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行政发包制

本文试图论证行政发包制在中国作为一种分析政府间关系、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理论框架所具有的独特内涵、价值和意义。行政发包制是指政府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发包关系。作为一种理想类型,它既有别于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也有别于纯粹的外包制,而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混合形态。行政发包制在行政权分配、经济激励和内部控制三个维度上呈现相互配合和内在一致的特征,适合概括中国政府间关系和治理模式的长期稳定而鲜明的特征。提出行政发包制,有助于重新解释许多有关中国政府运行的特征和现象,同时也可以揭示一系列未被现有文献系统关注的政府现象和问题。本文还将行政发包制与“政治锦标赛”理论结合起来,从纵向行政发包和横向晋升竞争两个维度进一步拓展关于官员激励和政府治理的分析深度和广度。     

行政发包制与帝国逻辑——周黎安《行政发包制》读后感

本文讨论周黎安“行政发包制”一文的研究风格和理论模型的前提假设,并提出进一步推进的意见和建议。在周黎安模型基础上,笔者针对效率与统治风险的目标冲突,提出了执政者在集权与分权间抉择的一个模型。最后,将“行政发包制”这一治理模式放在帝国逻辑的大历史背景上讨论其定位和意义。     

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

在中国历史上，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重大演变。这些演变给我们提出如下三类问题：第一，在地方政治体制上，为什么一部分王朝在开国初期采用了分封制，而当王朝稳定下来之后，却又谋求削藩?第二，在边疆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什么元代和明代采用“土司制”，清代却推行“改土归流”?第三，在省级政区和省级政府的设置上，为什么汉人政权表现出兴废不定和周期性循环，而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却不存在这种循环?此外，清代之后建立的汉人政权为什么又打破了这种周期循环，建立起稳定的省级政区和统一的省级政府?本文论证了上述问题可以用“风险论”——即中央政府追求“统治风险最小化”的行为及其面临的约束条件——来解释，还同时比较了“风险论”与“帝国的治理逻辑”和“行政发包制模型”在解释能力上的差别。     

统治风险与地方分权——关于中国国家治理的三种理论及其比较

在研究中国国家治理时,同时考虑中央政府关心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的理论有三种,即：周黎安提出的“行政发包制”模型,曹正汉等提出的“中央治官、地方治民”模型以及周雪光提出的“帝国的治理逻辑”。然而,这三种理论关于中央政府的效率目标和政权稳定目标能否兼容存在着明显分歧;此外,这三种理论在分析层面上也存在差别。导致分歧和差别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关于兵民能否分治,三种理论隐含着不同的假定;另一个是关于中央政府着重防范的统治风险的来源,是来自地方分权本身（如地方政府的“各自为政”、“偏离”、“失控”等行为）,还是来自被统治的民众（如民众可能的抗议、反对或对抗等行为）,三种理论持有不同的观点。     

政治市场想象与中国国家治理分析——兼评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

近年来,经济学越来越多地介入有关中国国家治理问题的研究。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始终围绕关于国家的“政治市场想象”展开。该想象有三个核心关切,即国家的市场性、多主体性和政治性。周黎安的“行政发包制”理论在这三个维度的每一个方面都有重要发展,将经济学的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政治市场想象”重视国家的市场性而轻忽其政治性的倾向,也使周黎安模型对权力问题的分析较为薄弱,以致造成核心概念的界定不够清晰等问题。尽管如此,“政治市场想象”仍为中国国家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颇有启发性和整合性的思想框架。     

控制与抵抗:雇主与家政工在家务劳动过程中的博弈

本文以劳动过程理论为基础,在借用布雷弗曼的视角--“概念”与“执行”的同时,结合M.福柯、戈夫曼和霍奇斯柴德的理论,讨论家政工与雇主在家务劳动方面的博弈过程以及双方为争夺劳动过程控制权所采取的策略和行动,同时讨论意识形态在此博弈中发挥的作用。本文认为,在家务劳动过程中,雇主的身心是分离的。他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通过各种策略控制劳动过程,将家政工的身心进行分割。这些策略包括时间规训、全景监视和情感管理。而家政工为了避免身心被分割,也采取“跳槽”、讨价还价、搭建“前后台”等方式来夺回对劳动过程控制权。此外,家政工也可能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主动放弃控制权。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共建”：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结构和理性 ——基于E市建筑散工网络的研究

本文以新制度主义框架为基础,以湖北省E市一个装修散工群体为个案,探讨农民工社会网络建构、维持和变迁的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结构限制了社会网络的建构,但当经济机会结构改变之后,个人会理性地、有选择地复制传统社会结构以再造社会网络。同时,传统制度结构也会“同构”再造的社会网络,这也是社会网络得以维持,进而得以稳定化和制度化的机制。所以,在社会网络变迁中,“理性”在社会网络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结构”则在社会网络的维持中扮演重要角色。总之,社会网络变迁中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关系是“共建”的,“差异化复制”和“制度化同构”是“共建”的两个重要机制。     

市场化、政治价值观与中国居民的政府信任

本文利用CGSS2010的数据，考察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居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及其对政府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居民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明显趋于弱化，但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没有统计上的显著变化；第二，中国居民政府信任水平的东、中、西区域差异显著，市场化进程与居民政府信任水平呈线性递减关系；第三，权威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促进作用，但这种正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进程愈发弱化，而民主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居民当前的政治价值观可能正处于过渡期，这种“过渡型”政治价值观既包含对传统权威主义的高度认同，也隐含现代民主主义精神。此外，在市场化改革背景下，理性思维日益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提升政府信任的最直接途径可能还在于提高政府工作绩效。     

嘉绒藏人的房名制、内婚制与改土设屯——金川嘉绒社会的国家进程

在中国西南地区,国家力量通过改土归流,促使地方社会组织和文化转变,建立了官员治理之“民”间的平等地位。清乾隆年间,四川省金川县的嘉绒社会经历了裁撤土司、设立屯兵、划分土地与征税等一系列变化,但嘉绒人的房名制度、阶层内婚和劳役的存在,共同再生产了土司时代的等级社会;加上国家对藏传佛教的认可,土官获得了基于宗教的传统政治权威。嘉绒社会呈现出不同于华南和西南其他地区的国家进程。     

公共管理中的政府采购问题研究

政府采购是提高公共支出效率的一种管理行为。中国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以来 ,虽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但仍存在组织管理缺陷、信息支持缺陷和效果考核机制缺陷等问题。采取有效的对策解决这些问题 ,是完善中国政府采购制度的迫切需要。     

通过运动进行治理：乡镇基层政权的治理策略——对中国中部地区麦乡“植树造林”中心工作的个案研究

摘要：乡镇基层政权的运作是一个备受学术界关注的领域。本文将依据中国中部地区麦乡的田野调查资料，以麦乡“植树造林”的事件为分析 “文本”，分析在压力型体制与后税费时期，在乡镇财政紧缩的境况下，麦乡通过将常规性工作升级为中心工作，进而通过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心工作的实践，以完成所规划的任务。这种“行政吸纳运动”的治理方式事实上是基层政权在专制性权力丧失、基础性权力又尚未确立、行政运作缺乏充沛资源的情景之下，通过对传统的“运动”资源加以简化利用而做出的权益性的行为选择，而这一治理实践本身却收效甚微。     

微博空间组织间网络结构及其形成机制：以环保NGO为例

本文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探索微博空间中环保非政府组织间关注/认同关系网的结构,并结合组织间网络、社会运动联盟、互联网研究文献以及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来探究网络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非政府组织间存在紧密的虚拟联系。统计分析显示,组织间虚拟关系受网络自组织机制、组织资源、合适性原则（注册状态）、同质性原则（离线关系、地理位置、关注领域）和微博使用活跃程度等因素的影响。其中,资源发挥“信号”功能,是组织可信赖性的基础,资源未知者不容易被关注/认同。对于资源已知者而言,资源匮乏者更积极利用微博平台。未注册组织主动与其他组织建立关系,注册组织则避免与未注册组织建立关系。具有线下合作关系或处于同一省份的组织之间更可能建立关注和认同关系,但活动领域仅对认同关系具有影响。微博使用活跃程度也对组织间关系具有正向的影响。     

社会秩序的护卫者 ——亚当·斯密论“正义”与“自然法理学”

通过对“德性”以及“人性”的重新阐释,亚当·斯密颠覆了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命题,将“人是城邦的动物”改造为“人是社会的动物”。启蒙精神为斯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他试图用一种情感主义的人性论和道德哲学来重构整个自然法理学体系,为其提供一个世俗化的理论基础,为国家行为、为立法者提供理论指引。“社会”是斯密整个学说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只有理解了“社会”与其自然法理学之间的关系,才能深入理解其政治经济学甚至国家理论的真正意涵。本文所要阐述的,正是“社会”对其自然法理学的意义及其因而呈现出来的结构和特点。     

清末直隶行政区划改革研究

随着清末直隶行政体制改革进程的加快,直隶疆域改制的问题也一度被提上日程。为此,直隶地方政府通过增加行政建制,加强了对直隶辖区边缘地区的行政统辖权。同时,直隶还试图通过迁移县治等办法改变大兴、宛平与京师管辖权限界限不清之弊。作为立法机构,顺直谘议局为推动顺天府的行政改革做出了努力。但最终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改革思路混乱,造成了地方行政区划改革无所适从而失败,而直隶则通过加强边地建设,进一步巩固了基层行政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