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批判理论的女性主义视角

通过分析和探索当代批判理论家中三位杰出的女性汉娜·阿伦特、南茜·弗雷泽及埃米·艾伦的思想著作、理论特色及批判旨趣,可以揭示出批判理论的谱系发展中存在着某些独特的女性视角。无论是对公共政治生活的强调、对全球化时代新的正义观的建构,还是对批判理论中内含的权力关系的警醒与反思,都反映出不同时代的女性对自己生存境遇及未来的思考。     

对社会网络视阈下权力寻租现象再研究

对于"权力寻租"现象的分析,学界多集中在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寻租者思想道德素质败坏、法律法规不完善与缺位等方面。在以往诸种原因分析的基础上,引入社会学中的关系、人情、社会网络、社会设置以及社会资本等相关概念和理论,探究权力寻租现象,应采取的治理举措为:弱化行政管理部门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加强社会监督控制力度,建立权力拥有者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优化社会设置,铲除权力寻租现象滋生的土壤;加大寻租的交易成本,使寻租者无机可乘。     

社会资本能提高社区治理绩效吗?——测量中的问题与"关系"研究架构

社区社会资本的测量有多种方式.无论是个体社会资本,还是社区社会资本,现有的测量都较少考虑到中国社区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即没有关注到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性背景、国家-社会关系、殖民化倾向、差序格局、经济增长至上的发展观等,测量的意义因而不明.因此,在解释社区治理绩效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制度和"关系".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收入、健康、社会公平感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一个区域差异分析视角

本文运用CGSS2015年的数据,对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进行比较分析,并从收入不平等、健康和社会公平感等角度探讨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及其区域差异。实证结果发现:东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绝对收入差异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影响,对西部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相对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区域差异性;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中部和西部地区,健康自评程度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社会公平感知越高,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性别、年龄、婚姻和教育上的差异具有区域不平衡的特征。     

后结构主义视域下社会工作价值取向的反思与重构 ——来自福柯的启示

理论与实务的分裂状态让社会工作者容易忽略社会结构与个体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社会工作在实践中显现出"安抚型"的价值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工作的专业使命.在后结构主义视野下,个体价值是多元的,而非臣服于总体社会结构.福柯以其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技术(生存美学)解构了现代社会的各种"权力",这对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的有机融合、重构社会工作的价值取向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论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建构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老年人逐渐丧失传统社会尊者优势地位而逐渐沦为社会弱势群体.依据社会支持理论,弱势群体问题不是因其自身原因所造成,而恰是其缺乏必要社会支持的表现.社会支持理论强调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来改变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困难境遇.因此,建立和完善农业大专院校以及专家学者对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的专业性正式社会支持的长效机制;发挥社会工作者及青年志愿者在农村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强化以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非正式支持,以及增强农村老年人的自养能力,是建构农村老年弱势群体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途径.     

谁在网络中抱怨——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

对于今天网络中的怨气,现有观点或从现实社会找根源,或从网络技术进行归因.这种思维逻辑面临着治理的风险.本文基于网络社会分层视角,提出研究假设:网络社会分层将那些原本处于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边缘位置的阶层群体推到了网络社会精英位置,网络社会中弥漫的抱怨不过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权威进行挑战的工具,是网络社会中的精英们对现实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权力与财富机制的质疑,是对现有社会秩序与传统权威挑战.本文实证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假设.这暗示着今天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时,如何从网络社会分层的角度切入是推进社会秩序与进步的重要面向.     

无职而有责:社区工作者身份失衡的制度性解释

社区工作者职业身份模糊但责任重大的双重困境,已是学界共识,但要对这一局面的生成机理进行系统性研究,需要从历史根源、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城市基层社会的权力结构和社区工者的行动等方面做整体性解释.本研究通过考察社区工作和街道之间的劳动纠纷案例,发现在类市场意义的劳动关系下,社区工作者在经济-社会、政治和关系网络上对政府的制度性依赖,减弱了社区工作者作为职业身份的面向.后单位时代社区中的制度性依附将持续影响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与合作,并形塑基层权力网络,在此基础上明确社区工作者职业身份,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或可成为实现高效社区治理的合理路径.     

“关系”与“结构”的双重视角:一项工作绩效与社会网络关系的实证研究

社会网络日渐成为非个体层次上研究工作绩效影响因素的重要方面,但相关研究的缺陷在于,仅仅关注组织内部结构层面的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而忽视了组织外部关系层面的社会网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地产销售从业人员的实证调查,探究销售人员的“关系性”和“结构性”社会网络对工作绩效的不同影响,并分析了产生这两种社会网络影响结果的理论基础。     

中国网民的意识形态立场及其形成——一个实证的分析

本文以4 000多份网民的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对中国公众的“左”“右”意识形态立场的现状、特征及其起源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左”“右”派网民与西方国家的“左”“右”派在基础性政治心理特性上恰好相反,中国的“左派”相对于右派而言,具有更为显著的威权人格特征,也更倾向于维护现有社会秩序和传统价值,在对外态度上更为强硬和排外。右派比“左派”更关注社会公平、限制公权力和赞同后现代价值。从信息接触和政治心理两个理论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媒体影响和威权人格对网民意识形态立场的形成均有明显影响。笔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随着信息源日益多元,相对于外在的信息而言,个体内在的威权人格对个人意识形态立场形成的影响可能会更强。     

资源分布、阶层地位与社会支持 基于东亚华人社会的比较

已有研究大多从网络结构角度讨论社会支持,本文基于2006年“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的数据,从地位结构观角度探讨了东亚华人社会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选择。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同资源分布格局的华人社会中,阶层结构对城市居民在社会支持选择上的影响存在差异。具体而言,在正式支持和混合支持的选择上,与中国大陆相比,教育地位对港台地区居民选择混合支持的几率有更明显的正向作用;在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的选择上,教育地位对中国大陆居民选择正式支持的几率的正向作用更强。     

住院康复精神病人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充权: 一个广州的个案研究

本文源于社会工作者在广州某精神病院介入一位强迫症患者的实务反思。首先,本文描述精神病院这一专家权力掌控的“全控机构”,凸显全控机构下日常生活实践的碎片化特点。而这既是住院康复精神病人主体性展现的空间,也是社会工作者同理与接纳个案的理想平台,为探讨日常生活实践充权的可能性创造了条件。其次,本文反思与个案建立专业关系的过程,重新理解个案日常生活与外界环境的互动行为的意涵,不仅认识到个案本身的主体性力量和其中存在的充权可能性,也认识到日常生活实践对实现社会工作者同理与接纳的重要意义。这提醒社会工作者在实务过程中要时刻反思如何激发个案主体性,帮助其实现自我认同与接纳。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论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以香港利东街居民运动为例

香港利东街的反拆迁运动是香港近年来抗争历史最长、反响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居民运动。作为“无权者”的组织,“H15关注组”凝聚和动员外部多元化的行动者和网络,开展文明而具有建设性的抗争行动,成为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展示了普通人在城市规划与重建方面也具备强大的生产性力量。政府部门也因此在具体施政和治理理念方面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改进。“无权者之权力”的生成和增长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改变具体情境下的原有权力关系结构,推动社会变迁。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涂尔干的公共思想难题

在全球化时代,曾经作为个体或集体认同主要支配模式的宗教和民族主义,似乎已构不成为现代社会政治认同和公民权的牢固基础。因此,在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深入理解涂尔干有关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关系的思考尤为必要。涂尔干的社会思想中蕴含着两大基本主题即“社会如何可能”和“社会学如何可能”,它们又融入于其一生所专注的“根据实证科学方法来考察道德生活事实”之研究中。从整体上观照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问题并基于现代社会中人性神圣性的社会事实,能够从方法论和实质性问题思考的交汇层面充分揭示现代社会团结的基础。按照涂尔干的思想,解决这对矛盾的根本出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厘清法团和公民国家的关系问题,换言之,关键在于阐明有关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关系的问题。     

初婚年龄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CGSS2006的研究

本文基于“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使用事件史分析方法,探讨了城乡居民初婚年龄的变化趋势及其社会经济原因。研究发现,教育、职业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对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影响,并表现出性别和户籍差异。教育程度对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男性,高等教育对农村户籍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大于城市户籍女性,技术类职业相比非技术非管理类职业,对农村户籍男性居民的初婚年龄有着显著的提前效应。在城市户籍居民中,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子女的初婚年龄越晚;兄弟姐妹越多,初婚年龄越早。对城市和农村户籍居民而言,父亲从事管理类职业对儿子的初婚年龄均有显著的提前效应,而且对农村户籍居民的影响要高于城市户籍居民。     

市场、制度与网络：产业发展的三种解释范式

产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现有的理论来看,主要形成了三个理论解释范式,即以新古典经济产业理论为代表的市场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历史制度学派和组织制度学派为代表的制度主义的解释范式,以及以网络和社会资本等新兴产业理论为代表的网络主义的解释范式。这三种理论范式分别把市场机制、制度与产业政策、产业网络与社会资本等因素视为产业发展的核心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些解释范式分别存在着“市场决定论”、“制度决定论”与“网络决定论”的倾向。     

“抑郁症如何产生”的社会学分析: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视角

本文旨在解释中国抑郁症病患比例在国际上偏低的原因。通过整理社会理论,本文提出了一个“抑郁症产生”的社会学分析框架,此框架是以“全球/国际”“国家/国内”两层次以及“社会结构”“社会建构”两方面为矩阵所组成的思考框架。具体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同时造成中国在“社会结构”与“社会建构”上的改变。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具备生成抑郁症的基础,但“社会建构”的条件尚有不足或被隐藏。然而,“社会建构”较“社会结构”在产生抑郁症上更为关键,一旦“社会建构”的条件更充分,中国抑郁症病患的比例预计将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