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桥建设业中包工头工资发放的“逆差序格局”: “关系”降低了谁的市场风险

在路桥建设业，包工头在工程款不到位、无法支付所有工人工资的情况下，工资发放遵循的是一种“逆差序格局”的逻辑，即包工头会先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远的边缘工人，再将工资发给与其“关系”较近的核心工人。“逆差序格局”的产生是因为“关系”虽然有可能降低交易双方行为的不确定性，但无法降低环境的不确定性。当环境的不确定性直接影响到“关系”双方的利益时，“关系”中固有的紧张就会加剧，冲突性就会显现。包工头为了降低边缘工人可能带来的新的环境不确定性，宁可选择核心工人可能流失的行为不确定性。不过，包工头的雇佣权力与人情法则的结合导致了一种能约束核心工人行为不确定性的“关系霸权”。“关系”在降低市场风险上的作用对于包工头和核心工人的效用是不平等的，它使包工头最大限度地降低了风险，而核心工人则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中国近代“公益”的观念生成:概念谱系与结构过程

与过去普遍认为中国“公益”概念舶自近代日本的观点不同,本文发现中国本土的“公益”语汇至少在清代中期已经出现,并具有经济收益、国家利益与地方公事三种用法。其中,表示“国家利益”的语义很可能随着《万国公法》的东渡而重塑了日本近代的“公益”概念,并于19世纪末伴随宣传维新思想的著述出版而传入中国,成为变革话语的建构工具。“公益”概念遂于清季十年得以普及并发生语义重构。综观其重构以后的语义格局,系列新生语义的现代特质一方面在于其所表征的“国家利益”被赋予了支持政体转型的群学理论与变革实践,另一方面亦承载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家与地方之间错综复杂的动态关系以及两者对“公”合法性资源的争夺,两个方面共同反映出中国“公益”的开端与国家制度近代转型之间的同构关系。这一同构在何种程度上可能形塑了中国公民性在特定文化脉络中的历史养成,或能为今天探讨公益慈善与公共精神提供一种关注本土内生属性的问题意识。     

在“生人社会”中建立“熟人关系” ——对大学“同乡会”的社会心理学分析

本文以半结构化的访谈方法,通过分析在读大学生的同乡交往,试图探讨异地求学的大学生在进入“生人社会”后,如何通过同乡会这一特殊的、具有社团组织和关系网络双重特点的平台,适应学校生活,完成身份转换。研究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概念的两种形成机制--“关系化”与“类别化”之间实际发生了相互缠绕、竞争与协商,导致了“关系化”的“我们”概念以新的形式--“关系的类别化”与“类别的关系化”--出现,而看似作为一个组织的同乡会,在性质上却仍然没有脱离差序格局所包含的“关系网”的含义。借此研究,可以窥见社会转型期由“熟人社会”向“生人社会”过渡的身份协商过程的基调。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国企改制过程中的国家与工人阶级：结构变迁及其文献述评

在国企改制过程中,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发生了三个方面的变化：首先,国家通过统合主义的方式逐渐退出了对社会的直接控制,从准全能主义过渡到了碎片化的威权主义;其次,工人阶级脱离了“完全性组织制度”,从受国家和单位庇护的领导阶级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者;第三,国家与工人阶级关系运转的轴心发生了变革,从单位组织的主导转变为资本的逻辑。由此形成的国家-资本-工人阶级结构最大的问题是资本对劳动的严重剥夺。对此,一方面需要在国有企业生产方式资本化的过程中加强法制建设,保护工人的一般公民权,另一方面要在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加强集体化的组织建设,争取工人的工业公民权。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行政发包的组织边界:兼论“官吏分途”与“层级分流”现象

本文重新梳理了行政发包制理论中“行政”与“发包”的关系,将政治晋升机制正式引入行政发包关系,定义了行政内部发包与行政外部发包的组织边界。在此基础上,本文重新诠释了历史上的“官吏分途”以及当今的“层级分流”现象。本文认为,从秦汉到明清,中国经历了“官吏分途”和“吏役合一”的双重过程,这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官僚体制组织边界的重大变化,即从“行政内包”到“行政外包”的过程,而推动整个过程的驱动力是帝国所面临的日益严重的财政压力。本文还对中国历史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征进行了重新表述。相同的历史现象,不同的解析框架,本文与周雪光的帝国逻辑理论进行了一次深入的学术对话。     

卡里斯玛、公共性与中国社会——有关“差序格局”的再思考

对费孝通的“差序格局”概念,已有的研究大多从个体与不同类别的其他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差异性出发来讨论。笔者以为,类似的模型几乎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文化里找到,仅从这一视角出发肯定有所偏差。事实上,费孝通认为存在两种“社群”：由团体格局所形成的“团体”和由差序格局形成的“社会圈子”。东西方社会结构的差异不在于西方只存在“团体”,东方只存在“社会圈子”,而在于这两种“社群”在社会构成上的不同。笔者由此指出,“差序格局”的实际含义是强调由“差序”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在中国社会中占据主导与支配地位。中国所谓的公共领域,实际上由私人领域扩张与转化而来,或者受到私人领域的支配,这也使得中国社会的公共性供给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并取决于处于“差序格局”中心的某个个体或某一批个体的道德性     

“人性宗教”的起源与经过 ——一个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

面对中世纪晚期以来宗教和政治的总体性危机,马基雅维利奠基的“公民宗教”提供了一种建立现代秩序的可能性,但它背后所预设的伊壁鸠鲁式的“自然观”并没有为“现代人”的人性与政治建立普遍性的基础。卢梭通过笛卡尔式的“我思”所建立的人性秩序,不仅证成了现代神义论,而且试图构建一种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道德共和国。因此,卢梭的“公民宗教”本质上是“人性宗教”。然而卢梭的“人性”宗教所崇拜的并非是人性（human nature）自身,而是人性背后的上帝以及其所“安排”的秩序。“人性”（Humanity）宗教总归要返回到自身,这正是法国大革命后社会理论思潮对卢梭“人性论”的反叛与重新展开,现代社会正是通过这种过渡而形成了自身雏形的同时又面临着进一步的危机。     

中国近代“社会”观念的生成

西语“society”在近代中国经历了术语生成和观念再造的三次转变：以“会”或“民景”、“国中之民”等对译,强调社会组织和“民”、“民俗”、“民景”、“为民”的内容;以“群”为主的对译形成以“群”为基础、目的和根本的“群本”式现代化思想,倡导善群、合群和变革以强国;以“社会”为主的对译,在对理想社会和理想国家的诉求与探索中确立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普遍价值的基础。术语的生成与时代的变化同步,观念的再造体现了近代学人积极参与现实改造的紧迫感与责任感和直面人类终极前途的理想情怀。     

The challeng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ulti-stakeholder practices: searching for a new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model in China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world's factory’ in the new millennium was accompanied by the rise of a new working class which was composed of more than 200 million peasant-workers. As internal migrant labourers, these peasant-workers were deprived of citizenship rights to reside in the city and lacked basic labour rights and protections.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precarious work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who were employed by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 global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movement emerged, introducing a wide range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e codes of conduct, labour standards and labour rights. This article presents a case study of a transnational CSR multi-stakeholder training programme at a Chinese workplace, in an attempt to demonstrate how capital, transnational NGOs and local labour NGOs – and including social workers – are all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to promote labour rights in China. Specific focus is placed on the role of social workers in enhancing worker participation in this project; the challenges and dilemmas that they encountered in the proces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vided regarding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a new model of occupational social work in China.     

平等的张力与诉求——马歇尔公民资格理论及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启示

1949年英国社会学家马歇尔提出了公民资格理论,认为公民资格权利由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构成,并详细描述了英国公民资格的发展历程,认为英国公民权利的发展呈现了线性发展的特征,“公民权利变成了集体谈判的基础,政治权利促进了公众舆论和国民意识,从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使用增强了争取社会权利的压力性.”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公民资格权利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国家与社会高度重合,社会各领域都受到政治国家的支配,公民资格权利难有实质性进展.改革开放后公民资格的三种权利都取得了长足发展和进步.我国正处在市场经济建设的关键时期,借鉴马歇尔的公民资格理论,在差异化的市场过程中,不断通过多元化的努力寻求公民资格平等的价值主张,是我们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不竭动力.     

工人、资本与国家:理解工人阶级研究的关系视角

阶级实体和概念都是关系性的,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性质需要从工人、国家、资本三方关系的形成与变化入手进行考察。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在三方关系中占据中心位置,对劳资关系和工人阶级具有塑造能力,国家并非只会选择做优势阶级的刻板代言人;劳资矛盾是否激化以及工人阶级成为秩序合作者还是激进行动者,与国家如何定位和处理劳资关系有关。社会学的阶级分析在当代还有没有潜力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在劳资问题上的角色与措施,可能缓解工人对国家和资本的对抗性、促使工人转变成秩序的合作者,也可能激发工人的对抗意识。如果是前者,阶级分析会因劳资对抗问题的缓解而不再具有重大的政治和社会意义;如果是后者,阶级分析就不仅是恰当的理论分析工具,还具有重大的实践内涵。上述视角可能也适用于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问题。     

有限机会的公平分配：中国农民子女市民化的水平与模式

本文将农民、农民工以及已经获得非农户籍的“新市民”的“农民子女”作为分析对象,以农民子女跨越城乡二元系统的市民化进程来透视中国社会系统的开放性与社会分层流动机制。基于CGSS调查数据等资料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职业非农化水平快速提高,但身份市民化机会长期保持不变,两者之间的断裂日益扩大。这种断裂不仅表现在水平上,也表现在分配机制上。职业非农化的途径日益多元化,教育的作用相对弱化,家庭背景有着相对重要的作用。而户籍非农化（身份市民化）因升学之外的传统途径不断收缩,教育成为影响户籍非农化的主要因素,从而保持了有限的户籍非农化机会在农民子女间分配的公平性。     

是“关系”，还是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概念引入华人学界以来,其影响力使许多学者把它作为研究和解释中国人关系的路径,但在这种将“社会资本”与“关系”概念合并的趋势中有许多问题被遮蔽了。本文通过对社会资本与关系的各自抽象度、对应性和社会形态等的辨析,指出关系的研究基础是家庭本位的社会,而社会资本的研究基础是公民社会,它们在个体选择性、成员资格、公私利益、参与性和做人等方面都有差异。本文还探讨了关系及社会资本各自可能延伸出的研究方向。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ION An investigation into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between two genera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以1980年前后出生为界,中国城市农民工呈现出明显的代际差异：80后农民工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有职业规划,求职途径较多为市场和政府,关注自己的长远发展,职业稳定性较低;他们被侵权或自己感觉被侵权的比例更高,对相关劳动法规更了解,更有维权的勇气;个人消费水平高于80前农民工,网民比例高,业余生活娱乐休闲色彩浓厚;对社会的评价和认同度相对更高,与老家的联系程度正在减弱,更愿意放弃老家田地、把户口迁入工作城市。80后农民工向企业的管理理念提出了挑战,更向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提出了挑战;农民工在取得流动权、工作权以后,理应进一步取得与城市居民完全平等的公民权。     

劳工宿舍的另一种可能:作为现代文明教化空间的民国模范劳工宿舍

通过对民国时期劳工宿舍建设的制度环境和实践进行梳理,本文发现,追求建设现代国家和改良社会风俗的政府大力倡导劳工宿舍建设,希望借此推进国家文明化进程;同时,具有现代意识的民族企业家也积极探索在宿舍空间教化现代文明新人之路。然后进一步以天津东亚毛纺公司和重庆民生公司两家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为代表,探讨了其中的劳工教育、群体团结和劳工自治等议题。本文发现,在积极的制度环境下,一些模范企业的劳工宿舍作为劳工教育的试验场,成为孕育群体团结的文化空间和培养现代公民的自治空间。民国时期的模范劳工宿舍为思考如何突破当下“宿舍劳动体制”的困境提供了帮助,为探索社会主义转型时期的劳工居住空间建设开启了另一种可能。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同乡网络的另一幅脸孔: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劳工个体权益的影响

移民研究文献强调同乡网络是移民重要的社会资本，对保护移民权益发挥着积极作用，而劳工研究文献则强调同乡网络对移民权益的剥夺作用。本文基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调查数据，采取倾向值匹配方法克服样本的选择性偏误，分析了“雇主-工人同乡”关系对农民工权益的影响。研究发现：（1）这种同乡网络对农民工人身权利等底线权益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2）但与更多的超时加班以及不符合最低工资标准等状况联系在一起，阻碍了农民工基本权益的实现，（3）与此同时，这种同乡关系对农民工社保福利等发展型权益的实现影响也不显著。最后，本文分析了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同乡网络等社会资本的作用与限度，提出维护农民工权益的关键是制度建设与工会组织建设，以及农民工个体尽快脱离原始型社会资本，构建跨越型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