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部协作教育组团帮扶的模式转向与本土建构

东西部协作背景下的“组团式”教育帮扶，意指由对口协作的东部地区根据西部贫困县教育帮扶需求，组团选派支教团队和培训指导团队，通过按需帮扶、协同用力的方式，专门针对一个贫困县或一所薄弱学校实施管理输入、示范引领和培训指导，进行“重塑性”和“植入式”帮扶的模式。此模式摒弃了单打独斗的传统帮扶弊端，能够实现帮扶理念从单独到合作、帮扶主体从一元到全员、帮扶内容从支教到管理、帮扶目标从扶智到志智双扶、帮扶结果从输血到献血的转向，并从“好组织+好党员”“好机制+好团队”“好老师+好学生”“好资源+好平台”四个层面对中国教育帮扶的运行逻辑进行建构。随着东西部协作的深入推进，为进一步助推受扶地提升教育治理能力、实现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方面要从帮扶团队、帮扶对象、帮扶周期、帮扶效应方面优化已有的帮扶模式，另一方面要站在更高的层面，关注东西部之间“组团式”教育帮扶的协同治理。     

论中国特色的结对治理：以东西部协作为例

近年来,具有“结对子”特点的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驻村帮扶等帮扶实践,使结对治理日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治理范式。结对治理以结对关系建构为抓手,表面上是帮扶方与被帮扶方两方分工协作关系,实则是三方委托代理关系,是权威主导下的非均衡主体间定向合作过程,结合了合作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性治理与网络治理等各类治理范式的优势特点,发挥了中国制度凝聚社会分散资源实现国家统一协调发展的效能,是中央实现社会公平的结构化治理模式。东西部协作的实践表明,基于政治权威引导、治权结构延伸、价值认同激励三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央在建构东西部支援关系、扶贫关系、发展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中心任务、项目运作、绩效考核,让发达地区帮扶欠发达地区,逐步实现东西部区域之间的均衡发展。     

协同治理视域下东西部劳务协作研究

劳务协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普通务工“零散、自发、盲目、单一”不同,东西部劳务协作是以“政府主导、政策引导、市场参与、社会支持”为模式的一种务工形式,是一种有组织、有规模、有市场的务工对接,在我国不同减贫治理阶段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协同治理视角来看,我国东西部劳务协作呈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制度协同、东西部地区的合力推动、东西部劳务公司的组织输出和稳岗就业政策的正向激励等实践逻辑,在共同富裕阶段需通过探索新型就业服务模式、优化劳动力市场空间、提高稳岗就业成效、促进劳动力双向流动等举措来加以优化。     

驻村干部和村两委的协同治理

驻村帮扶是我国脱贫攻坚实践中党和政府采取精英下沉方式主动介入乡村以改善村庄治理现状的重要制度安排。通过选派优秀干部嵌入乡村治理,驻村干部作为行政嵌入型治理力量构成国家重塑乡村治理秩序的重要手段,与乡村自治型的村两委形成分别代表国家正式权力和基层自治力量的“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作为对当前中国极具特色的驻村帮扶实践的经验总结,“双轨并行”治理格局使运行于外力轨道的驻村干部和内力轨道的村两委在村治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共同形塑乡村协同治理的组织培育、争资跑项、文化建设、调解纠纷等实践样态,其生成机理与组织结构嵌套、产业资源竞合、文化价值建构、角色主体互动等因素密切相关,对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具有重要意义。     

耦合视角下基层党建引领乡村共治的逻辑、张力和路径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和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基层党建单向“嵌入”乡村治理模式的局限性不断凸显,而通过“耦合”多元治理力量以引领乡村共治的模式具有重要的价值意蕴。在乡村共治的过程中,基层党建发挥引领作用,耦合乡村多元治理力量,不但能促进乡村善治,同时又可以提升基层党建的引领力,从而将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在耦合视角下,基层党组织通过价值耦合、利益耦合、权力耦合等机制实现引领乡村共治的目的,但现实中存在文化、经济、政治等三重张力,具体表现为价值追求的失范、资源分配的失序和治理权力的失衡,需要基层党建通过价值耦合以重塑乡村“公共性”价值共识、利益耦合以构建共创共享的利益共同体,权力耦合以构建上下连通横向协作的治理结构,从而引领乡村共治,助力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目标下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机制创新研究——基于区块链技术

随着西部农村脱贫攻坚任务的完成，缩小东西部地区发展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将成为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工作的主要目标。结合协同理论与区块链技术特点，构建了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的多方组织体系框架，根据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支援的主体角色转换、沟通机制转变和工作内容创新，提出了以下建议：用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组织模式，充分发挥对口支援组织链上参与主体作用，扩大社会资源的来源面与帮扶面；用数据、信息公开透明与可追溯性特点，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双方资源与产业优势合理匹配；用多领域、多层面人员往来与交流，下沉基层组织工作，建立多层级、全方位、立体化的对口支援帮扶模式。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均衡视角下东西部协作与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以脱贫攻坚时期结对帮扶为例

作为脱贫攻坚时期的特色制度安排,东西部协作在实现“先富帮助后富”、促进区域均衡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基于2013—2020年县域配对面板数据,将2016年“携手奔小康”县域结对帮扶行动视作准自然实验,通过测算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综合评价东西部协作对县域高质量均衡发展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东西部协作显著缩小了协作双方的全要素生产率差距,但资源与环境约束后,东西部协作的效果不再显著;(2)东西部协作通过促进跨区域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缩小县域间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差距,进而缩小了县域发展差距,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潜在污染排放转移效应,也对以绿色可持续为导向的县域均衡发展产生了阻碍;(3)当协作双方的初始经济距离越大、产业结构越接近时,政策效果越明显。建议继续坚持实施东西部协作,制定差异化的结对帮扶措施,注重欠发达地区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并修订完善多维考核体系。     

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区域行动与治理策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推动现代化的模式分析

区域性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是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战略。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采用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模式,先后经历了“民间组织局部合作”“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和“嵌入性一体化发展”三个阶段。如今,迈向了“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阶段,治理模式也从协同治理转向了元治理。经过30多年的发展,长三角职业教育高质量一体化成效明显,但行政管理的“漏斗式竞合关系”、经济发展的“诸侯式分布格局”,以及社会网络的“捆绑式合约链接”制约了长三角职业教育的协同治理,也延缓了高质量一体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因此,长三角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要建构实体性嵌入的制度框架、重构统一性尺度的标准体系、打造多样化类型的办学格局、创新校企“双元”的协同育人机制、优化重点性支撑的政策保障。     

协同治理视域下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的路径

在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形势下,社会矛盾与冲突进一步复杂化与尖锐化,社会治理的难度日益增强,越来越需要发挥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治理的优势。尤其是积极应对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产生的各种矛盾与冲突,要在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下推进政府“统管”向政府“治理”转型,建构一种协同治理体制格局。作为一种体现“官民共治”之善治精神的治理形式,协同治理是未来治理创新的战略选择。     

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机制演进与行动路径——以1996年至2022年间闽宁协作为例

东西部协作为缓解西部地区温饱问题、消除绝对贫困与缩小区域发展差距贡献了重要的制度力量。不同于已有研究多从府际合作及横向转移支付视角探讨对口支援与东西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实践过程，本文构建了迈向共同富裕的东西部协作理论分析框架，并引入制度性集体行动分析框架对各阶段东西部协作的协作困境与机制演进展开整体论述。基于闽宁协作1996—2022年联席会议纪要与调研事实，总结出达成发展共识、互学互助、产业协作、人才交流与社会动员等五个行动路径，并对如何助力形成益贫性经济增长、包容性社会发展和多维度扶贫开发的可持续减贫格局进行分析。这些发现既有助于启示发展中国家未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贫困协同治理，也可为中国在共同富裕目标下进一步优化东西部协作制度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参考。     

从脱域到复嵌：智媒时代网络空间现代化治理新路径

网络空间治理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议题，也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要求。现代性背景下的网络空间符合吉登斯所提出的“脱域”特征，基于脱域机制的运行，网络空间呈现无规范的真空、技术的超前性和管制的滞后性错位，社会话语杂芜与群体极化现象，以及圈层凝结、主流价值难以引导，社会共识的解构与离身等现代性扩展的一般规律特征。因此，反思中国社会转型期网络空间的秩序治理问题，需要将“嵌入”纳入网络空间治理过程，通过政府、平台、用户等多主体嵌入实现协同治理，打造网络空间治理的共同体；在媒介可供性背景下通过场景嵌入以一摄多凝聚社会共识；同时引入涡轮模式打造智慧化治理体系，最终通过“嵌入”理顺现代性逻辑，形成多主体外部治理、涡轮模式内部治理、场景机制勾连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玉米颗粒堆积特性的离散元法模拟研究

以广西连片特困山区一个民族乡的精准扶贫实践为分析对象,考察了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的嵌入性机制。教育扶贫相对复合了一般扶贫行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逻辑,在乡村遭遇师资主体的流动、村社传统文化羁绊、家庭生计转型等多重结构性要素影响下,教育扶贫通过规则、主体、资源三个维度嵌入基层治理。从扶贫到贫困治理再到基层善治,只有提升并彰显村社、家庭与农民的“本位主义”,教育扶贫与基层治理才能共同实现主体性发展。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政府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官僚制的传统政府治理范式逐渐失效,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也推动着各国政府职能的转变。在中国,封建社会传统“家天下”的治理模式和儒家等级思想导致社会缺乏民主的基础,“全能型政府”制约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而阻碍了政府治理变革的进程,以后工业文明为基础的治理模式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因此,需要经济、行政和政治体制改革相互配合,进一步培育社会力量,构建“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建立“管理-服务型政府”和“强政府-大社会”的治理结构,以逐步实现善治。     

“项目进村”对村庄治理机制的重构

“项目进村”是实现乡村产业振兴与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交易成本理论和治理机制的协同效应理论,结合安徽省YQ乡的案例分析,解读“项目进村”何以成功,并分析生产型治理对乡村治理机制的重构。研究发现：生产型治理通过发挥科层机制与合约机制的协同效应,能够降低项目的交易成本,实现“项目进村”;当合约机制的交易成本更低时,就会引致对科层机制的替代,但是当交易的非市场化程度较高时,就会不可避免地选择科层机制。科层机制是村庄“有项目”的基础,而合约机制的嵌入能够避免科层机制治理目标的异化,使得进村项目“得以落地”;合约机制是项目内生性嵌入村庄的过程,而通过与科层机制间的协同,能够避免合约机制治理能力的弱化,使得落地项目“得以持续”;通过生产型治理,可以从治理主体、产权结构、分配结构等方面打通乡村治理的关键痛点,为“项目进村”打下坚实的治理基础。     

行政借道与浮动生长:政府主导型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的双重逻辑

社区基金会的产生与发展是我国社区治理体制创新的一种尝试。在中央和地方制度驱动下,政府成为推动社区基金会生成和发展的主导性力量,旨在通过社区基金会的“社区性”与“公益性”优势回应社区治理难题。区别于传统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模式,政府对社区基金会采取借道的行动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在发展实践中则逐渐形成浮动式的自主生长逻辑。借助“行政借道组织”的分析框架发现,政府在助推社区基金会参与社区治理时形成压力驱动、功能补位、制造绩效的行政逻辑,而社区基金会则通过组织外形化、造血式发展、依附式嵌入等策略参与社区治理,二者形成共生互补型关系。这种共生互补型关系的内在机理在于:政府与社区基金会之间的目标契合作为生成内驱力(利益机制),朝向社会化的合作供给与服务机制作为发展内驱力(社会机制),以及政府主导下的组织借力与治理创新作为成长内驱力(吸纳机制)。社区基金会的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助推第三次分配机制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进程。     

民间社团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的关系

民间社团的发展与政府治理模式演变之间存在密切关系。民间社团的初步发展为＂小政府、大社会＂政府模式的形成提供必要条件;民间社团的勃兴促进政府治理模式转变,使得善治成为其追求的直接目标。民间社团是伴随着中国政府治理模式的逐步转变而日益发展的,民间社团的发展对中国追求善治的政府治理目标起到正向的推进作用。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社会交换理论视角下“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研究——基于山东省J市S村的单案例分析

乡村治理是“中国之治”的重要内容和党在农村的执政之基,而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支撑乡村治理体系的脊梁。本文采用深度访谈和跟踪观察等方法,基于山东省“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案例分析,深入揭示党建嵌入“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的作用逻辑及影响。研究表明：参与乡村治理的村党组织领导班子、普通党员及村民群众在党建嵌入的基础上形成了通过强化党组织领导班子以带动全体党员、共同促进村民自治的长期稳定社会交换关系,身份主体定位分别向“标杆型”“服务型”和“自治型”转变,共同推进乡村善治。在此过程中,村集体经济发挥着主体间利益协同机制的黏合剂作用,是形成并维系长期稳定的“金字塔”型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力量。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 与合作治理概念及其关系辨析

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等新型公共治理范式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大意义。通过考察协商、协作、协同与合作的基本含义,利用内涵、外延、内容以及特征等四个维度对协商治理、协作治理、协同治理与合作治理进行概念辨析,最后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与治理机制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