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年代范围

本文阐述各国历史学家对法国大革命年代范围的不同意见。法国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F. 米涅和梯也尔认为,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阶级斗争的行动,革命时期从1789年到1814年,拿破仑执政时代和拿破仑帝国是革命的合乎规律的发展阶段。法国史学中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头面人物A. 奥拉尔不承认“帝国专制”是革命的发展阶段,他把革命时期限定于1789年到1804年。自由资产阶级“俄国派”的代表人物H. 卡列耶夫和E. 塔尔列则把拿破仑执政时代排除在革命阶段之外,认为革命时期是从1789年到1799年。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分期,奥拉尔把法国大革命分为四个阶段:1789—1792年君主立宪——建立以财产资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体制;1792—1795年民主共和国——人民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1795—1799年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重新     

托克维尔论法国大革命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专著中,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了独到的论述。他的论述包括:将旧制度推翻的法国大革命在另一方面又是旧制度的继承人;就地点而言,革命发生于封建压迫不太重的地方(即法国);就革命的时机来说,法国大革命爆发于所谓的繁荣时期;法国大革命为何如此剧烈?原因在于启蒙思想家的作用、政治革命与宗教革命同时进行的后果、旧制度对人民进行了革命的教育、与大革命的目的有关、法兰西民族性格的影响等等。     

对大革命的忧思--纪念托克维尔诞辰200周年

法国大革命的世界性影响迄今犹存,托克维尔以哲人的理性态度和立场对大革命时代所内含的民主政治与自由的内在张力有着深刻的洞见,值得后世人们永远纪念.     

密尔的法国革命观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法国革命与政治发展的关注贯穿其一生,其基本观点是,法国人尚不具备实现与维持自由宪政的意愿与能力.这种将政治自由与一国的国民性格紧密联系的观念,其实是看到了政治变迁背后社会力量(包括风俗习惯、民众情感)的作用.自由社会不能仅仅依赖于抽象原则,而是需要共同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强调法国国民性格与自由宪政的不匹配,也强化了英国人持有的自由观与法国人的自由观之间的区别,强调英国特殊性.汉     

法国大革命的影响

在17和18世纪的革命中,唯有法国大革命不但在法国,而且在欧洲的许多地方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状况。这尤其表现在德国,从17世纪起它就极易受到法国的影响。无论从哪个角度讲,1800年前后都是德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时期。在促成这一转折的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大革命对德国社会各阶层,法德军事对峙状况,以及拿破仑政策对德国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自由”与“专政”的思想谱系——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社会学说的转变

自由与专政是法国革命的两个面向,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亦随之打上激进性的烙印,但在法国的政治理论脉络中,不乏有尝试在各个极端倾向之间寻求平衡点的思想传统：孟德斯鸠、贡斯当、斯塔尔夫人、托克维尔等堪称其代表,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探讨政治问题时都十分关注对社会维度的考量。在孟德斯鸠关于政体的性质与本原之间关系的讨论中,呈现出政制与民情间的互动模式;贡斯当承袭了孟德斯鸠古今社会形态差异的议题,以古今自由之变为视角,提出在一个幅员广阔、奉行人民主权原则的共和国中探讨现代自由内涵的问题;作为他的知己与战友,斯塔尔夫人努力探索构建一个能够保障现代人自由的共和政体：“制度的专政”;托克维尔则进一步从民情角度切入,努力探索完善民主社会并使共和制最终摆脱帝制幽灵的良方。     

法国革命文化与现代中国革命

本文认为辛亥革命以及作为其继续的国民革命打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旗帜,即使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更为激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后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和法国的革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也许任务、目标有别,但抽象言义上的基本原则并无任何差异。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

“对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庆祝是必要的吗?我们所要庆祝的是什么呢?”这是R.科布发表在1989年1月3日《电讯报》上一篇文章的开篇语。的确,发生于1789年至1799年之间的大革命及随后的拿破仑统治时期,使法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经历了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所未曾有过的人类屠戮和物质毁灭的时期。只要考虑到在法国大革命中数百万的无辜受害者,以及这场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侵略性,那就不难得出结论,法国官方提出把1789年作     

略论法国大革命前自由、平等概念的发展

自由和平等是近代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专制的两面旗帜。从英国革命到法国大革命这一段时间里 ,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成了西欧思想家们热烈讨论的重要内容。在他们的各种见解中 ,既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倾向和现实背景 ,又有着某种一以贯之的思想联系。本文将对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等近代重要思想家关于自由、平等概念的见解进行分析 ,以说明他们在该问题上的思想分歧和内在联系。一在中世纪 ,自由的概念只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意义 ,它属于神学讨论的对象。自由是上帝的专利权 ,现实世界只有严格的必然性。上帝是绝对自由的 ,而人却受到…     

论《新爱洛伊丝》的爱情主题及其影响

卢梭是法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被看作是法国大革命的哲人,是浪漫主义之父。他的《新爱洛伊丝》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的真挚的爱情,借此表达了他平等、自由的观念,控诉了不平等的等级观念;而同时,他这种对真实的自然情感的直接表露,直接引发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     

国际竞争与古代宪章：休谟论光荣革命与英格兰现代政体的形成

蒂利的资本化强制理论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但是他在处理英格兰历史经验时遇到了常备军的难题,这要求我们更深入地理解英格兰改造古代宪章以应对国际竞争的基本逻辑。考察休谟对光荣革命的思考有助于推进蒂利的分析。面对国际竞争的挑战,国王借助专权强化国家,被视作引入绝对主义的准备,引发了议会的猜忌和革命的爆发。光荣革命通过限制专权、革新古代宪章,既为议会和民众的自由诉求提供了制度保障,又为建立财政—军事国家奠定了原则基础。如何在国际竞争背景下革新自身传统,维护国家安全,容纳民众的自由诉求,达成一个兼具自由理想和力量的秩序,既是深入理解光荣革命和英格兰政体的关键,也是我们思考自身历史处境的起点。     

十月革命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

19世纪中叶,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将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邓小平理论与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是实践的、具有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宏伟成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仍生活在十月革命开辟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21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复兴的世纪,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太平天国女性政治意识分析

太平天国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女性政治制度,动员和吸引大批妇女参与政治斗争,涌现了一大批政治角色明朗的女性。这些女性在太平天国男女平等口号感召下政治意识开始觉醒,但在男权政治体系中,她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政治意识被动而又朦胧。为此,太平天国女性的政治意识就具有了革命性与被动性相互交织的特征。     

学术史视野下的中国土地革命问题——议题转换与范式变革

土地革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战争动员并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在有关近代中国革命的诸多研究中,土地革命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本文在细致梳理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从问题意识、理论范式与具体议题三个不同层面,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有关土地革命的研究做一批评性回溯,以此澄清土地革命的问题化过程,进而理清学术的内在理路与发展变化过程,洞悉不同研究传统与理论视角所存在的问题与局限,为新的学术研究的展开奠定基础。     

政党、政治与政策：论共产党早期革命中“富农问题”的多重逻辑

“富农”是中国共产党在早期革命实践中以阶级进路分析传统乡村社会的重要概念,也是土地革命历史进程中政策争论与变动的焦点所在,同时更是作为革命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应对近代以来中国乡村社会危机的关键枢纽。本文认为,富农概念在具体的革命场景中具有下述意涵：其一,它经历了从理论概念到革命实践中斗争对象的转化;其二,它在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演变成“富农路线”问题;其三,以“富农”等概念为基础的分田策略又是苏区土地革命中的重要政策问题。上述维度共同形塑了革命的动力机制。本文在详细梳理多种类型史料的基础上,呈现这一转变的复杂历史过程,进而阐释“富农问题”作为革命动力机制的内在逻辑与社会过程。     

被多向解读与不断诠释着的"五四意义"——三大思潮对于五四启蒙的话语阐释

在"后五四时代",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思潮从各自角度对"五四意义"进行了解读和诠释,从而形成不同的"五四话语"诠释系统。激进主义从革命斗争的现实需要出发,着重于从政治、救亡、民族民主革命的革命范式与政治框架去解读和诠释"五四意义",建构了突出政治意义的五四革命话语诠释系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这种"革命范式"、"政治范式"开始向"发展范式"、"现代化范式"过渡;自由主义建构了凸显文化变革、突出个性解放的启蒙话语诠释系统,表现为褒新文化运动贬学生运动,把文化运动向政治运动的发展视为"干扰"、"救亡压倒启蒙";保守主义赞成文化运动的路径但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激进反传统主义,其经历了从接纳民主、科学"新外王"的"返本开新"到五四"文化断裂"的话语诠释系统转变。三大思潮对五四启蒙的不同程度认同以及对"五四意义"的多向诠释,进一步凸显了五四精神的多元性与开放性。     

“革命”符号里的白灵和黑娃——《白鹿原》人物论之一

20世纪上半叶，“革命”是这个时期的关键词。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的二重奏。《白鹿原》的“革命叙述”不同于“左翼叙述”与“延安叙述”，黑娃代表了“白狼”，白灵象征了“白鹿”，他们的“革命”人生充满了历史感和悲剧性。     

财富、支配与国家：亚当·斯密论奴隶制的废除与现代自由的基础

尽管近年来学界对亚当·斯密所谓商业实现人类自由与文明社会的判断多有关注,但未能充分解释其笔下包括商业社会在内的人类社会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低估了奴隶制的韧性与西欧现代自由的偶然性。本文指出,斯密认为商业无法实现人性中暴烈激情的普遍转向,而是通过改变财富与政治权力的分配来实现人类自由的革新。在古代政治中,商业强化了既有的蓄奴经济与支配结构,但在欧洲封建时代破碎的政治版图中,商业与奢侈恰好促成了封建领主的破产,进而导致少部分地区封建制的瓦解、绝对主义的诞生与奴隶制的废除。同样重要的是,欧洲内陆广大的封建地产缓和了地主的财政危机,商业在此无力撬动财富与权力的天平,反而再次强化了社会压迫。对斯密来说,只有深入了解商业社会在政治权威变迁中的角色与作用,观察商业对政治权力分配方式的历史影响,才能充分理解法治、正义与自由的可能性。     

国家与祖国:涂尔干论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

1905年国家与教会分离法案确定了国家的世俗性质,保障个人的良知自由。不过,法案也内含潜在的危机：良知自由与世俗国家之间的紧张。一方面,共和体制为良知自由转化为个人政治权利提供了合法途径,进而挑战国家权威。另一方面,个人与共和国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疏远。涂尔干判断,危机根植于法国的政治传统,特别是“1789年原则”。不同于契约论和教权主义,涂尔干提出国家与祖国是政治社会的两个面向,个人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对应的两种伦理,符合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特征。人格崇拜是国家和个人所共享的,国家是社会的大脑,拥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祖国是现存的最大的实体,爱国主义是集体意识,人们不能为了理念上的无形的祖国,而与同胞为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