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从“个人模式”到“普同模式”

近20年来,中国的残障者数量骤然增加,相关的专业化社会服务也随之兴起,但对残障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却依然滞后。本文主要通过考察现代英美社会在残障问题上的研究历程,集中探讨残障者的制度与生活变迁,反思面向个体援助的福利框架和重视治疗的“医疗模式”,基于对残障观念从“社会模式”到“普同模式”的转变进程的理解,揭示障碍研究的主要问题。在这一演进过程中,社会模式与普同模式批判“健全者中心主义”的制度建构,逐渐确立起残障者作为生活主体的理念,并试图通过连带普通人的障碍体验为策略,汇聚成制度改革的合力。障碍研究的推进,提示了各类模式,引发了诸种思潮,试图改变制度、改造社会,并转变人观。理解这一社会历史进程可以为中国应对残障问题以及化解老龄化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提供重要的启示。     

“读活的书”与“算死的账”:论共产党土地革命中的“算账派”

1933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查田运动第一次将量化阶级标准推行到土地革命的实践中,后又沿用至1946年以后解放区土改和1949年以后全国性的土改实践之中。以往学界对土地革命的研究,更多侧重于社会动员论视角下的地方史解读,而对量化阶级标准缺少足够的关注。重点关注前者的学者,往往又集中于单纯的政策讨论层面因而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之争。本文主要关注后者并试图以推行量化阶级标准的重要历史担纲者王观澜为考察对象,综合运用多种史料,通过对其成长背景、教育经历以及革命历程的详细梳理,呈现其特有的精神气质,并以此为基础去勾勒其在土地革命中的“算阶级”的实践轨迹。同时通过再现置身于土改运动中的共产党“技术干部”对待理论问题的“实用主义”的思想倾向,考察蕴含在共产党政权具体的土改实践脉络中的一系列内在局限,并尝试去揭示这些局限的历史根源。     

“污秽”与道德秩序评玛丽·道格拉斯的《洁净与危险》

一、污秽何以成为问题人行动的可能及其限度是现代社会科学面对的重要问题,但这一问题的浮现恰恰意味着人世道德系统的溃散与神圣之物遭遇亵渎的危机,是非曲直难以言说,行动无所适从。道德哲学可以为之说教,社会科学则力图在人的实践中发现并彰显有真实效力和作为事实的道德,以约束失范的政治—经济世界,确保现代人作为道德人的自我持存(self-preservation)(涂尔干,[1893]2005:5)。     

“现代性”的建构与支配——读罗芙芸的《卫生的现代性》

"现代性"是当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和关键议题.有关现代性问题的讨论至少有两个面向:一是在"传统"与"现代"对比的意义上揭示人类社会的当代转型,并由此暗示、确立和指认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先行者"地位;二是基于全球化和(后)殖民理论的视角,揭示西方中心的现代性既是社会历史意义上的,也是规范认识意义上的是如何改造了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并锻造了后者的"现代性想象".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     

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与抽象——兼论“过程-事件分析”

常人方法学对行动的策略性与局部性的研究是以默认行动的索引性,尤其是以抽象索引为基础的,这一点体现了它与帕森斯社会学的衔接关系,但常人方法学在后来的发展中逐渐放弃了对抽象索引的考虑,陷入了孤立强调行动者能动性的个人主义。一种完备的社会本体论应兼顾抽象索引和行动者能动性两种要素,并且应认识到抽象索引在型塑社会进程中的基础地位。以这种本体论来看,在中国大陆学界颇具影响的“过程-事件分析”也存在孤立地研究行动的问题,因其忽略社会抽象性的一面,从而大大限制了该策略的解释力。通过理论梳理,本文认为,在方法论上,可将社会学对于社会抽象性的分析概括为四种策略,其中有展示策略和解释策略之分。     

“批判诠释论”视角下的“争吵”事件——一个国际项目实施中的冲突与转向

摘要：社会工作是承载“强烈价值”的专业实践,而“强烈价值”的介入,常常伴随着冲突,其背后正是“批判诠释论”所强调的“理解”与“沟通”的缺失。从“批判诠释论”角度看,“争吵”是彼此缺乏沟通与理解的产物,是实践“沟通互动论”中相对激烈的讨论形式,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项目“充权”存在异化,专业关系中带有压迫的痕迹。依照“批判诠释论”的社会工作范式,坚固项目过程中平等合作的角色定位,立足自我觉醒与最大可能的相互理解,通过最大限度的沟通对话,才能营造真正意义上的社区。     

“总体性”与社会学的历史视野——“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学前沿：社会学的历史视野”学术研讨会综述

社会学自1979年在中国大陆恢复以来,不仅学科地位获得了普遍承认,而且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如在持续的实证研究中积淀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在若干研究领域积累了扎实的、可以传承的成果,一些基于中国社会的概念、分析框架得以产生并在实际的研究中得到响应,学科的社会关怀得以初步确立,等等。     

The Worth of Life and the Limits of Law

Survey data show that for Russians the most heinous crimes are serial murder, rape of minors, and premeditated murder, and these are the crimes for which they most often demand the death penalty. Four out of five say the Russian system of justice is guilty of mistakes often and very often, yet almost half of Russians are in favor of reinstituting and expanding the practical imposition of the death penalty     

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

中共在建党初期就移植了俄共（布）的民主集中制作为自身的组织制度。这一制度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经历了艰难的调适过程。１９２７ 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准备在乡村组织暴动时,组织原则和组织能力就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组织江西万安暴动的领袖曾天宇,代表了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的一种类型,其领导的万安暴动所暴露出的党内组织矛盾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本文将中共党史、社会史以及民国政治史结合在一起,综合运用文件档案、组织史资料、忆述材料、地方史志、报刊等诸多史料,通过对曾天宇的生活史与精神气质的勾勒以及对万安暴动背景与过程的考察,揭示出中共早期组织形态中存在的三重张力：职位关系与个人因素之间的张力;组织纪律的有效性与地方领袖的自主性之间的张力;革命组织与传统资源及地方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为同时期的一系列中共党内组织事件提供了解读的逻辑。     

林则徐形象在近代的变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史家对于林则徐的评价褒贬不一.南京国民政府在禁烟运动开始后推行了一系列纪念林则徐禁烟事迹的活动,重塑了林则徐的英雄形象.受其影响,林则徐故事也被重新书写,一个既突出林则徐英雄形象又富有时代鲜明特征的故事版本呈现出来.在崇尚林则徐热潮风靡的时代,蒋廷黻、陈恭禄对于林则徐的指责还受到了时人的尖锐批评.抗战时期,林则徐的名字与事迹开始发挥出政治影响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对于鸦片战争与林则徐事迹的描写使得林则徐的形象最终定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北平市卫生局公共饮食卫生管理初探

公共饮食卫生管理是公共卫生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一个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北平市公共饮食品管理比较混乱。1934年北平市卫生局正式成立,其着手实施的一系列改善公共饮食卫生的措施使北平市公共饮食卫生状况有了一定的好转。     

北京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研究

北京公共文化建设的大力投入与服务效能之间产生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公共领域.本文在借鉴国外公共领域合理化论点的基础上,从满足社会公众文化需求的角度出发,指出赋予基层文化站点以文化公共领域的定位和功能、扶持引导多种类型文化公共领域的形成、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适用性、创新体制机制、提升现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能力,是构建北京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主要途径和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