和中国古代阐释学的理论资源上提出的一种哲学阐释学。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学的"公共性"特征为公共阐释论的建构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公共阐释论以公共理性为根基以及对确定的认知真理性的追求则弥补了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本体论阐释在解决阐释结果确定性问题上的不足。本文认为,公共阐释论亦属于本体论阐释学范畴,其"本体性"主要体现在阐释的生成性、整体性、真理性特质。建立公共阐释论具有理论和现实上的必要性。     

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的辩证统一——贝蒂方法论阐释学中的“阐释逻辑”

长期以来,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本体论阐释学占据着我国阐释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意大利哲学家埃米利奥·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较少受到重视。其实,贝蒂的方法论阐释学理论在西方阐释学史上地位重要,它与本体论阐释学共同构成当代西方阐释学全貌。在贝蒂的代表性著作《阐释的一般理论》中,他将"价值"作为其整个阐释学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由此进而将客观性区分"理念客观性"与"实在客观性",指出阐释活动是通过"意义形式"为中介,追求"理念客观性"的辩证性与公共性过程。从"阐释逻辑"所要求建立的确定性、开放性、收敛性、可接受性等立场出发,对贝蒂阐释学理论基础部分的若干重要概念进行辨析,并借鉴其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丰富和发展"阐释逻辑"本身以及推动中国阐释学思想体系构建都具有启发意义。     

论清代杜诗阐释的本义复原特征

文章借用西文阐释学理论,去审视清代杜诗学,以期从另一视角对清代杜甫研究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当然,阐释学研究范式也并不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若机械地用之于杜诗研究,或有其大而无当之嫌,或有其削足适履之弊。因此,文章力图避免直接套用西文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方法论,而是根据杜甫研究自身的特性,做出超越一般阐释学研究范式局限的选择,进而对清代杜甫研究内涵的丰富性,特别是清人杜诗阐释的客观性追求做出尽可能深入的认识与梳理。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公共阐释论的演变、张力和裂痕

在《公共阐释论》一文中,张江针对公共阐释论提出了新概念,推进了中国阐释学的体系构建,展开了对当前现实文化的新批判。这种演变是公共阐释论走向成熟的标志,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阐释学的新发展。张江的公共阐释论内含人文性与科学性、非理性与理性以及个体性与公共性之间的辩证张力,从而具有合法性、包容性和阐释力,但其中内含的某些裂痕尚需进一步加以弥补。     

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中国古代文本阐释的双轨与多维

本文借鉴库恩“科学范式”理论，揭示我国古代文本阐释的诸种形态，并根据当代哲学解释学的理论思路，分析“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两种主体文本阐释范式的理性特征，进而肯认古代文本阐释学研究的现实意义。     

生态翻译学研究的生态范式及其效应

生态翻译学已成为翻译学发展的新增长点,也促成当代翻译研究的范式转换,并逐步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生态范式。生态范式开启了本体论、方法论、人本论与目的论等若干新的问题域转换,充分彰显了生态翻译研究的生态范式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具有深远的范式效应:它消解了翻译研究的简单性思维模式,建构一种整体的复杂性思维模式;推进了翻译理论、翻译模式与翻译实践有效的方法论融合;对争论的分析和辩驳为生态翻译学的生态进路提供了有力辩护与新的研究视角。     

库恩的范式论对心理学的影响

库恩的范式论对心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范式论引发对心理学科学性的争论与反思;范式论摧毁了科学主义心理学方法论的客观性根基;范式论启发心理学要加强理论探索,建构统一范式,转换思维方式,鼓励本土化研究.     

探寻现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化”阐释学——论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中国当代文学和文化研究在“新时代”的问题意识之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动态，“历史化”成为学界倡导的口号。然而对于如何实践，却有不同理解和路径。从贺桂梅等一些学者的近期研究来看，当前形成了三个研究热点的成果及其方法论意识：对1940—1970年代社会主义文学和文化的再解读、对1980年代文学的新探索、对21世纪以来文化现象的新阐释。而这种研究贯穿始终的是新的“建立中国(文化与政治)主体性”的意识，伴随着这种主体性建构自觉的是“认知中国”的清醒努力。在方法论上，这种文学分析和文化研究是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化”原则所要求的“反思性”和“总体性”为指导，来探寻新时代中国主体性建构的历史/政治阐释学实践，也是一场新一轮“重写文学史”的范式革新。为此所提出的“打开中国视野”“书写中国气派”的新思路、新论断，展现了新时代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的努力。这种在自觉的新研究方法指导下的领域重构，反映了当下中国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趋势。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

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论纲围绕研究总纲、核心议题、方法论基础和研究视角四个方面进行理论阐释。从总体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可以从时间、空间、内容、领导、社会、伦理、技术等多个维度进行理论建构和总体性阐释。从主题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围绕乡村治理体系的历史演变、乡村治理的基本经验、乡村治理中的若干核心关系和乡村治理体系的建构路径等作为核心议题。从方法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需要综合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分析法、系统集成法、学科交叉法、辩证分析法和比较研究法。从视角论分析，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从历史视角、文化视角、政治视角、伦理视角、法治视角、技术视角六个方面进行理论建构。     

中国古籍阐释历程及中西阐释异同

中国古籍阐释从某种角度上讲就是中国经学文献的阐释。而阐释一词并非出自中国本土理论、而是源于西方文论。西方的阐释学（或诠释学）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的具体实际有出入。文章从历时角度剖析中国古籍阐释历程,阐发阐释学义理,从古今文学阐释异同、宋学阐释、目录学著作和个人知识积淀四个方面梳理中国古籍的阐释角度。并从共时层面将西方存在主义阐释理论与中国古籍阐释相比较,以指明中国古籍阐释历程中拿来主义倾向,并强调立足我国古籍本身,还原中国式古籍阐释。     

大社会观视域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再发现

“大社会观”之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具有元理论层面的决定性意义。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要在历史维度接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传统,二要在实践维度确立面向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发展目标,三要在学科维度明确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内涵,由此方能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建构基于大社会观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范式,需要推进“学科发展史—基础理论—交叉应用”三个维度的研究,从而推动形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走近与走进:两种文学史论的描述研究

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与文学对话的文学史论是本世纪50年代至今,我国文学史界影响最大的两种文学史研究的观念论和方法论。意识形态的文学史论将文学史的目的设立为对文学规律的揭示,力求运用主体认知功能,通过认识活动建构文学史,认识论方法和社会学方法是其主要的方法论构成。文化对话的文学史论则将文学史建构视为当代文学经验与文学史实的对话,追求在直觉、领悟和阐释的个体语境中显现文学规律,视文学史研究为在文化学方法的运作下,传达当代文化价值与文学经验的表意活动。两种文学史论各具有历史存在的合理性,同时又存在着重大缺陷。对它们的反思与扬弃将可能使我们产生新的文学史论。     

党的十七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研究述评

党的十七大以来,理论界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内涵、动力、实践、成就、范式等展开了研究.但仍然需要对理论创新概念、历史、方向、方法论、体制机制等进行深入探究,其中关键的是从中国理论建设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学术话语体系.评述现状,认识不足,总结经验,对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文学理论对文学的理解和阐释

把中国古代论资源与西方理论模式完美地结合为有“特色”的中国当代论,是学理论界关于“建设”话题多番讨论后的共识。本认为“建设”的前提是对当代论本体论的追问和方法论的定位,当代论必须回到中国特定的化语境中,回到学事实中,从对学的感性理解和理论阐释中获得逻辑体系、思想能力和学术品位,还原学理论的人主义本质,使当代论真正实现其研究学的理论意义。     

论政治理性主义视阈中的"历史终结论"——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研究

政治理性主义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一种理论范式,其理性的政治原则和"完全和解"的政治秩序立场成为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重要方法论.政治理性主义的现代性理论弊病,使福山政治哲学沉沦于现代形而上学的困境而受到多方指摘.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方法现实又逻辑地推断出来的"世界历史"观必然扬弃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并最终真正地形成对福山政治哲学方法论的批判.     

从个体阐释到公共阐释——论“阐释学循环”概念的发展演进

公共阐释论的提出使阐释学理论得以深入探寻和揭示个体阐释向公共阐释的上升过程。阐释的公共性来源于多个理解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之间的交流和融合,因此关注公共阐释必关注如何从一个理解者的阐释拓展至多个理解者的阐释。要解决阐释从个体到公共的提升过程须进入文本意义产生的底层逻辑,深入剖析阐释学循环作为文本意义产生的方式和规则是如何发展和演进的。阐释学循环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内在于文本对象的阐释学循环、内在于文本和一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及存在于文本和多个理解者之间的阐释学循环。分析阐释学循环在三种类型间的发展和演进,对个体阐释上升至公共阐释的阶段性跨越有着基础性的论证意义。     

修养工夫与经典阐释--朱熹阐释思想研究之一

朱熹的阐释思想一方面承认包括偏见在内的种种理解之蔽是阐释者的存在方式,不可能由阐释主体完全意识与自由支配,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长期自觉的修养工夫可以提升阐释主体的存在方式,从而逐渐去除理解之蔽.将修养论与阐释理论紧密结合起来,是中国阐释思想的一贯传统,为解决阐释学理论中偏见的地位与性质、主体与存在的关系等问题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西方阐释学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