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舆论学角度看中国古代谏诤现象

谏诤是中国古代文官(秦以后设专职谏官)出于一定的集团政治利益向封建君主进言,以规谏过失的言论行为。谏与诤一般合用,分开则有意义上细微的差别,孟子说:“君有过则谏”,汉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讲:“有能尽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生,不用则死,谓之诤。”后来逐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谏议制度。     

汉代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演变

汉代“天人”问题集中体现在灾异思想之中,两汉灾异思想所见“天人”中“人”的内容不断演变：西汉前期,“天人”中“人”的内容为君主,中后期,“人”的内容先扩增“臣”,后加入“民”,至东汉,“人”的内容———君、臣、民三者所占比重出现变化,“臣”与“民”所占比重加大。汉代天人思想本服务于神化君主,故前期“人”的内容为君主。然随着灾异频发,君主无法承担上天过多降谴,臣子也须分担灾异之咎。随后,“民”加入“人”的内容,对汉代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这意味着不仅“天”决定君主是否命世者,“民”也成为决定君主是否得到承认的重要因素。     

论舆论与中国古代谏诤

谏诤是中国古代文官(秦以后设专职谏官)出于一定的集团政治利益向封建君主进言,以规谏过失的言论行为。谏与诤一般合用,分开则有意义上细微的差别,孟子说:“君有过则谏”,汉刘向在《说苑·臣术》中讲:“有能尽言子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生,不用则死,谓之诤。”后来逐步形成了封建社会的谏议制度。由于中国古代谏诤直接为政治目的服务,为统治阶级服务,即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帝王服务。因而有关的论著把它当作政治现象或政治思想来研究,例如南开大学刘泽华在     

《白虎通义》与封建等级制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简称《白虎通》。公元七十九年,东汉章帝(刘炟)召集一批官僚、诸生和诸儒,在白虎观举行会议,“讲论五经同异”以“正经义”,编成了《白虎议奏》。《白虎通义》就是由班固奉命编辑整理的章帝对《白虎议奏》所作裁决的定论,具有法典的权威性,是东汉时代的“国宪”。班固赞颂这部书“唐哉皇哉,永垂世则”,《白虎通义》适应了封建王朝进一步加强思想统制的需要,并以其国家法典的地位而发挥了重大的社会现实作用,进而又为以后的历史带来极为深远的流毒。《白虎通义》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编制和宣扬封建等级制,以强化封建特权,巩固豪强地主阶级的统治。本文拟就《白虎通义》鼓倡的封建等级制作一简略的述评。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白虎通义》是不是章句

本文把“章句”与“传”、“说”、“记”、“笺注”、“训故”、“条例”做了比较 ,归纳章句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分章析句解释古代经典的意义 ;二是紧密依附所阐释的对象 ,不单行。在此基础上 ,论证了“《白虎通义》是汉代的‘皇家章句’说”不成立 ,因为《白虎通义》在著述形式上与章句没有任何相似之处 ,其阐释经义的思想方法与汉代经师造作章句时所习行的方法也不相同 ,在本质上 ,《白虎通义》不属于章句之学 ,而属于义理之学。     

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王夫之的社会思想

王夫之认为:在人们合理的自然欲望得以满足的基础上,导之以道,就可以实现儒家理想的王道社会。在理想的王道社会问题上,王夫之持“君权神圣”的观点,君、臣皆要遵循儒家经典“六经”,而“礼制”是这个王道社会组织秩序的核心。在社会发展的问题上,王夫之持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进化学说。     

进谏的艺术:基于唐代三份谏疏的考察

在中国古代,谏议论发挥最重要的政治调节功能,涉及君臣互动、政治运作的方方面面。"以道事君"上疏进谏是一般官僚的权利和义务。进谏首先要有丰富的理论依据和宏阔的政治视野,其次需要掌握技巧,还要遵循其戒律规则,即不能挑战君主的权威性。君主专制的制度之下,"为君不易,为臣极难"。     

先秦两汉礼制兴衰与《诗》义阐释变迁

《诗经》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先秦两汉时期《诗》义阐释体系的建立和解体均与礼制兴衰密切相关。《诗经》文本的形成源于周礼之兴,在编辑、结集的过程中,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对《诗》义加以系统整合和重新解释,于作者意义之外首次重建《诗》义阐释体系。春秋末至秦末,周礼衰败,乐官流散,《诗经》入乐传唱和《诗》义传播工作停滞,周王室大师等乐官建立的《诗》义阐释体系解体。伴随汉礼之兴,汉儒重建《诗》义阐释体系,在儒家义理框架下,《毛序》视《诗经》为历史文献,常在具体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解读主旨、训释字词,以从整体上把握诗旨,使超越个别篇章的系统化解读成为可能、由于《诗》义阐释体系的两次重建,先秦两汉时期出现了层垒形成的《诗》的三重释义：先秦作者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周王室大师之义与汉儒诠释之义形成对先秦作者之义的双重遮蔽：     

从“以神听”到“天下听从”：《文子》“听”贯通的治身与治国

《文子》在多重层面上使用“听”,这些与“听”相关的论说基本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治身维度,即把“听”作为学道方式,根据道“听之不闻”的特性,排除耳目干扰,通过“以神听”通达于道;二是治国维度,即讨论君主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应当通过正确“听治”的方式,使君令顺利下达、臣情得上闻,最终因君民良性循环而达成“天下听从”的政治效果。从由听及道的治身论过渡到以道御民的治国论有赖于“听”的行为主体的统一,君主通过治身有道虚心听治,并凭借精诚感应最终达成理想政治。     

申不害思想新论

学界普遍认为申子在法家中属于“术”一派,认为申子思想讲的是君主御臣的权术。本文认为,申子实际上讲的是无为、因循、刑名三位一体的“君道”。君道就是君主的内在素养,君主只有虚静无为、因循刑名,才能维护势位,公正执法,用臣下之智能,避免情欲的干扰。笔者认为,申子“君道论”是克服君主制内外危机而提出的解决之道。     

论司马光的史学思想

司马光治史,意在为统治者“资治”,这是其史学思想的最大特点。他探讨历代治乱兴衰,主张古今之道不变,借此反对厌常革新的历史思想,要求君主取是而舍非;他重人而轻天,注重分析前朝人物品德,区分君之明暗、臣之贤恶,希图法善而戒恶;他编写史书,专供君主以史为鉴,要求君主懂得知人、立政之要。     

《小雅·天保》新探

近年研究《诗经》的文章,谈及《小雅·天保》多从旧说,几成定论。但其题旨、作年以及思想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颇有明辨之必要。本文谨就上文诸点,粗陈浅见,抛砖引玉。 一 《小雅·天保》的诗旨究竟是什么?自《郑笺》而后,聚讼纷纭。究其原因,乃是“《序》与《笺》语意皆含糊”所致。可见汉代注家对此已不甚明了。毛氏所传《天保》序云:“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归美以报其上焉。”《郑笺》原意,不外君以德化下,臣以德颂上一类主题,其意甚明。问题出在《郑笺》上。《笺》云:“下下,谓《鹿鸣》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宜归美于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禄之,以答其歌。”郑玄认为,毛氏序“君能下下以成其政”一句,并不指天保题旨,而是指其前面的《鹿鸣》至《伐木》等五首的主题。而“臣能归美以报其上”才是《天保》的题旨。根据郑氏的理解,宋人朱熹为《诗》作《集传》时,索性将六首定为作于同一时代的“君臣赠答之歌”。近人多疑之。苦于找不到更好答案,于是把《天保》从六首同一题旨论中解脱出来,而冠之以“文武之世……臣下祝颂周王     

先秦儒家的君权合法性论证浅析

以古希腊的政治权利须有合法性论证的基本规则为依托 ,本文以同情理解的态度对先秦儒家关于君权合法性的思想分别从君权的天命支撑、君权的道德支撑和君权的制横措施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笔者以为 ,儒家的君权理论依托于由宗法制而来的天命论 ,认为是上天根据君主的德性赐予君主以“天禄” ;君权的享有是因为君主在孝弟、爱民和奉行礼仪方面具有为人君师的修养 ;与此同时 ,君权也具有来自行政操作中君民关系、上天的惩戒、具备儒家“道统”精神的诤谏之臣等三方面的有效制衡。先秦儒家的这种理路在当时是有效的 ,在中国古代社会也产生过积极作用。因此 ,我们应该吸取其中的经验和教训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诗经》“雅体诗”新探

《诗经》中的"雅体诗"共有40多首,是一种通过"赞美"表达欢快情绪的亚诗歌体裁。在题材类型上包括君臣朝觐会同作乐仪式上的赠答诗、君主派遣臣下出朝执行使命与臣下完成使命回朝仪式上的嘉勉诗、君主同族内亲朋故旧聚会以及婚姻仪式上的赞美诗。在修辞手法上,"雅体诗"主要运用了明喻、夸张、素描与渲染相结合、形容与感叹相糅合、奖叹与祝福相融合等,从而与《诗经》中其他5种亚诗歌体裁形成鲜明区别。《诗经》中的"雅体诗"对后世中国"赞美诗"的创作影响甚巨。     

服从还是不服从?——孟子论人臣的政治义务

从孟子有关不召之臣的论述来看,不存在一个普遍统一的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臣对君的政治义务要视乎臣的身份(仕还是未仕)以及具体情境(是服君主之役还是君主想见他问道)而定。在臣对君的政治义务问题上,孟子持一种区别主义的立场。孟子的这种区别主义立场与儒家的礼所体现的区别主义精神是一脉相承的。孟子所理解的人臣伦理其实也是一种建立在契约之上的伦理。根据契约精神,当人臣不能成功地展开工作(所谓不得其职),或者当君主不需要人臣的工作(比如言官之言不被采用),有尊严的人臣就应当也有权单方面终止契约——致仕而去。     

对“儒教中国”的理性反叛－陈独秀的孔教观

儒家思想的政治学说并没有从伦理学的母胎中剥离出来，更未曾咬断与伦理学的脐带而成就一个独立的学科。儒家思想把父与子的血缘关系，和君与臣的政治关系完全混为一谈，由伦理上父对子的绝对权威与子对父的绝对服从，推衍到政治上君的绝对权威与臣的绝对服从，为“君臣大义”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且其中的情感联系由伦理的“孝”而推衍到政治的“忠”。这样的思想一经政治化世俗化，便成为“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奴才信条。     

"深察名号"与汉儒对礼制秩序的价值探索——以《春秋繁露》和《白虎通义》为中心的考察

深察名号是汉儒董仲舒提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治国思想。它既继承三代的礼治传统和百家的名实理论,又超越了诸子技术性的名号治国论,通过深察名号的道德意蕴,使技术理性与价值理性统一起来。其后汉儒继承了这一思想方法,特别是为汉章帝制汉礼作理论清理的《白虎通义》,更是把名号的道德价值贯穿到礼制的各个领域之中。但由于古人的道德理想既存在明显的内在缺陷,也缺乏合理的制度安排,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它走向衰亡的历史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