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历程视角的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

本文从生命历程理论视角研究住房市场化背景下宏观和微观因素对城市居民二套房获得的影响,提出了“世代机遇论”“购房时机说”“精英优势论”“家庭禀赋说”和“理性选择说”等命题,并依据2010年广州市千户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离散时间事件史模型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在二套房获得上,世代和单位因素影响减弱,职业地位和家庭因素影响增强,经济管理精英、专业精英,以及家庭经济能力强、家庭资助或在房改结束前获得首套房的居民具有优势,房价上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二套房的购买。本文认为,早期市场化改革为不同阶层提供了住房机遇,但再分配和市场导致的住房不平等在住房市场化过程中相互强化,未来住房改革的重点在于避免住房贫富分化加剧。     

市场化转型下的住房不平等——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

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     

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本文基于2010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发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性：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在1998年前的体制外和1998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1998年前体制外和1998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由此可知,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级也高”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居民的自我选择过程。     

“类聚群分”: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多元构成及其多维政治取向

本文结合体制分割和市场状况两大维度,划分出五种中产阶层基本类型,并利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和潜类模型、多元对应分析技术,从政治关注、政治效能、政治信任、意见表达、集体行动五个关联性维度考察中产阶层的多维政治取向。结果显示,体制内两类中产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再分配体制的特征,政治取向明显保守稳健;处于“高经济地位”和“低政治地位”的地位相悖位置的体制外新中产阶层（新社会阶层）展现了偏激进的政治取向;处于体制和市场“双重弱势”地位的体制外边缘中产和“老中产”则兼具政治激进和冷漠的复杂二重性,且这种二重性主要沿着年龄、市场机会和生活状况被分割开来。体制外的中产阶层构成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应在阶层整合、利益整合和畅通上升流动渠道等方面着力,培育并壮大中产阶层,使其更好地发挥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青年住房福利倒挂现象研究

住房福利倒挂简单地讲就是强者比弱者从政府再分配手中获得更多的住房福利。研究表明住房福利倒挂现象存在于青年群体之中,住房福利主要流向市场能力较强的青年个体,那些青年住房贫困户反而更不可能得到政府再分配福利的照顾。这说明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由市场所造成的住房不平等或两极分化并没有完全得到政府再分配福利的减缓,再分配与市场对于住房不平等的作用力方向具有同一性,当市场和再分配都遵循强者优先逻辑时,这就导致中国转型时期城市住房不平等或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与再分配共同强化的产物。     

伦理沦丧抑或是伦理转向:现代化视域下中国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研究

本文将家庭资源分配置于三代的代际链,将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亲代优先性”和“成年子代优先性”结合起来形成资源代际分配的四个亚类型,并以此来审视当前农村家庭养老中的资源分配。通过对CHARLS数据的分析发现,个体的现代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其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决策,其中,个体的现代化(尤其是经济状况的改进)使其在资源分配时倾向于支持子代。基于此,本文提出,农村家庭资源的代际分配并未呈现“伦理沦丧”特征,上位优先型的分配方式仍在家庭资源代际分配中占据重要位置;造成农村家庭对亲代赡养资源供给不及现象的原因并不总是“伦理危机”,而由“伦理转向”所导致的下位优先分配原则可能是上述现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社会分层与健康不平等的性别差异:基于生命历程的纵向分析

本研究考察在社会分层与性别分层的交互作用下,生命历程中的两个竞争性理论--“累积优势/劣势理论”和“年龄中和效应理论”,哪一个更能解释中国男性和女性所经历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追踪数据和成长曲线模型发现,性别对社会分层导致的健康不平等及其发展有独特的影响。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处于健康劣势,这一劣势是因为女性从教育和收入所获得的健康回报比男性低。此外,女性之间因为教育和收入导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随年龄的增长而缩小,男性之间的健康不平等程度并不随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因此,本研究不支持健康不平等的“累积优势/劣势假说”,而是在女性群体中支持“年龄中和效应理论”。     

区域社会转型与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研究

本文使用CGSS2006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社会转型对居民社会资本获取和动员过程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在社会资本获得过程中,城市社会转型不会影响居民社会资本的地位效应却影响了居民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超大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资本的“网络位置效应”因子均值上显著地低于“小城市”居民;随着城市规模的增大,市场化程度对教育的社会资本地位效应获取率的负向影响有越来越小。在社会资本动员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与社会资本地位效应因子的经济回报率正相关,而与社会资本网络位置效应的经济回报率不相关。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农民维权活动的理法抗争及其理论解释——两起征地案例的启示

基于对广西两个征地案例的研究,本文发现,农民维权抗争的实践逻辑,不能用现有的“日常反抗”、“法权抗争”和“规则模式”框架来解释。当地农民维权活动的一般性特征可称之为“理法抗争”,其行为理据、策略选择和目标制定都在合“理”合“法”的框架内。具体表现为：对被征土地的“待价而沽”、积极运用“拖”的抗争策略、在集体行动中并用“理”与“法”的行动策略,不使事态失控,不与地方政府交恶。农民的“理法”抗争,既根植于乡土社会,也因中国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而导致的国家对稳定的刚性需求、地方追求经济绩效和维稳工作实践之间始终存在某种张力,正是这种张力促使农民在与地方政府争取拥有平等对话主体资质的抗争过程中形成某种“默契”。     

地理空间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FPS2016的经验分析

与关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的体制性因素和市场能力因素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以及着重以个体的劳动力市场处境予以解释的观点不同，本文认为，居住有很强的空间粘滞性，地理空间差异同样是理解住房不平等问题不可忽视的结构性因素。对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的分析发现，居民家庭房产的地区差异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基尼系数按地理空间分解后显示，相对于家庭收入或家庭人均收入的地理空间差异而言，家庭住房资产的地理空间差异更为突出；运用赫克曼两步回归法分析资料发现，地理空间因素不仅影响产权住房的获得，对房产产值的效应也具有高度的统计显著性。这些发现都支持了我们的基本论点：地理空间差异不只是住房不平等的外在表现，而是导致住房不平等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关注地理空间这一结构情境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及其社会不平等后果不仅有现实的政策意义，也有助于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视角。     

代际累积与子代住房资源获得的不平等:基于广州的个案分析

本文通过"代际累积"概念探讨了父代住房支持的差异引发的子代住房不平等问题。参考以往通过"优势累积/劣势累积"两条因果路径分析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最新文献对累积过程的关注,本研究将弥补以往累积与社会不平等研究忽视代际分析的不足,从因果机制和过程分析两方面推进代际累积对住房不平等的解释。对前者的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了个体住房资源获得的渠道,父代家庭对子代的住房支持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其对住房不平等的影响也日渐凸显;对后者的研究表明,代际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所解释的住房不平等并非稳定不变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既有累积趋势可能会发生异于原初累积方向的变动,甚至是累积断裂。这一发现弥补了代际优势/劣势累积这一因果机制未能澄清累积过程中波动存在的理论缺憾。     

权力的嵌入性分析——国有资产重组下的企业结盟

本文对企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策略互动及其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与制度环境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文章运用组织决策学派的“权力”概念,对国有资产重组下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与民企联盟的结盟进行了分析。在 “嵌入性”概念的基础上,作者认为,作为结盟前提的权力嵌入于社会网络之中,并且嵌入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与政体连续性的制度背景之中,因此给权力关系与结盟带来了不确定性。文章试图把“权力”带回企业结盟分析的中心,在理论上对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络嵌入与倪志伟的制度嵌入进行综合,提出应洞察行动者所嵌入的社会网络以及更为广泛的制度因素对企业行动者的影响。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welfare state preferences

Previous scholarship suggests that the effect of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on attitudes related to social justice, inequality and redistribution is more salient than the effect of individuals' objective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However, virtually no studies have attempted to link individuals' perception of experiencing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their support for different welfare state programmes. In my study using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and comparative survey data for 33 Western European welfare democracies and post‐socialist transition societies, I found that perceive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is associated with support for certain welfare state programmes. Results from multilevel linear probability models indicate that subjectively downwardly mobile individuals ar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education and healthcare expenditure and more likely to prefer targeted assistance of the poor, while subjectively upwardly mobile individuals oppose extra spending on housing and old‐age pensions. The described associations are more vividly manifested in post‐socialist societies than in the analysed 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ies.     

对美欧学者关于邻里效应研究的述评

文章回顾、评论了美欧学者对于邻里效应作用机制和研究方法的归纳、邻里效应研究方法面临的挑战以及具体的经验研究和实践。文章指出,邻里效应有助于减少社会差别、促进社会平等,这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能得到说明。如果要采取某种混合居住的政策以帮助社会下层并降低住房不平等以及总的社会不平等程度,那么现行住房政策将不得不做出改进。具体说来,可以考虑采取渐进式的改革：配合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少数常年在城市打工、表现良好的农民工纳入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等制度的照顾范围以内。同时本文希望抛砖引玉,激发社会学界乃至于社会科学界住房和城市问题研究者更多关注于邻里效应和社会不平等研究。     

我国《住房保障法》的基本制度建构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住房保障法》列入立法规划,该法的制定具有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义。本文提出了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实效性与前瞻性结合以及衔接相关法律的总体起草思路。本文在对《住房保障法》应当涉及的主体制度作一梳理后,提出了《住房保障法》的基本框架建议:总则、住房保障的对象和方式、住房保障的住房和资金、住房保障的准入和退出、监督管理以及法律责任。     

市场社会中社会参与的路径问题——关系信任还是普遍信任

已有研究多数认为市场经济、社会参与有助于普遍信任的建立,“关系”则阻碍这种信任的形成。基于CGSS2005数据,本文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和多层次线性模型分析了市场经济、社会参与和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以亲属信任为核心的关系信任对普遍信任具有消极影响;当社会组织成员间信任仍是一种关系信任时,社会参与对普遍信任也呈现出消极作用;市场经济发展能够提高普遍信任,但同时推动了“关系”的使用,从而使得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与普遍信任间存在着相反的双向影响。因此,在经济建设中必须进一步推动社会参与。社会参与不仅仅要关注于组织的增长,也需要在制度层面上给予“跨关系”成员交往更多的支持。     

地位层级认同为何下移: 兼论地位层级认同基础的转变

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是一个在学理上和政策上都非常重要的现象。本文发现,地位层级的主要认同基础已由对具体社会单元的归属感转变为对收入等市场要素的占有,这是地位认同“参照系”的重大转变。要真正理解地位层级认同的“向下偏移”,就必须理解社会地位“参照系”的变动,而不仅仅是个体地位“参照点”的变动。建立在收入等市场要素占有基础上的地位参照系具有缺乏稳定性、没有具体边界等特点,因此导致原先的“中层认同”趋向于瓦解,新的“中层认同”又难以建立,地位层级认同出现整体性下移。要想建立起新的“中层认同”,不仅需要提升个体收入和福利,而且要在社会生活层面上通过种种制度方式建立起社会归属和公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