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职业发展到家庭完整性：基于稳定城市化分析视角的农民工入户意愿研究

本文基于稳定城镇化的框架,从个体职业发展和家庭完整性角度分析农民工入户诉求,并以一个代表性的调查数据,对此展开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入户意愿,不仅受其职业发展现状和未来职业发展规划影响,还受其家庭完整性因素的影响,如夫妻团聚（同城工作或生活）、子女教育以及住房状况等。相对于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的农民工群体入户意愿更高,且家庭完整性因素对其入户意愿的影响更显著。这说明,对农民工不能仅在经济上接纳却在社会上排斥,而应让农民工与市民在权利方面逐步均等化。同时,在长三角地区,改革户籍和促进民工市民化任务显得更为迫切。     

农民工社会认同的决定因素研究：基于上海的实证分析

本文首次从国际移民的涵化理论视角对农民工的社会认同方式及决定因素进行探讨,通过对上海市农民工抽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农民工作为国家内部城乡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社会认同存在以户籍为基础的制度性约束和以资源匮乏为特征的能动性限制。农民工社会认同主要受文化态度、社会交往、经济成功和社会环境四类变量的影响,农民工的个体人口统计特征也会影响城市认同的意愿。当地语言的熟练程度、与当地人交朋友的意愿（而非与外省市的农民工交朋友）、类似群体的收入地位水平、感知到的社会歧视程度和参与保险的程度都成为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应该要有助于农民工的心理层面的社会认同的转变,尤其是从“外地人”向“本地人”的认知转型。     

农民工工资:珠江三角洲农民工工资的决定因素(英文)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SPECIAL ISSU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COURSE OF URBANIZATON Wages for 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determining factors

本文通过对珠江三角洲农民工问卷调查资料的回归分析,试图检验在市场转型下的企业制度和社会环境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中的教育年限、本企业工龄等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年龄和性别也有显著影响;企业制度中的工种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现出明显的等级性。企业所属行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对工资没有显著影响,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和缺工情况同样如此。社会资本变量和社会环境变量对农民工工资水平没有显著影响。文章由此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是处于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一端,是高度市场化的,缺乏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或晋升机制,也少受劳动力市场用工情况变化影响,没有地区性差异,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刚性的低工资。     

北京市农民工的群体特征及其留京意愿探讨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对在京农民工群体进行研究发现,新生代已成为绝对主体,其流动方式以核心家庭成员整体流动为主,而父母基本留在农村老家;在京居住时间的长期化加剧了利益诉求,群体内部的就业身份和经济收入差异明显.绝大多数农民工有较强烈在京长期居住意愿,年龄、居住时间、收入、就业身份、住房情况等变量对居住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作用.建议通过细化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提升对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     

居住空间分异与农民工城市劳动供给——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经验考察

农民工在居住空间上的分异将对其城市劳动供给产生差异化影响。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本文使用熵均衡匹配、因果中介分析等方法,评估居住空间分异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发现,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工资率比对照组高10.24%;混合居住结构并未显著提升农民工的工资率。机制检验证实,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的农民工更易融入城市生活关系和工作环境,同群效应刺激其形成积极的劳动行为偏好。此外,居住在商品房、保障房或单位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促增效应明显大于第一代和受雇农民工;居住在市区老旧社区和城中村、市郊社区对新生代和自雇农民工工资率的抑制效应相对突出。     

脱嵌型雇佣关系与农民工离职意愿——基于长三角和珠三角的问卷调查

近年来,“民工荒”愈演愈烈,劳工短缺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农民工离职意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0年7月对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2 276位农民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未来五年内,65.4%的农民工有离职打算,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离职意愿较高,珠三角农民工较长三角农民工离职意愿更高,已婚且与配偶在同一城市者离职意愿低。本文进一步探讨了工作嵌入对农民工离职意愿的影响后发现,农民工工作内和工作外的联接、适应和代价的程度越高,离职意愿越低。本文认为农民工的雇佣关系是一种“脱嵌型雇佣关系”,这是导致农民工高离职意愿的重要原因。本文还对“脱嵌型雇佣关系”的定义、维度和后果进行了初步阐述。     

留下还是离开: 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X市外来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尤其是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治社会资本比一般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弱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强关系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强弱关系兼有型政治社会资本比单一型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的影响更大。本文比较来自不同组织类型的社会资本,深入分析政治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在打工城市的意愿的影响,进一步延续和深入了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留城意愿影响的研究。     

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研究——基于七省（区）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     

不同代别农民工生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厦门市912位农村流动人口的实证研究

笔者利用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的两次关于流动人口的抽样调查数据1 ,对不同代别2 农民工的生育意愿进行描述,结果表明：在最佳生育年龄方面,旧生代、过渡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的看法没有太大的差异,在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意愿生育性别和生育动机方面,三个代别的农民工存在显著性差异。对三个代别的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生育动机的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影响旧生代和过渡代农民工生育意愿三个方面的因素较复杂,其中,受教育程度和生育经历的影响较集中。对于新生代农民工而言,只有受教育程度这一变量始终在影响着其意愿生育数量、意愿生育质量和传统型生育动机;从事何种职业影响着其关于情感性生育动机的看法。笔者认为已婚农民工的生育经历对生育意愿所起的作用将为新生代的生育行为提供前车之鉴,通过进一步加强教育和提升职业层次,将为新生代农民工具备良好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创造条件。     

从土地依恋到户籍依恋——天津城郊农民生活安全脆弱性与市民化意愿代际分析

通过对天津城郊农民市民化意愿及其代际差异的研究发现,城郊农民具有较高土地依恋和户籍依恋、 较低市民化意愿,其失地后存在生活安全脆弱性,且父代均显著于子代.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和生活安全变量对土地依恋产生显著影响;年龄和抵御风险水平变量对户籍依恋产生显著影响.以反对市民化态度为参照,集体购置保险对中立态度的选择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支持态度的选择,代际变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职业技能和就业状况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南宁市的实证考察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工问题,城镇化的关键是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如何解决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道新课题。通过对南宁市六辖区实地调研,经济收入、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社会融入度等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影响显著。政府作为公共产品提供者,应创新服务机制,让新生代农民工享受同城的国民待遇从应然到实然,让其留城变理想为现实。     

工作单位性质与利用网络求职的差异性:来自珠三角农民工的实证研究

国内外学者对中国的市场转型研究一直关注于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以及不同性质的工作单位其市场化程度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本文通过对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实证研究,发现伴随着职业流动的增加,农民工在求职中并没有减少对社会网络的使用,只是越来越少地使用先赋性的亲友网络,越来越多地使用在职业流动中新建的社会网络。本文的研究还发现,不同性质工作单位市场化程度的差异影响了农民工对求职方式的选择。农民工进入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工作单位,可以较多地通过市场途径求职;进入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工作单位,则需要较多通过社会网络途径求职。     

谈谈农民工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农民工的权益保护问题一直都是备受社会关注的热点。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党和国家包括各级政府积极采取措施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但是如何发挥农民工作为权利主体的积极作用,是我们应当予以重视的又一条重要途径。笔者通过实际向农民工作法律维权报告,提出农民工如何通过提高自身素质依法维权的一些看法。     

农民工社会资本与经济地位之获得——基于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研究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大规模转移的过程中,农民工社会资本和社会关系强弱影响工资收入和职业流动.通过对北京市农民工样本的经验研究,发现社会资本对农民工经济地位的获得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对农民工收入的影响要比对农民工职业流动影响大并且显著.在农民工同质性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中融入异质性与强制性限制农民工在非农部门就业前的受教育程度,是农民非农就业管理在实证意义上有价值的两条思路.     

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研究——来自赣中山区的实证调查

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了解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的动员农民参与到新农村建设中来。本研究选取了赣中山区的一个县内300名农民作为研究对象,以问卷与个案访谈法搜集他们对新农村建设的认知及意愿。研究发现:受宣传方式的影响,在认知上,农民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本质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在态度上,农民的态度是积极的,参与意愿较强;在评判标准上,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结果的重视高于投入。     

广东省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调查分析

广东省每年吸纳的农民工数量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更是不容小视的力量。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过激式维权事件发生,这对广东省构建"和谐幸福广东"以及整个社会的维稳问题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主要是从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出发,采用问卷、案例和理论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制度框架等探究新生代农民工过激式维权背后的原因以达到为解决新生代维权困境的提供解决办法的目的。     

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研究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较低,明确表示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城市的仅占37.0％.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与其流动范围、流动时间正相关,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不显著,经济收入、劳动合同签订、现住房性质、居住证办理、平时主要与谁交往对市民化意愿有影响,流入地类型、流入城市规模对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农业转移人口在老家拥有承包地、宅基地的状况已经成为影响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为有序推进城镇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增加农民工收入、提高劳动合同签订率、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还需要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建立农村宅基地自愿有偿退出机制,优先推进重点群体落户城镇,形成示范效应.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某中医药大学的实证分析

把创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亦十分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创业意愿是促成大学生创业实践的重要动力。该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对某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亲属创业、亲属支持、创业学习、创业实践等对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年龄、专业、政治面貌、生源城乡来源、成绩排名、校内实践等没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中国农民工社会融入的代际比较

本文依据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描述了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经济、社会、心理和身份四个层面的社会融入状况,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政策制度等因素对社会融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并没有根本差异;影响社会融入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上;政策制度对农民工社会融入具有重要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入的经济-社会-心理-身份四个层次不存在递进关系,经济层次的融入并不必然带来其他层次的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