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社会的”社会学,

社会学是一门没有确定的对象边界、而是根据独特的方法论体系进行自我界定的学科。社会学的方法论根源蕴涵在“社会的”和“社会性”中。在社会学思想史中,“社会的”和“社会性”有四种表征：与“异化”和“失范”对立,彰显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和“社会化的人类”;与原子论的个人主义对立,彰显人与人之间的关联性和互动性;与抽象性对立,彰显具体性和相对性;与神秘性和神圣性对立,彰显世俗性和日常生活性。据此,社会学的方法论可用“社会学的想象力”来概括,在这种想象力中,社会是一个高度相对性和具体性的存在,个体和社会处在相互建构的“结构二重性”关系之中,个体的、日常的和世俗化的行动是社会实现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     

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

在田野民族志和历史编纂学中，传记法是一种重要的叙事方式。本文从分析林耀华的作品入手，将其置于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社会学和人类学思想脉络中，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传记法在中国历史和社会研究中的潜力与可能性。本文将谱系法、个人生命史和社会生命论归纳为“传记法三角”。在（扩展）谱系法和社会结构论的基础上，生命传记法可以呈现一个或多个人的生命历史，作为大历史中的片段。不过，现象学路径有其自身的限度，不能离开对中央政权本身和总体结构的考察。在“时势”和“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中呈现生命传记，才不会只是个体的故事，而有希望成为一种对中国“总体”社会生活的有力叙事方式。     

生成图式与反思理性——解析布迪厄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知识社会学思想是布迪厄社会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理解他的整个社会学研究工作的重要线索。布迪厄借用现象学概念,对知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进行重新诠释,并为当代知识社会学的解释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本文认为,布迪厄对知识社会学理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借鉴现象学认识论,将人类的思维原则述作“生成图式”或“信念”,用二重性表述替代了认知范畴与社会范畴的二元对立;第二,通过对“实践知识”与“科学（含社会学）知识”遵循的相异逻辑进行说明,探讨了客观真知的生成所倚赖的具体社会条件。     

社会学民族志的力量:重返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工作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社会学民族志在田野工作和叙事复兴中与传统人文学汇聚,显著扩展了自己的学科边界。但是,这种扩展并没有解决社会学民族志在深度的经验发生和强烈的理论诉求之间遭遇的紧张。对于这种紧张,本文主张再访早期社会研究的田野,即19世纪末期到一战之前的若干典型研究,从中反思早期社会学田野工作是如何在“直接经验”的倾向中完成类型化,以及如何在这个经验感获得的同时改变对社会世界的道德想象。早期社会学的田野工作的力量之一不在于以规范的诉求压制经验感,而是以独特的情感结构连接经验的观察和道德理想的重生。由此,我们不仅需要反思诸如社会调查到社区研究这样的简单思路,更要重新理解理论史上所谓的“进步主义式”的道德本身。这一工作对重新认识早期社会研究和今天的社会学民族志都具有意义上的准备。     

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鲍曼的理论构想及方法论探析

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 鲍曼在4050 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进行了区分。鲍曼尝试用“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等概念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社会学的人文属性与社会学研究——兼论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一文的理论意涵#br#

自社会学学科创建以来,社会学的“科学属性”与“人文属性”以及两者之间的关联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本文从对费孝通晚年一文的解读出发,试图在解读的基础上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阐述。文章认为,基于中国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学科的人文属性是社会学题中应有之义;从社会学的“学科意识”这一维度出发,阐述在社会学本土化趋势下,社会学如何与人文科学进行有意义的勾联,是社会学扩展自身传统界限的关键。     

社会学的想象与想象的社会学:帕森斯、米尔斯社会学研究进路比较论要

帕森斯的社会理论和米尔斯的社会研究是“二战”后美国社会学的两条重要且独特的研究路径。帕森斯倡导社会科学中的一般理论研究,核心在于理论和经验的互惠发展的动力学,意在促进社会科学的积累性发展,但确立统一的社会科学无异于建立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学术巴别塔”。米尔斯强调的基于社会学想象的社会研究纲领,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导向的社会研究,最终难免落入学术和政治的双重“想象”困境。研究范式的差异,导致他们对其身处的美国社会作出了判然有别的研究论断。进而言之,这种差异的背后隐含着研究者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态度以及政治立场上的深刻分歧。     

社会学浪漫主义探视.

唯善主义倾向、“个人主义”价值观、非功利主义气质、人文主义方法论等,是浪漫主义的一般特征,社会学浪漫主义也具有这些特征。同时,浪漫主义在社会学领域又特殊地表现为秩序型、建构型、女性学、批判型、现代性以及后现代的浪漫主义特征,浪漫主义被社会学化了。社会学浪漫主义的两种机缘态度体现出两种基本取向：情感浪漫主义与理性浪漫主义。浪漫主义社会学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理论模式,而在于它的现实风格。     

“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

“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学说在西方和中国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学术命运。在西方,它作为一个学术命题已被基本否定,但在20世纪的中国社会科学界却被广泛接受。西方“母权社会”学说体系的坍塌,为我们反思中国自身“知母不知父”之说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契机。晚清民国之际,这一话语体系被引入中国,之后被历史学家用来构造了中国上古时代的一个特定时期,以期证明中国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外乎于人类之普遍历史。重新回到中国古代的经典文本自身,我们发现,在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脉络中,“知母不知父”具有各自独特的思想内涵。先秦文献所展示的思想世界与20世纪套用西方学术术语对其进行的描述之间存在裂缝。本文将梳理“知母不知父”的中国谱系,反思这一断裂对当今探索社会学本土化的意义,并由此发掘与阐扬中国社会学的思想传统。     

“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

既有的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存在着一种去关系化的实体主义思维倾向,因而未能看到“关系”的关系性,从而无法有效地理解“关系”的动态过程,即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不断反复进行的互动过程,因此这种理论无助于人们全面地掌握和理解“关系”和“关系”现象。本文认为,分析“关系”和“关系”现象问题还应当结合关系社会学和结构化理论的观点,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一个有关“关系”动态过程的理论架构,最后本文强调对研究方法学予以综合运用是把握这一主题的可行取向。     

情感社会学：研究的现状与趋势

近年来,情感已成为社会学中一个相对新颖的主题。学者们对情感的研究兴趣日益浓厚,相关的论文和书籍也越来越多,情感社会学理论初见端倪。事实上,许多古典社会学家与当代的社会学家在其理论建构中都曾提及情感。比如迪尔凯姆曾分析过宗教式情感对团结的作用;韦伯的四种行动类型之一就是情感行动,他还指出科层制发展得越完善,就越容易去除所有个人的情感因素;在霍曼斯的理论中,情感是一种可以用来交换的社会资源;戈夫曼也曾分析过互动中的“脸面”与羞耻感。当然,这些社会学家对情感的分析是在其特定的研究背景下产生的,并未对情感做过系统的…     

空间社会学：当代社会解释的新路径

20世纪70年代以后，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兴起。空间社会学的基本命题和方法论要求，实际上表达了对传统社会学知识范式的某种修正或理论拓展。社会空间的发展脉络，既可从西方经典社会学大师马克思、西美尔等寻找到源泉，更能在当下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进程中看到背影。总之，空间社会学逐渐成为当代社会理论转向的新路径，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对促进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本土化进程具有开拓性的时代意义。     

“自我的道德地形学”——一个具有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诠释学理论

在当今中国,社会学、心理学研究领域中所强调的“文化自觉”的旨趣在于凸显文化主体性以及文化间的和平沟通。“自我的道德地形学”无疑对这一旨趣具有独特的理论启示意义,它构成了C.泰勒的巨著《自我的根源》的主体部分,并在其诠释学思想中占有基础地位。“自我的道德地形学”首先是作为一个心理学理论被提出来的,而它的社会学意涵在以其为基础的、C.泰勒的著名政治理论论文“承认的政治”中充分地得以展现。鉴于这一理论以兼具心理学和社会学意涵的本体论诠释为基础,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具有条分缕析的阐释力,因此,作者认为,对该理论所具有的启示意义予以深刻地把握,对中国社会学、心理学在方兴未文的跨学科文化研究领域建构基础性的平台具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再解读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米尔斯对美国传统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之上的，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主义，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这样，通过对《社会学的想像力》进行再解读，似乎可以把后现代社会理论和现代社会学在逻辑上连接起来，表明两者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Why American Sociology Needs Biographical Sociology—European Style

Life story methods in Europe commonly belong to the field of biographical sociology.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biographical sociology is missing from American sociology and describes in‐depth two well‐known methods in this field in Europe, the narrative interview and objective hermeneutics. The absence of biographical sociology from U.S. sociology should be remedied, it is argued, for the following reasons: First, an analysis of biographical patterns could counteract the heavy emphasis on social structure in American sociology and enrich certain subfields within it. For example, some of the concepts used in European biographical sociology, such as the concept of the “trajectory” can be related to conceptions of agency set forth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sociologists and thus enrich sociology overall. Second, biographical sociology can help counteract the heavy orientation towards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 American sociology without falling into the pitfalls of purely interpretive methodologies. And third, biographical sociology can significantly enrich the still missing link between culture and cognition.     

社会学的春天和社会学家的任务

当今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要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社会学的支撑,这给社会学提供了难得的大好发展机遇,社会学的春天来了。社会学家要在迎接社会剧烈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的过程中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提供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支撑、发挥社会学学科描述记叙的功能、加快社会学学科建设。     

方法论与生活世界 舒茨主体间性理论再讨论

舒茨从对个体行动的意识分析出发,基于胡塞尔的现象学与伯格森的意识哲学,对韦伯所建立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作了一个意义基础的建构工作,并进而运用理想类型的方法发展出了自己的社会世界的图景。在这一工作中,对他者问题的处理涉及了一系列深具社会学意涵的问题,而其核心则是主体间性问题。对主体间性之可能性这一问题的探讨,从社会思想史的传统脉络来看,不仅关涉社会学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舒茨的努力下,更成为了一项通过以我群群体为基础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这一概念来回答近现代以来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问题--社会如何可能--的基本追求。     

重塑社会学的想象力——语言/视觉二元论以及文化社会学的符像转向

以意义为中心的文化社会学遭遇的关键挑战之一就是不得不面对当代人类学、考古学、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等领域的发现。其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就是认识并修正曾经由这些学科所确立的语言学/文本框架之解释的局限性。传统结构主义者集中关注各种话语符码,而且,在理解复杂的表象经济的权力,特别是在履行解释其变异性方面,文化符号之任意性的假设显得捉襟见肘。语言和以沟通为中心的框架通常忽视的事实是,被相信具有因果性社会力量的绝大多数能指无可避免地嵌入在开放的但并非无限制的感情与物质性结构之中。因此,行动中需要整合能力更强且维度更多的文化模式。本文主要讨论符像性对发展一个与此相关的整合性视角的重要性,同时并不抛弃语言学转向的一些构成性洞见。我以亚历山大等当代学者的转型性工作和我自己的研究来证实,被如此构想的文化的复合体才是具因果律的社会力。我的目的在于详尽阐述物质性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关键原则,即不同的符号秩序对于决定性和/或自主性逻辑而言是不同的主题,并且由此对“社会建构”和历史转型的不同模式做出回应。我们需要继续关注奥斯汀关于如何以言行事的问题,但是不能重复他的局限,即似乎社会之事发生之际同时并不伴随图像、对象、场所、身体和所有它们的特征以及使用暗含。对社会学想象力的这一扩展予以充实,可以帮助我们激活理解和解释文化这一概念所拥有的充分潜力,并由此坚定地转向文化。     

Formalism, Behavioral Realism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Challenge in Sociological Theory

In this paper, I argue that recent sociological theor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bifurcated into two mutually incompatible styles of theorizing that I label formalist and behavioral-realist. Formalism favors mathematization and proposes an instrumentalist ontology of abstract processes while behavioral-realist theory takes at its basis the "real" physical individual endowed with concrete biological, cognitive and neurophysiological capacities and constraints and attempts to derive the proper conceptualization of social behavior from that basis. Formalism tends to lead toward a conceptually independent sociology that in principle requires only minimal reference to the empirical and ontological storehouse of other disciplines, while behavioral-realist theory leads to an interdisciplinary sociology that can be located within a hierarchy of behavioral sciences, leading to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logy and other disciplines as well as issues of transdisciplinary unification and possible interdisciplinary reduction. I explore the consequences of this split for the project of explanatory sociological theory with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has manifested itself in sociological network theory and social psychology. I close with a critique and assessment of formalist tendencies in sociological theoriz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