挫折经历如何影响公众安全感?——基于10个城市调查数据的分析

公众安全感是衡量城市公共安全状况和评价政府对城市公共安全治理成效的一项重要指标。本文基于“挫折-侵犯”理论和差异化的信任机制模型构建挫折经历对公众安全感的影响路径，采用“2019年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公众安全感呈现出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二维特征，公众遭遇挫折经历不仅会直接降低社会安全感，而且通过降低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政府信任、政策认同和社会公平感在社会安全感的影响路径中存在差异化效应，表现为政治信任的“对称性原则”和政策认同的“不对称性原则”。社会公平感成为挫折经历降低个体安全感和社会安全感的重要桥梁。因此，培育风险沟通机制，拓展政策信息获取渠道，增进公众的政策认知能力，构建风险分担和利益分配机制，对保障公众的安全感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跨临界CO2热泵高压侧最优压力的实验研究

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对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分化（身份认同和地域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结果呈现“边缘—过渡—融合”3种不同的形态,不同因素对流动农民社会认同结果的影响存在差异：与人力资本相关的个体特征和政策制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身份认同影响显著;本地社会关系、居住方式、社会保障和外群体态度因素对流动农民的地域认同影响显著;居住时间与家庭因素则对两个维度的社会认同都产生了影响。在社会认同范畴的结果分析上,流动农民的社会认同整体上呈现出从边缘到融合的分化状态,不同社会认同范畴之间依然存在内群偏好与外群排斥。因此,提出应持续关注中国流动农民产生分化的社会现实,并需进一步推进城市管理政策的完善及对流动农民关系认知的改善。     

政治态度的家庭代际传承——基于265对亲子样本的分析

政治态度的代际传承是一个混合了政治态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的综合性机制。国外在政治态度的代际传承研究上已经取得不少成果,而国内鲜有研究。笔者以265对亲子样本为研究对象,探索性地分析了政治态度家庭代际传承存在的可能性以及可能的作用机制。对政治态度的分析从一般社会态度、基础政治态度和具体政治或政策议题的态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发现,在一般性社会态度和基础性政治态度上,中国人政治态度的传承较为明显,而在具体的政治或政策议题上,这种传承则因议题不同而有所不同。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发现在亲子态度的传承机制上是通过“父母人格—子女人格—子女态度”的路径产生影响,而非“父母人格—父母态度—子女态度”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文章对今后中国人政治态度代际传承的研究重点做了探讨。     

社会建设的失误是苏联解体的重要社会根源

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失误是导致苏联解体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根源,主要表现在:强大国家机器对社会力量和民众利益的压制,导致国家与社会之间产生严重的结构性矛盾;扭曲的社会阶层结构与僵化的社会流动体制,限制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活力;社会主义信仰缺失和社会认同危机,导致人们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产生严重的信任和认同危机。苏联解体的社会建设根源是世界社会主义应铭记和吸取的重要历史教训。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困境探析——基于信任的视角 

信任作为重要的社会机制具有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维系社会秩序、增进身份认同与社会融合等功能。其中人际信任、组织信任与政治信任分别构成人们身份建构的基础、融入城市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认同的基础。现代化所带来的社会流动加剧与社会利益分化,摧毁了传统社会信任结构。新生代农民工作为转型时期的新兴特殊群体也因此陷入了人际信任缺失、组织信任匮乏与政治信任低下的裂痕之中。当信任的裂痕没有及时得以修复,新的社会信任体系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时,这就导致新生代农民工陷入身份建构与政治认同的困境。     

社会分层对大学生政治认同影响的实证研究

大学生政治认同是大学生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产生的情感和行为,对大学生个人的政治社会化和国家的政治文明建设意义重大.本文基于调研数据,通过出身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差异来分析社会分层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调研发现出身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之间的确存在着政治认同差异,但这些差异并未显示出规律性或倾向性,说明社会分层对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不具有决定性.高校应重视不同社会阶层家庭的大学生在政治认同中的差异,深化思想政治教育并提高教育的针对性.     

阶层分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障碍性因素

社会阶层分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带来了严峻挑战.社会阶层贫富悬殊过大,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不均衡,领导干部阶层中的腐败问题,阶层间不信任的政治心理以及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都是制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认同的障碍性因素.要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必须下大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使民众切实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从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正深入人心.     

中国城镇社会的阶层分化与阶层关系

社会阶层结构是社会利益、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最重要的基础之一。利用2003年度GSS调 查数据,对中国城镇社会阶层的分化和阶层间关系的分析表明,在资源与机会、社会交往、社会评价、阶层认同 和职业流动上,阶层间的分化日益明显。一个和谐的社会并非一个不存在社会阶层,不存在阶层间不平等、阶 层间冲突或矛盾的社会,而是一个能够整合不同阶层的利益、控制阶层矛盾和冲突的社会。     

从传统到现代: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的生成与变迁

不同历史时期,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公信力有着不同的生成路径:传统社会时期,民众对基层政权的信任主要体现为对有地方基础和影响网络的地方精英的认同而非自上而下的正式官僚组织与成员,地方精英对地方利益共同体的建构是维系这种非正式权威关系的关键;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农业生产合作化塑造的高度集体主义以及对领袖个人魅力的崇拜,共同构筑了基层公众对新政权强烈认同与信任的来源;公社全能主义治理结构下的政治信任,公众更多是一种敬畏的心理而不是发自内心的政治认同;乡政村治时期的基层政权,信任基础面临土地经营体制变革、税费改革、农村市场化进程以及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日益原子化所带来的利益和价值认同资源流失的双重冲击.     

倒逼与反倒逼：精准扶贫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

以贵州T县与河南C县的精准扶贫政策实践为例,研究发现精准扶贫基层实践中,因责任推卸、僵化服从和模糊治理等科层制体制惰性,导致了政策“变通”、政策“悬浮”和“边缘人”谋利等问题,自下而上倒逼着地方政府进行扶贫体制机制的改革。地方政府出于政治压力与社会压力,通过运动式治理的方式,整合体制力量与社会力量,再造了精准扶贫的组织结构和识别流程等,有效地在反倒逼中实现了扶贫体制机制创新和扶贫政策的纠偏。精准扶贫由“非精准化”向“精准化”的变迁过程,根本上反映了转型期国家治理中存在自上而下体制认证的不足和自下而上社会认证的缺陷,需要整合体制与社会力量,建立体制——社会交叉认证模式,以提升国家认证能力,实现精准扶贫的精准化。国家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体制与社会力量在国家认证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有助于从国家与社会合作互利的视角探索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实践路径。     

社会流动与人际信任：基于 CGSS 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探讨社会流动影响人际信任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社会流动通过“经济”效应和“道德”效应这两种机制间接影响人际信任,但这两种效应对人际信任起作用的方式是不同的。“经济”效应对包括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在内的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同样的效应,它强化了向上社会流动对人际信任的提升作用。但“道德”效应对熟人信任和生人信任这两类信任的间接作用却表现出与“经济”效应明显的不同,它对熟人信任无显著性影响,而对生人信任却有非常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研究还发现,不同社会流动类型对人际信任表现出了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社会流动角度考察人际信任形成的内在机制,不仅能够为人际信任研究提供新视角,也能为寻求转型期人际信任的提升和重建提供启示。     

“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基于全国样本的多重中介与调节模型分析

功能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的主要方法在于预防和控制犯罪，降低犯罪率与提升公众安全感；而表达性模型认为，提升警察信任更应注重维护社会正义与社区凝聚力。基于提出促进中国警察信任度提高的理论模型，提升公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现国家和社会整体安全的最终目的，采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功能性-表达性模型”与中国警察信任关系的结果表明，功能性模型与表达性模型内部因素之间存在显著路径关系，同时功能性模型显著影响表达性模型指标进而改变公众对警察的信任程度。经调节效应分析后发现，主观社会阶层负向调节被害经历到犯罪恐惧感的直接路径，社交媒体使用负向调节犯罪恐惧感到警察信任的直接路径；在主观社会阶层和社交媒体使用的共同调节作用下，“被害经历→犯罪恐惧感→警察信任”中介路径效应值，随社交媒体使用频率的提升而增大，随主观社会阶层的升高而减小。     

现阶段中国农民阶层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分析

农民是我国社会阶层中人数最多、政治取向最复杂的一个社会阶层。农民阶层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是国家制度创新与政策设计的重要基础。本文采用实际调查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取得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对现阶段农民阶层的政治态度与价值取向进行了理论分析与探讨。     

我国社会阶层变化与构建和谐社会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将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带来收入差距拉大、贫富悬殊、社会矛盾突出、不稳定因素增多等新的问题。协调各社会阶层利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各社会阶层共享成果的社会物质基础,运用政策引导社会阶层结构日趋合理化,建立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和社会利益协调机制、缓解社会矛盾等。     

西北地区进城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机制研究

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是农民工市民化深度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西北地区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农民工职位上行流动和职位上行流动度两个logistic基础模型,探索影响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的重要因素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不同要素对西北地区农民工就业职位的上行流动影响机制不同,并且在西北各省内就业、西北地区间跨省就业及西北外地区就业的选择与获得路径上存在明显差异。西北地区各省要围绕农民工就业职位上行流动特征及机制,加强农民工就业的区域合作,制定促进农民工就业质量提高的有效政策。     

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对男幼师生专业认同的影响

本研究探讨了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对男性幼教师范生专业认同的影响机制,采用问卷法对761名幼师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男幼师生的专业认同、专业效能感、学业成就显著低于女幼师生,而职业性别刻板印象水平显著高于女幼师生;职业性别刻板印象能显著负向预测男幼师的专业认同,职业性别刻板印象影响专业认同的路径包括：（1）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直接影响专业认同;（2）通过影响专业效能感间接影响专业认同;（3）通过影响专业效能感来影响学业成就进而影响专业认同。基于上述影响机制本研究提出如下心理干预策略来促进男幼师生的专业认同发展：第一,通过教育淡化性别差异认知来降低社会文化中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第二,学校可减少物质文化环境设置上的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线索;第三,采用自我价值肯定干预、性别角色干预、内隐能力观等干预策略改变男幼师生的社会认知以抵御职业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     

社工职业认同度与社工专业能力发展探究

以广州市的社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社工职业价值观、情感、技能等因素分析,发现目前社工职业认同度总体水平比较高;而行业整体发展程度、所在机构的管理水平、职业薪酬、所处团队关系、职业声望与社会认同、职业晋升渠道及职业前景等是影响社工职业认同的重要因素,职业薪酬并非是影响社工职业认同的首要因素。多元回归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社工职业认同与其专业能力发展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职业认同低的个体,抱有负面情绪,面对工作持有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在职业上出现倦怠现象,进而影响了其专业能力的发展。反之亦然,对于职业持高认同态度的社工,则会选择积极的工作方式,不断地学习和提升自我的专业技能。最后,从政府与社会、社工机构、学校、个人四个层面提出提高社工的职业认同度的对策,以维护社工队伍的稳定。     

基于职业选择视角的大学生群体与新社会阶层关系研究

调查发现,大学生群体的发展与新社会阶层存在一定关联。新社会阶层影响大学生的职业发展规划、职业选择期望、地域选择。新社会阶层与大学生群体存在着主观认识模糊、客观相互需要和长远相互影响的关系。     

革命老区跨省旅游合作意向的驱动机理——有调节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

探索革命老区跨省合作的驱动机理对新时期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增加合作激励政策、感知利益和信任3个额外变量,并以合作风险感知作为调节因子,构建区域合作有调节的复合式多重中介模型。文章以合作主体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获取基础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合作激励政策能正向影响感知利益、信任、合作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驱动革命老区跨省合作意向的形成;感知利益与合作态度在合作激励政策与合作意向之间发挥链式中介作用,是驱动革命老区跨省合作意向形成的主路径;在合作激励政策的推动下,信任通过合作态度、主观规范或知觉行为控制均能与合作意向建立积极联系;合作风险感知会弱化合作政策通过感知利益与合作态度或信任与合作态度对合作意向的影响路径;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对合作意向的影响受合作风险感知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基于中产阶级类型化的比较分析

中产阶级对国家社会政治运行有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中产阶级的发展有着类型化特征,其行为与意识备受关注。利用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以及不同类型中产阶级在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上的差异可以发现,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并非是后卫的,相比于非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更强、公共参与度更高,但中产阶级与非中产阶级在意识上的差异要大于在行为上的差异,这表明中产阶级的公共意识未能有效转化为公共参与。在中产阶级内部,新中产阶级、体制内中产阶级有着更高的政治效能感与投票积极性,其公共意识与公共参与显著高于老中产阶级、体制外中产阶级;且体制内中产阶级与体制外中产阶级间的差异要大于新中产阶级与老中产阶级间的差异。在当下中国,造成中产阶级内部政治态度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