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义的“内爆”——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所面临的一个难题

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理论中虽然也看到权力和金钱对自由交流的影响,但他认为这只是资本的介入和传媒自身组织化程度的提高的结果,其负面影响可以被公共领域在很大程度上过滤掉。而在鲍德里亚看来,现代公共领域的症结在于,大众媒体为了"公共性"生产"公共性",这导致公共话语丧失了真实的语用学功能,变成了真假难辨的仿真的公共性。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中国的民间力量与公共领域——近年中美关于近世市民社会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80年代以来 ,美国的一些学者援用西方的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这对概念和理论对中国近世社会历史进行了新的实证性研究 ,并就其是否适用于中国史研究展开了论辩。近年来 ,受此和国内市民社会研究热潮的影响 ,这方面的研究也开始在中国史学界逐渐兴起。与美国学者希望借助这一概念与理论来表明中国近世社会存在着其内在发展理路不同 ,中国的研究者大多想借此勾勒出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轨迹。本文认为 ,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引入西方的理论和概念 ,有利于拓展我们的视野和改进研究方法 ,是可取的。但引进不是套用 ,其目的也不是为了以中国比附西方 ,而是要在尽可能发掘本土资源的基础上 ,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 ,探索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论哈贝马斯的"实践话语"理论

哈贝马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出发引出了他的"话语"理论,并基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强调了话语的实践性质,提出了"实践话语"的观念。在这种实践话语中,话语参与者以语言为媒介,针对共同生活世界中的公共议题,为了论证规范的有效性而进行提议、批判、争论和证明,从而达成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合理共识。这样,在公共领域中,他所提出的这种实践话语理论就将伦理话语、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维度内在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成为多元的价值主体之间形成合理政治共识的一种可能路径。     

公共性：从精神世界到社会生活

公共性是公共生活的永恒话题,是公共生活的根本属性。形而上的公共性体现为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约束力的公共精神。形而下的公共性表现为公共权力对公共利益的有效维护。作为抽象的公共精神的公共性必须还原现实的公共生活,通过公共利益体现其在公共领域中的价值。作为公共生活空间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既存在差异又存在着潜移默化的融合趋势,公共性也因而受到威胁,缓解公共性危机需要借助文化的力量和社会资本的积累,形成对公共利益的更广泛的共识,达成行动的一致,进而使公共性得以彰显。     

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

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私人性与公共性--公共权力的两重属性及其归宿

本文试图从私人性和公共性角度来分析公共权力的属性,并探讨公共权力的合法归宿。本文认为公共权力的私人性是公共权力的主体依赖性特征,它具有不断占有社会资源的倾向,这一倾向容易造成对他人的支配,成为控制性权力,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本文分析了公共权力公共性的本质,并提出应该以公共性为价值目标用行动权等概念来重新解释和构建公共权力。     

公共性的产生与生产——兼评中国语境下的公共性生产问题

通过对有关"公共领域"与"公共性"解说的梳理,笔者认为公共性产生逻辑强调的是人们经公共领域内的商谈、辩论和协商等交流和互动的形式产生公共性。而公共性生产逻辑关注的是产生特定公共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公共场域的结构性特征。由于公共性总有一种与自身相背离的潜在危机,因此,笔者沿着这两条线索考察了公共性的产生和生产过程,并进一步探讨了中国语境下公共性生产的路径选择问题。     

社会组织的差序公共性:兼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同心圆模式

基于一个异地商会组织的深度个案研究，本文从内部组织原则入手，展现了该社会组织构造差序公共性的实践。“差序公共性”包涵了三个逐渐外推的层次：“团体的公共性”体现为组织内部对领导层结构的协商安排，克服派系关系的分裂效应而实现组织整合；“地方的公共性”体现为对组织会员资格的弹性界定与模糊运用，通过会员资格的非排他性和延展性建立社会归属意识；“政治的公共性”,体现为将组织积极纳入国家政治的自我要求。从社会组织的内部结构出发，“差序公共性”形成了一个由主导性地方派系为中心、以会员为一般边界、以来源地社会为归属、以政治社会为外延的差序格局，这使得社会组织在构成组织单位的同时又融入地方社会和体制政治。本文的讨论，弥补了当前社会组织研究中“社会”分析不足的缺陷，展现了一种“同心圆”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也体现了社会组织现代化发展的一种特殊路径。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反思与修正

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的基础上,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以及话语体系的祛价值化。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带来了一系列的弊端:割断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文化根基,消解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人文关怀,阻滞了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创新活力。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修正,应从如下方面着手:汲取中国传统公共管理文化的精髓,积极关注日新月异的中国公共管理实践,以批判的目光学习借鉴西方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     

国家形象片的政治传播话语效度研究

2011年初中国国家形象片在美国的不同场合滚动播出,彰显了中国国家层面上建构国家形象的努力,隐含着转型中国在面临全球化挑战、开展全球化对话过程中遭遇的形象危机。然而,以国家主导的形象建构是一种政治传播,其话语效度值得进一步考察。在中国国家形象片播出之后,中国民众呈现出不一样的声音和态度,也从另一个角度构成了这种政治传播话语的效度难题。     

The Chinese Logic of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Contemporary China needs to change from a Western to a Chinese-style governance discourse so as to form and explore a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discour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is is profoundly evident in the following: the Marxist philosophy of the state is the theoretical premise of contemporary China’s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on governance and practice are the soil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grow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realm in which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exists; the masses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are the necessary subject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targe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is a multi-layered and diverse existenc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rough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the basic form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lanced development of public, collective and individual interests is the basic objectiv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equality, inclusiveness and peace; and the criteria for assessing contemporary Chinese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are authority, consensus, institutions and the rule of law. Guided by the Marxist view of the state,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a’s fine political culture, and founded on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laim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t consultativ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stitutes the Chinese form of contemporary governance theory.     

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Discourse in Literary Studies Based on Current Practice

There are two mistaken tendenc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a Chinese literary discourse in academia. One is the “red dancing shoes” phenomenon, where scholars run helter- skelter after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other is the “bound feet” phenomenon, where tradition-bound scholars believe that tradition must be kept unchanged and that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cleansed of all alien elements. Neither approach is desirable.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theory should be grounded in present realities and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substance and function. “Substance” has to consist of China’s present literary creation and critical practice; only thus can we appropriate Western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ry theories in the service of today’s needs, and make the ancient serve the modern and the foreign the Chinese. This will enable us to develop a literary discourse that is both contemporary and Chinese.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启的现代性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对现代性的诉求、消化与建构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共产党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境遇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启蒙与教育,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具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意识,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指导过程中,具体、科学和有效地结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实现了对西方现代性的"本土化"与"中国化"的转换,彻底摆脱了对现代性的模仿与焦虑;同时清醒地认识和解决了对被各种主义、话语、框架、叙事等掩盖的实事与问题,特别是那些本己的实事与问题,开启真正的自我理解的现代性道路,彰显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

近年来，“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已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议题而受到愈来愈广泛的关注。其中有待进一步思索和追究的问题是：这一议题的实际生成和展开究竟意味着什么？应当在怎样的视域中揭示其本质并引申出进一步的结论？该议题在其本质定向中将提出何种思想任务？对这些问题的深层揭示，亦即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之当代建构的核心之点，在于当今的学术话语如何能够深入于我们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启的特定内容之中，从而使这样的内容能够被真正的思想所把捉，并能够以学术的方式被课题化。     

当代我国出版自由研究

当代我国的＂出版自由＂,应着眼于法律如何保障出版自由和如何规制出版自由。即现阶段我国＂出版自由＂的内涵是：出版自由是公民在宪法、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将作品编辑、加工并复制后向公众传播,以出版的形式发表意见来参与管理国家、公共等事务的权利。研究＂出版自由＂时应正确区分出版自由和政治自由、表达自由、新闻自由、议论自由的区别与联系。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有明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却没有＂出版自由法＂,其实＂出版自由权＂与＂著作权＂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出版自由权是著作权的前提和保证,而著作权则是出版自由权得以落实和具体化的司法手段。     

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译学审思--“反向格义”抑或“中西会通”

“反向格义”与“中西会通”是构建中国学术话语存在的两种认知取向和方法选择。近现代中西学术交流在反向格义过程中完成了对中国学术的形塑,同时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对西方话语的依附,给中国学术带来相当的片面性偏差。对中国学术而言,不能为了避免西方话语的反向格义而在学术上走向自我封闭,会通中西方已有学术资源进行思想创新是建设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有的实践智慧和理性诉求。中国学术的发展道路不是简单地“去西方话语”,而是要以中国立场寻求与西方学术的深度对话,唯此才能避免在格义天平首鼠两端,在中西会通基础上建立中国学术话语的主体性。     

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体系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治理”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当代中国的政治话语体系。准确深入地探讨国家治理的概念内涵,将建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建设事业同步进行,不仅是我国克服社会转型发展问题的必然路径选择,更是我们在总结、借鉴国际经验与反思改革实践中不断实现自我超越,凝炼我国社会的公共价值共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的内在要求。     

整合与重建:城市化进程中陕西当代小说研究之反思

长期以来,陕西当代小说研究中的"城""乡"二元对立思维模式,遮蔽了城市化这一动态进程与陕西当代小说创作的现实联系,使得当下陕西小说创作呈现出"断代"、"滞后"等因视角偏差而造成的表象危机,基于此,要想实现陕西当代小说研究的深化和拓展,就应尊重城市化进程与陕西小说创作的多重、互动联系,并在地域文学精神整合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化进程中陕西当代小说研究范式的现代性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