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国家还是市场: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的市场转型偏好

以往关于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通常关注转型的过程及其后果,却较少注意人们的主观意愿。在城镇化背景下,流动人口对市场转型的态度是其选择和行动的基础,这将会影响城镇化与市场化的发展。本文通过分析2012年“城镇化与劳动力移民”调查数据发现,与本地居民相比,流动人口表现出更强烈的市场转型偏好,且这种偏好倾向随世代推移呈现增强趋势。研究还发现,“城城”流动人口比城乡流动人口更支持市场转型,流动人口内部存在显著分化。本文认为,结构性因素与认知性因素是市场转型偏好分化的重要原因。城镇内部的二元隔离是流动人口无法充分获得市场化红利的根本原因,唯有改变这一状况,才能消解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在态度上的隔膜。     

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方言能力、语言环境与城市移民创业行为

本文旨在探讨方言能力对城市移民创业行为的影响和对语言环境的调节效应。基于“身份认同理论”，以2010年和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为样本，通过区分移民方言能力的沟通属性与文化属性，建立基于线性概率模型的创业决策模型和基于多元回归模型的创业收入模型。研究发现，方言能力的文化属性使移民创业的概率增加1.8%。在采用“双胞胎样本”方法排除样本选择偏误和内生性后，这一结果依旧稳健存在。分样本回归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只对教育水平较低的移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对拥有不同物质资本的个体没有敏感性。进一步分析发现，方言能力对移民创业决策的促进作用在语言种类较少和普通话普及程度较低的地区更加明显，但对创业收入没有上述影响。本文有助于揭示语言在移民创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教育程度与分配公平感:结构地位与相对剥夺视角下的双重考察

基于结构决定与相对剥夺的两种视角,本文研究发现了教育程度对收入分配公平感的复杂影响路径。教育程度作为优势性地位获得,对分配公平感存在正向影响。教育程度越高,收入分配公平感越强。但这种正向影响也存在条件性：教育作为个人地位投资,激发相应的回报期待,随着基于教育投入的期待收入与实际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正向影响会降低,且教育程度越高,降低的幅度越大。这一条件性的发现有利于解释既有研究的矛盾结论,具有重要的社会意涵：当教育投资作为“制度化手段”无法实现地位获得这一“文化目标”时,这种“断裂”可能会引发“分配不公”的心理失范。     

家庭经营的成本核算与经营决策：以白洋淀塑料加工户为例

在关于家庭经营的研究当中,有两个最经典的理论模型,一个是恰亚诺夫的“家庭农场模型”,一个是贝克尔的“家庭生产函数”。本文通过对河北白洋淀淀村塑料加工行业加工户进行成本核算和经营决策行为逻辑的研究发现,对于工业化过程中的家庭经营户来讲,虽然他们生产的是一般性“市场商品”,但是由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不完善和家庭经营独特的组织方式,使得这些加工户的生产决策与消费决策不但是密不可分的,而且受到了与家庭生命周期相关的家庭结构的影响。家庭结构不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家庭劳动力、住房、资本等生产要素的组合结构,而且影响了家庭生产与消费的不同组合模式,这一点不但影响了一个家庭在生产经营中的成本核算逻辑,而且影响了他们进行产业选择的经营决策。     

信任溃败与圈子解散:田园茶叶公司的集体离职事件研究

以田园茶叶公司为例,本文运用集因素论和互动论优势于一体的圈子理论分析集体离职事件。研究表明,在以领导为核心的圈子中的网络结构位置决定了员工的去留、职级,集体离职源于组织中圈子内信任关系的受损、溃败所导致的圈子解散和替换。本文提出了五个研究推论：第一,职务结构和圈子关系的重合或分离会影响离职;第二,领导的圈外人最可能离职;第三,与小领导不和的大领导班底不会离职且会晋升;第四,圈间“桥”缺失会导致集体离职;第五,组织变革中的“幸存者”是大领导班底或圈间“桥”。本文有三个研究贡献：为离职研究提供了圈子理论的分析视角,拓展了圈子理论的解释范围;圈间“桥”关系协调作用的研究发现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有助于辨析圈间“桥”和结构洞概念。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     

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下的台湾地区阶级分析

本文利用台湾“中央研究院”的“历史人口计划”所提供的日据时期户籍数据库,运用新韦伯派阶级分类法,分析不同出生世代的阶级结构,并以多元逻辑回归统计模型估计其阶级流动的几率。研究发现,无论在农业部门还是工业部门,越晚出生的世代(尤其是1895年后的出生者)无产阶级化的趋势越明显,而且糖业资本集中发展的中南部地区比北部地区更明显;其次,工业部门的本土雇主与自雇者大幅减少,显示日本垄断资本对台湾地区本土资本的竞争优势导致台湾地区工商业部门的无产化;第三,农业部门人口比例衰退的趋势在20世纪20年代之后逐渐稳定下来,这可能是“米糖相克”与家户生计逻辑造成的结果;第四,一方面受“农业台湾”的日本殖民政策限制,另一方面受家庭生计逻辑的影响,台湾地区的专业管理阶级或资本家在子女分户时仍经常划分农地给后嗣,因此出现了工业部门人口回流农业部门的向下流动的特殊现象,但已经靠农业就业的人口却难以流向工业部门。本文的贡献在于重建历史资料来研究日据时期台湾地区的阶级流动,并呈现工业国家之外殖民地社会的阶级不平等。     

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态度及中介机制——以长三角地区数据为例

本文基于经典的“世代分析”框架和系统信任研究的“文化论”路径,试图回答：与其前辈相比,出生并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的新生代在对基督教信任方面有无差异？若有,近代以来影响国人对基督教态度的科学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在其间是否仍具中介影响？以此会突显民众对基督教怎样的态度变化？文章通过对长三角地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与前辈相比,新生代对基督教的信任度更高;科学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在世代与基督教信任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且影响较弱。由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新生代在实现包容性国民精神转型方面的向好态势。     

“自主选择”还是“身不由己”——对南京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事件史分析

本文以666份对南京企业员工调查的数据为基础,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问题,揭示了影响其职业流动的影响因素,以及他们在以单位所有制性质为区分的劳动力市场格局中的流动趋向。研究结果表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机会结构的转变是企业员工职业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伴随着社会转型而改变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则为他们的职业流动制定了游戏规则,个体的家庭背景和个人因素仅仅是这些游戏规则之下的筹码。因此,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企业员工的职业流动是由社会结构决定的、非常有限的“自主选择”,换言之,这是一种身不由己的“自由选择”。     

市场转型与“单位”变迁再论“单位”研究

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城市社会的基层组织制度和社会秩序，尤其是“单位”和“单位体制”，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本文对在市场转型的制度背景下的“单位”变迁研究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文章从概念辨析入手，分为“单位”体制及其变迁、单位内部的权力结构与行为方式、单位与社会分层三个方面展开具体论述。作者认为，采用细致的个案调查方法来研究不同类型“单位”的内部权力结构和行为方式，挖掘“单位”社会分层效应的具体微观机制，进而探讨“单位”和“单位体制”的变迁，并且，以此为参照来理解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特点、新功能，将是“单位”研究的方向所在。     

街头·行为·艺术: 性别权利倡导和抗争行动形式库的创新

2012年被媒体称为中国“女权行动元年”。通过考察这一年发生的“占领男厕所”、“受伤的新娘”、“上海地铁反性骚扰”和“光头姐抗议教育部”等产生广泛社会影响的性别事件,文章分析了街头行为艺术作为一种新的抗争行动手法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形成和发展。相比近年来抗争政治研究整体蓬勃发展的局面,国内学界对抗争行动形式库的研究较为缺乏。本文首先对这一领域的理论视角和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和评述,然后简要呈现街头行为艺术在中国抗争政治景观中的兴起。文章的主体部分围绕这一抗争行动手法的三个关键词——街头、行为和艺术,结合近年倡导性别平权街头行动的实证资料,详细阐述了它们各自对于抗争行动的意义及其对实施效果的影响。最后,文章提出从政策改变、参与动员和文化变迁三个层面,评估运用街头行为艺术进行诉求表达和政策倡导的成效。     

城市基层政治参与对政治效能感的影响 一项以上海社区为例的实证研究(英文)

在建设基层民主的过程中,政治效能感是反映政治体系民主和健康程度的重要指标。研究表明,特定的政治参与行为对个人政治效能感有正向或负向影响,但目前探讨中国城市基层政治参及其政治效能感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综合现有理论文献,将政治效能感分为内部效能感和外部效能感进行分析,并根据政治参与影响效能感的两种不同机制,将政治参与分为教育型和诱导型两类,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本研究以上海社区的抽样数据为样本,分别建立“教育型参与-内部效能感”和“诱导型参与-外部效能感”两个回归模型。前者分析“抗争”和“竞选业主委员会成员”两项教育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内部政治效能感的影响;后者分析“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两项诱导型政治参与行为对外部效能感的影响,两个模型均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但作为教育型政治参与的“抗争”,因其在大部分情况下会以失败告终,故可能对政治效能感起不到一般教育型参与的促进作用。同时,通过数据分析,本文也发现“参与居委会选举投票”和“参与业委会选举投票”的差异：虽然根据已有研究两种“投票”均应归入诱导型政治参与,但是参考中国城市社区的现实情况,业委会选举机制的不成熟以及行政手段的介入,都有损于业委会选举的“政治诱导性”,故可能对外部效能感产生负面作用。本文根据上述问题和本研究的不足提出了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当代社会学中的阶级分析：理论视角和分析范式

本文系统梳理了当代社会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文献,揭示了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和多元化的分析范式。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定义的结构性位置,是关于社会不平等及相关社会现象系统化的结构性解释。多元化的分析范式主要包括：（1）研究对象上的宏观层次（解释大规模社会变迁和转型事件）与微观层次（解释阶级对个人态度、行为和生活机会的影响）;（2）分析思路上的 “结构-意识-行动”（将阶级作为“集体行动者”）与“结构-状况-选择”（将阶级作为“生活条件综合信号”）;（3）解释逻辑上的“剥削和利益形成逻辑”、“状况逻辑或理性行动逻辑”和“结构化（或同质性）逻辑”。     

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基于核风险感知的混合方法分析

在质性研究和已有文献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双因素假说”,并对这一假说进行验证。通过“扎根理论”发现了影响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四个维度：环境亲和感、系统信任感、信息丰富性和利益趋向性。前两种属于情感因素,后两者属于情境因素。通过结构方程模型进一步证实,情感、情境因素都对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具有显著影响。同时发现了信息丰富性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倒“U”型关系,利益趋向性对公众的环境风险感知具有决定性影响等结果。     

低保对象为何退保难?动态分析策略下的退保模式及其变迁趋势研究

本文基于民政部2014年“中国城乡困难家庭社会政策支持系统建设”调查的数据，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对城市低保接受时长和退保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低保对象的救助接受时间呈现明显的长期化特点，但随着低保接受时间的延长，低保对象退保风险会逐渐上升。这与“时间依赖论”关于长期化救助接受会逐渐弱化救助对象工作伦理，进而造成救助退出可能性逐步下降的理论预设恰好相反，说明中国城市低保对象退保难与工作积极性下降无关。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弱势化的低保人口构成及就业救助服务缺失是长期低保接受的重要原因。此外，中国的非正规就业结构也对退保构成显著的不利影响，不过，该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减弱。     

法村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研究——块模型及其应用,

本文利用“块模型”方法分析黑龙江省一个村落的社会支持网,是针对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社会网络意义上的一种量化研究。研究发现,在“劳力支持”网络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四个子群。这种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块模型”的价值在于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块模型方法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     

历史书写中的“文成公主”——兼论“多民族中国”的民族史叙事困境

一个“多民族政治体”形成和存续的核心在于一套能够使具有不同政治与文化传统的诸民族“各安其位”的“秩序”,而“民族史书写”正是这一“秩序”的一个重要维度。本文梳理了历史文献中三种不同的“文成公主”叙事：古代汉、藏文文献描述了两种迥然有异的“文成公主”形象,其差异反映了两种古代文明对“世界”及其理想秩序的不同想象;第三种叙事来自近代的“民族主义”史学,汉语知识精英利用古代文献中的素材,在“进步史观”的指导下,塑造了“文成公主”的新形象。本文对这一“民族史书写”的新范式进行了反思性讨论,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民族议题”的核心线索及其所蕴含的结构性矛盾展开了理论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