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家庭冲突、性别角色与工作满意度——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研究了工作-家庭冲突对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发现来自工作和家庭两方面的角色压力是引发工作-家庭冲突的主要原因,而且无论是因工作影响家庭,还是因为家庭耽误工作,员工都会对工作表达不满。与男性员工相比,工作压力和家庭压力会使女性员工陷入更为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而且女性员工也更可能因为工作影响家庭而降低对工作的满意度。这些发现不仅为工作-家庭冲突及其相关后果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证据,还为各级管理人员激励员工士气和提高组织绩效提供了很多实践上的启示。     

城市经济规模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基于地图APP数据的实证分析

相关研究认为,地区内部居民的平均信任水平与地区的经济结构特征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个体数据显示,城市间居民的平均社会信任度存在明显差异.OLS回归发现,城市的经济规模与居民平均信任度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为了克服OLS模型的内生性,使用各城市与省会、北京及上海间公路的通行距离作为城市经济规模的工具变量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负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产生相关性的经济机制在于经济规模较大的城市中通常聚集了具有不同历史或文化背景的群体,而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信任博弈会增加群体间产生误解的概率,并进而降低了相互间的信任程度.为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政策制定者应以降低群体间发生误解的概率为主要政策目标.     

中国国有经济规模与经济增长条件收敛——基于1978—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揭示了中国国有经济规模对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文章扩展了Mankiw、Romer和Weil(1992)等修正的附加人力资本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国有经济规模等制度性变量纳入其中,使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一阶差分GMM估计方法。实证结果显示,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如果用"国有经济单位职工人数占各地区职工总人数的比重"和"国有经济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这两个变量来衡量国有经济规模,那么国有经济规模在全国和东部地区都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一个影响因素,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中部,国有经济规模不是经济增长条件收敛的影响因素;在西部,国有经济规模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一个促进因素,并且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条件收敛。     

社会治理中的多元组织协同机制研究——基于杭州的实证分析

本文先对多元组织协同机制的内涵做了三个层次的界定,然后以杭州西泠印社的改革经验阐释该协同机制的制度特征、并在杭州实践经验剖析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多元组织之间实现协同的制度机理,从而揭示出这种创新机制能推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政府民间良性互动的根源所在.     

社会福利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 ——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

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通过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函数的重新界定,并根据均衡理论构建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市2012-2015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受城市禀赋和时空差异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前社会福利水平下,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的实际规模大多低于其最优水平,城市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而超特大城市则大多面临人口规模超载问题,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其社会净效益呈边际递减趋势。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基于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的数据,考察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居民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女性的网络规模小、网络成员中亲属比例高、网络多元性较小、网络达高性低、在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方面存在劣势。     

非政府组织与农民工社会支持——基于青岛、深圳、东莞的调查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发现,在有非政府组织的地区,农民工的社会支持水平要比没有非政府组织地区的农民工高,这种差异尤其表现在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两个方面。     

组织特征、控制环境与内部会计控制——基于浙江民营企业的调查数据

本研究对浙江地区民营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了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在内部控制环境、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上的差异.调查数据显示,浙江民营企业内部控制环境整体状况不很理想,还有较大提升空间.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在控制环境状况上存在差异,其中不同企业注册类型、企业所处发展阶段在内部控制环境整体状况上差异性显著;不同组织特征的民营企业总体上在控制方法和手段运用上比较单一,其中家族持股比例、关键岗位家族成员任职比例、企业所处发展阶段这几个组织特征与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虽然企业在内部控制环境要素上的差异是存在的,但控制环境与内部会计控制方法运用的相关性并不显著.     

执政党对私营企业的统合策略及其效应分析: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呈现政党国家与社会渐次分离的状况,集中体现在执政党权力范围的收缩和以私营企业为代表的社会新兴力量的成长与集聚。首先,本文通过理论阐述和案例分析发现,执政党与私营企业之间并非单向的吸纳与嵌入,更多表现为一种相互融入的共生关系。其次,基于对第九次全国私营企业家调查数据的分析进一步发现,在所辖企业中设立了党组织且自身具有党员身份的私营企业主对于执政党相关政策的认可度更高,同时也更加偏好生产性活动和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结论表明,中国共产党通过自下而上的政治吸纳型和自上而下的组织嵌入型统合这两种分散政治压力的有效途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私营企业的分类控制,在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同时,成功引导私营企业承担社会功能。     

长沙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内部管理与建设情况的调查研究

本研究通过对长沙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的调查研究,了解了长沙市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基本现状,分析了长沙市公益性社会组织在内部管理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困难,并提出了促进其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网络极端情绪人群的类型及其政治与社会意涵——基于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社会化媒体的用户为中心,以用户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为切入点,考察中国社会化媒体空间中的群体类型,并探讨各群体的客观背景特征,以及各群体的政治态度和网络表达行动。对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数据（2014）的潜类分析表明,我们可以根据微博用户表达的极端情绪将其划分为“酱油众”“冷漠族”“铁血爱国派”“愤世嫉俗派”和“民粹主义者”五类群体。其中,“民粹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草根左派”色彩,“铁血爱国派”具有某种“亲体制左派”的色彩,“冷漠族”则倾向于“温和右派”,“愤世嫉俗派”倾向于“激进右派”。就政治态度而言,“愤世嫉俗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负面,“民粹主义者”对政府的信任度最低,而“铁血爱国派”对体制的态度最为正面,对政府的信任度最高。就网络行动而言,“民粹主义者”使用网络暴力和参与在线抗议的可能性都最高,其次是“愤世嫉俗派”和“铁血爱国派”。文章最后指出,对互联网用户极端情绪的研究是理解中国网络社会的重要窗口。     

基于五律协同理论再论社会危机应对中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与作用

五律协同理论认为,社会危机的发生发展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技术和环境五大规律的制约,规律协同是解决危机的最佳路径选择.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充分体现了社会规律、技术规律等内涵,是现代社会危机管理网络中的不可或缺的协同变量,其在社会危机应对中的作用贯穿整个社会危机事件全过程,主要表现在有效减缓社会危机压力、建构公民信念共同体、提供专业资源支持以及监督国家权力运行等方面.     

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分析——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

当前关于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研究主要建立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但从本质上讲,非政府组织是相对于政府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它反映特定的社会结构,因此要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出发,才能掌握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展趋势。文章通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提出由此决定的非政府组织的三条形成路径,进而提炼出了中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展的本土化、依附性和自主性三个特征。     

全球海洋治理中非政府组织的角色——基于实证的研究

在全球海洋治理进程中,“政府间”机制的局限性凸显非政府组织的补充价值。既有实践表明,非政府组织正在广泛地承担海洋研究与管理、政策游说、产业发展与治理能力建设以及公众教育等工作,并已成为实现全球海洋“善治”不可或缺的力量。通过直接参与和间接推动两种路径,非政府组织活动同国家及国际组织形成了协同与监督并存的互动模式,深刻地影响全球海洋治理的走向。我国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时,应当充分重视非政府组织的重要作用,警惕非政府组织的“政府化”趋势和“垄断”现象对国家海洋权益的威胁,着力发展适于我国现实的“公私协同”海洋治理模式。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05的调查数据,以对角线参照模型为分析工具,考察了阶层代际流动对城市居民歧视性态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工作歧视和邻里居住歧视上,代际流动本身能够产生独立于流动者出身阶层与现处阶层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相对于出身阶层,流动者现处阶层对其歧视态度影响程度明显增强;进入社会歧视氛围更低的阶层能够显著降低流动者的歧视态度;相比向上流动,地位下降者对外来人口的歧视程度更高。研究指出,分层与流动研究不仅要考察客观社会结构及其开放状况,也要重视分层及流动对个体行为与态度所带来的主观层面影响。     

乡村治理：基层政权与乡村组织——一次基于实证调查的跨学科对话会议

乡村治理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重构基层政权与乡村组织的关系。前不久,一场别开生面而又气氛热烈的跨学科跨校际对话会议在江西财经大学人文学院举行。参与对话会议的包括郑传贵、邱贵明、刘晓根、银平均、陈始发、尹忠海等人，他们分别具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背景，均选择一定角度作了发言。     

社会流动与政治信任：基于CGSS2006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详细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流动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表明,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大量向上流动的机会,并给他们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人们所经历的向上代际流动和代内流动,以及对向上流动的感知与预期都显著增强了他们的政治信任。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发展为人们带来的向上流动的经历与期望有助于维护社会政治稳定。     

大学生就业的社会资本运用研究——基于新疆的调查数据

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资本可以弥补大学生就业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有助于大学生获取就业机会,减低就业成本。但是,新疆普通高校大学生在社会资本的运用上比较被动,存在使用不平衡和不平等的现象。对此,要从观念上转变新疆大学生对社会资本的误解。提高其社会资本存量以及运用社会资本就业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