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女职工家务劳动繁重的微观分析

不久以前,四川省妇联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同志,在自贡市、内江市、德阳市、达县地区、万县地区对1544名城乡已婚妇女进行了家庭情况的抽样调查,发现有49.3%的城市家庭主妇和18.9%的农村家庭主妇认为最苦恼的事是家务劳动繁重。我们重点对自贡、内江、德阳三市各行各业的352名已婚女职工做了家务劳动现状的分析,发现她们每天人平均家务劳动时间是4.42小时,其中,中年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间比青年、老年妇女长,平均每天是5.22小     

双薪家庭的家务性别分工：经济依赖、性别观念或情感表达

基于２０１０年第三期中国妇女地位调查数据的分析显示,城镇家庭的家务劳动分工具有“女性为主,男性为辅”的特征。研究表明,经济依赖关系、工作时间、性别角色观念均显著地影响着两性的家务分工,但其影响机制存在差别。对于男性而言,经济上的独立与成就对于其家务劳动投入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工作时间与性别角色观念,这些要素均相对独立地发挥作用,男性家务劳动的承担不存在“性别表演”。对于女性而言,纯粹的经济独立（对配偶收入的依赖程度、本人的绝对收入状况等）并非其家务劳动投入的最好预测,性别角色观念也不独立地对家务劳动参与产生影响。部分女性的家务劳动在经济依赖与性别角色观念交互影响下存在着形态与效应各异的“性别表演”。这一特征揭示了两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经济地位与社会文化期待交互影响的形塑作用。     

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基于中国东中西部面板数据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劳动力流动和收入分配的相关研究进行综述,并基于1989～2008年中国各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STATA10.0计量软件,建立联立方程组,运用似不相关方法实证研究农村非农就业对中国区域城乡收入不均等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农村非农就业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省际间城乡收入不均等;从中国东中西部各地区实证结果看,农村非农就业有利于缩小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不均等,但扩大了中西部地区城乡收入不均等,且农村非农就业对西部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程度远高于全国和东中部地区。     

“女主内”,女人自己的选择

女人与男人结婚成家以后,谁会理多地承担家务导动（主内）、谁又会受分地承担社会劳动（主外）呢？尤其当家务劳动写社会劳动发生矛盾时。为了最大限度地增进家庭福利,一个正常的氛庭会让夫妻中挣钱能力相对较强的一方较多地从事社会劳动;让挣钱能力相对较弱的一方较多地从事家务劳动;如夫妻双方获得经济收入的能力相当,夫妻双方会倾向于平着力担家务劳动与社会劳动。社会劳动相对复杂,劳动者必须竞争上岗,需要较长的教育语训时间和较高的人力资本投资;家务旁动相对阎奉,劳动者无须竞争,R需较短的数目给训时间和较低的人刀资不投…     

收入如何影响中国夫妻的家务劳动分工？

在市场劳动领域的性别隔离程度快速下降的时代,是什么因素使得传统主义的家务劳动性别分工模式得以延续？既往研究将原因指向性别差异依旧明显的个人收入,但学界在收入对家务劳动分工的作用机制与作用方向上存在明显争议。通过对CGSS2012数据的考察发现：妻子对配偶经济依赖的下降会减少其家务劳动比例,二者关系不受个人及配偶绝对收入的影响;配偶绝对收入的加入使得经济依赖与丈夫家务劳动比例的联系从线性负相关关系转变为倒“U”型曲线关系。上述发现对于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收入与劳动性别分工的关系提供了更为准确与具体的证据,并预示了一种不同于已有理论与经验研究的联系性机制与行动策略。     

Development Strategy,Urbanization and the Urban-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本文从政府发展战略的视角,研究中国城市化滞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原因。结果发现,旨在鼓励资本密集型部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造成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的相对下降,进而延缓城市化进程,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以技术选择指数作为政府对资本密集性部门政策倾斜程度的度量指标,利用1978-200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还发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规律。     

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基于区域差异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分别从全国、省际和八大经济区域三个视角出发,利用全国及31个省级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采用城乡居民总收入相对差距系数及其相应的分解方法,对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进行比较与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四种分项收入的不平等效应不但具有性质与大小的差别,而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从影响性质来看,经营性收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而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则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从影响大小来看,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依次呈递减状态.同时,通过区域间的比较,我们发现各分项收入的城乡不平等效应在不同的地区具有不同的表现.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文章以泰尔指数为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选取2000—2011年全国31个省居民收入数据,比较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泰尔指数、城乡间和城乡内的泰尔指数,并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家务劳动分工和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婚妇女就业率越来越高,特别是近20年来女性参与社会生产劳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趋势。但是这些劳动妇女仍然要承担大量的家务劳动。过去很多学者的研究都集中在个人或夫妇双方的特殊因素对家务劳动分工的影响,而学者们普遍认为,宏观层次因素对家务劳动的分工有着重大影响。本文旨在研究宏观层次的性别不平等。美国的社会学家对22个工业国家的家务劳动分工的研究表明,性别不平等对家务分工有较大的影响。国家之间的性别不平等差异,如在工资、职业升迁轨迹、性别意识、政治权力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影响到家务劳动的分工。例如…     

中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相关性的实证研究——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的考察

本文基于1992—2009年经验数据,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E-G两步法、协整分析、误差修正、GRANGER因果关系等方法就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与消费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会导致城乡消费差距的扩大,并使农村消费需求增长缓慢;而城乡消费差距的存在又会引致城乡财产性收入分配的进一步失衡,并通过城乡财产性收入与消费差距之间的相互叠加与强化对居民消费产生持续的负面冲击。据此,本文提出缩小当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让有恒产者有恒心＂,提振农村居民消费信心的相关对策建议。     

外出务工背景下夫妻资源对农村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基于巢湖市居巢区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年对安徽居巢农村居民调查获得的数据,分析了外出务工背景下的夫妻资源对女性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出妇女比未外出妇女对丈夫分担家务的家务分工期望更高,且女性本人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家务分工期望有显著影响。外出务工经历与夫妻资源的交互作用表明,随着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约束作用减弱,外出务工经历增强外出妇女的夫妻教育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外出务工经历没有增强外出妇女的收入资源对家务分工期望的影响效应。     

影响城镇女性就业的微观因素及其变化：1995年与2002年比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大幅下降。本研究利用1995和2002年“中国城镇居民收入调查”数据,检验了教育获得、家庭责任（婚姻和子女）和家庭经济状况三项个人或家庭因素对女性就业决策的影响以及它们效应的变化情况。研究发现,在1995年至2002年间,教育的正面效应变小,即教育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下降,但婚姻和家庭经济状况对女性就业的影响力上升。对照1995年, 2002年时家庭收入高的已婚妇女更有可能不工作,表明这是城镇女性就业决策走向理性化的一个过程。另外,作者并不认同“沮丧的工人”观点,认为失去正式工作的低收入家庭女性因生活所迫更可能进入非正式劳动力市场继续就业,而不是对再就业失去信心而永久退出劳动。     

乡村女性自我的再认识:一项来自恩施土家族双龙村的研究

传统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的自我是无主体性的“他性”存在。现代女性主义的批判指出,女性自我是有主体的,但这种主体本质上是女性多种生存“策略”所体现的理性主体。本文基于对恩施双龙村女性的田野调查研究,提出了“女性自我是情感主体的自我”的观点,这种情感主体的自我具有包容性和排他性双重特征。情感主体的意义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女性在对相关他人命运的关心及对他人无功利的或弱功利的付出中,为乡村社会的团结与整合做出了自己特殊的贡献;二是女性在感性的率性行为中,突破了既有的习俗与规则,为乡村社会的变迁做出了贡献。     

性别、权力与海南古代女性

社会性别的后天建构性使其成为分析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视角。本文从该角度重新审视海南历史上的汉黎互动,发现这种互动在本质上是两种迥异的性别文化的碰撞。在碰撞过程中,汉文化中的传统女性性别角色被黎文化不断挑战和改变,出现“女主外”的现象,但男性在政治领域的主导使“女主外”行为与支持男性“向学”的目的挂靠,女性“主外”行为的社会价值被贬低。“女耕男儒”的性别关系不但未能使女性获得自由,反而造成另一种性别压迫,最终成为海南独有的“男为尊”父权文化的表现方式。     

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研究

本文从角色视角,利用调查数据,分析性别失衡背景下农民工心理失范的性别差异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性别、婚姻状况和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具有显著影响,其中,男性的心理失范程度要比女性严重,婚姻状态对农民工的心理失范影响没有性别差异,与“养家糊口”相关的社会角色及特征对农民工心理失范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研究进一步发展了暴露差异理论与脆弱性差异理论,认为社会角色与性别角色变迁的不一致导致了角色紧张的出现,从而导致心理失范及其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     

互助合作实践的理想建构——柳青小说《种谷记》的社会学解读

本研究试图通过有关农民互助合作的意识形态表达来探讨这样一个社会观念史问题：合作化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革命语境中究竟是如何被理解的,它们体现着什么思想观念,遵循了怎样的逻辑,其理念化的构想具体是如何展开的,且在乡村社会中造成了什么样的局面,结果发生了怎样的转换并形成了哪些悖论？笔者选择以描写中国农村合作化历程而著名的当代作家柳青的小说《种谷记》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文本分析的视角来透析在其作品中所建构的当时行动主体有关互助合作的理想追求及其实践,从而分析这一理想建构发生转换的逻辑和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有以下两点：（1）在政治和阶级分析话语的主导下,原本旨在为提高生产效率而进行的“组织起来”的努力却贬损了乡村中的重要生产主体--中农,同时也使得向来对乡村劳动者的生产活动发挥着“激励劳动的因素”功能的乡村经济伦理开始式微;（2）在以“为公”取代“为私”的理想道德实践中,隐含着以“公家”取代“众人”的逻辑转换;进而形成了以“公家-代理人”为中心的新“差序格局”,由此阻碍了团体格局的形成。     

Women’s work and “women’s work”: LDS dual-earner couples and the work–family nexus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expectations that their primary obligations should be child care and maintenance of the home, how do Church of Latter-day Saint (LDS) women and their spouses 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omen’s work and the family? Are these perceptions similar or dissimilar for men and women? This study addresses the work–family nexus by examining associations among religiosity, traditional gender ideology, work-to-family spillover, and family cohesion using data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dual-earner LDS couples.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for LDS men, women’s work outside the home i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erceptions of family cohesion. However, this relationship is not significant for women. Gender, therefore, is a key factor in how women’s work is perceived among dual-earner Latter-day Saints.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