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腐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司马迁罹祸被刑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这一点似乎尚无人论及。司马迁的思维空间一直停留在“百家争鸣”时代，又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因，“李陵之祸”不过是外部条件。受刑后，司马迁彻底地认识到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为了完成父子相传的伟大事业，他隐忍苟活，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悄然而逝。     

《史记·李陵传》梁说质疑

《史记·李将军列传》后边附有李广的孙子李陵的传记,这是有关李陵的最早记载,是研究李陵和司马迁的宝贵资料。但是,后代学者大都怀疑它的真实性,其中,清代梁玉绳为集大成者。他说: 案,此下皆后人妄续也。无论天汉间事,《史》所不载。而史公因陵被祸,必不书之,其详别见于《报任安书》,盖有深意焉。观《赞》中但言李广,而无一语及陵可见。且所续与《汉传》不合。如族陵家在陵降岁余之后,匈奴妻陵,又在族陵家之后。而此言单于得陵,即以女妻之(原注:与《匈奴传》后所续同误);汉闻其妻单于女,族陵母,妻、子:     

关于“闻瓯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及其他──同林干教授商榷

一、关于“闻顾脱皆杀之”的确切含义林干教授在其所著《匈奴通史》一书中探求匈奴语“匝脱”一词的含义时,写道：“《汉书·匈奴传》下载：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汉朝派使者谷吉把那支单于的侍子送还给他,到支杀死了谷吉。‘汉不知吉音问,而匈奴降者言,闻匝脱皆杀之（听说谷吉在眼脱被杀）。”’（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可见,他认为汉朝使者谷吉等是被部支单于杀害的。可是紧接着他将“闻巨脱皆杀之”解释为“听说谷吉在颐脱被杀”,而且是“被巨脱巡逻部队杀死”①的。这样一来,关于谷吉等被杀害的问题,就出现了两种对立…     

“击匈奴降者赏令”新释——兼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的法律依据

敦煌酥油地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击匈奴降者赏令”是针对在汉朝军事攻击下投降的匈奴人的赏令,根据简文推测这些匈奴人主要是指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赏令是汉朝在全面展开对匈奴战争后,为了拉拢鼓励匈奴大小贵族、军事将领投降而颁布,具体颁布时间应在汉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光四年(前131年)间,赏令的颁布突破了汉初“白马之约”的限制,为西汉封侯匈奴降者提供了法律依据。     

司马迁的生死观

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草创《史记》,壮志未酬的时候,由于他出自良心为李陵说了几句公道话,因而触怒了汉武帝,被打入了牢狱,处以腐刑。如此不幸的严峻考验,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新的理解,也给他的写作带来了巨大的力量,赋予更为深刻的思想内容。在他的著作中,对人的生死问题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今天,在正确对待生死问题上,仍不无教育意义。     

论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

历来人们把司马迁复仇情结的产生归结于李陵事件，其实这只是他复仇情结产生的一个偶然因素，而在这偶然性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些必然因素像儒家思想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影响，心理与性格的影响等。     

我国历史上的两个呼韩邪单于

西汉时的呼韩邪单于是匈奴冒顿单于第七代孙,名稽侯珊。其父虚闾权渠单于去世后本应由他继位,结果却被右贤王夺去了单于宝座。稽侯珊逃到左部,借助左地贵人之兵力击败右贤王,自立为呼韩邪单于。随后,匈奴内讧,互相残杀,五单于争立。呼韩邪单于兵败难支,决定出走单于庭归顺汉朝。公元前五十二年(宣帝甘露二年),呼韩邪单于亲自到五原郡,作到中原觐见汉宣帝的准备。第二年,汉宣帝接待了他,给予隆重礼遇。在长安居住了一个多月,呼韩邪单于请求     

李陵之祸对司马迁的正负效应

李陵之祸象一次手术,使司马迁突破了儒家思想的陕隘性;它改面了<史记>的原貌,并最终使司马迁自杀.     

吐火罗人与龙部落

公元前176年匈奴在蒙古草原突然崛起，击败昔日西域霸主大月氏人，迫使其西迁中亚。①为了寻找共讨匈奴的一个同盟军，汉武帝派使者张赛出访大月氏国。当这位汉使历尽艰辛终于在中亚大夏找到大月氏国时，月氏王已在中亚安居乐业，不愿回东方与匈奴搏战。张着此行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他从中亚带回了许多前人所未知的西域地理和历史知识。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即取材于张骛的西域见闻录。张春关于大月氏早期历史的介绍对本题非常重要。据司马迁的记录，择要摘录于下：始月民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破，乃远去，过宛（今哈萨克斯坦南…     

司马迁“立名”及其《史记》的史性与诗性

司马迁以《史记》立名深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同时是他所处的时代立名风盛所致。他在遭遇李陵之祸以后 ,仍然志在没世而传名 ,并注意历史人物的立名意识 ,时时表现在《史记》的纪传中。在这种情形之下 ,《史记》实录的史性特征伴随着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理性思考、“通古今之变”的大历史观以及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变”的思想 ;其诗性特征主要是把历史文学化 ,渗透自我对人生的感愤情怀。二者的冲突存在于写作的原则上 ,却化解在人的故事中     

汉代自杀现象下的反行为——以李陵及其家族的非正常死亡为中心

先秦至两汉之际,自杀作为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于上层贵族与官僚之中。李广及其家族在汉代的非正常死亡可作为这一特殊社会现象下的明显写照。然作为李广家族的另类,李陵及其在汉代的北降匈奴,又可作为这一普遍现象下的反行为,从另一个侧面向我们揭示了这些自杀者在自杀时的真实状态以及他们内心真实的情感世界。     

司马迁受宫刑而愤书的心理分析

成琐在1991年第4期《人文杂志》发表如题文章,对司马迁由受宫刑到愤而著书的心理过程进行了分析。由于司马迁所遭受的是宫刑,所以作者首先从分析司马迁的性心理入手。指出到司马迁时代,对生殖器的羞耻意识已沉积在每一民族成员的意识之中。生殖器被阉割,对司马迁这样一个自视甚高的人,不能不是奇耻大辱。同时,对司马迁这样已有过性生活体验的人,他的被阉割必然要造成极大的     

西汉与匈奴交往中的伦理碰撞及融合——以忠孝观念为中心

汉地传统伦理观念的延展是伴随着汉匈交往史的另一个历史过程。在认识匈奴社会时,汉人常因匈奴人缺乏孝道观念而比之为禽兽,随着汉朝君臣秩序的巩固,汉人又因匈奴人采取敌视汉朝的政治立场而将之比喻为禽兽,这反映了汉朝将其君臣政治伦理施及匈奴的愿望。在应对匈奴所施行的对策中,和亲是通过建构次生型家庭伦理,将汉匈关系纳入君臣秩序。而招纳匈奴降人,则是利用匈奴内部君臣秩序的裂隙,将部分匈奴人纳入汉朝既有的君臣秩序框架。在汉匈决战阶段,匈奴降人金日磾成为汉朝的忠孝典型,这既是汉匈伦理融合的象征,同时也反映了西汉王朝对自身伦理废弛的忧虑。在汉匈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后,西汉朝廷最终从伦理角度肯定了匈奴臣服的政治抉择,而汉地传统伦理的因子则部分融入了匈奴人的制度、思维中。     

也谈"击匈奴降者赏令"的颁布时间——与阎盛国先生商榷

敦煌酥油地简牍中有"击匈奴降者赏令".一般认为,"击匈奴降者赏令"产生于汉武帝时期.阎盛国对此说的驳斥存在着误读原始史料、片面剪裁他人论述、机锋错位等缺陷,所推导出的"击匈奴降者赏令"颁布于刘邦时期的结论难以成立.实际上,"击匈奴降者赏令"的施用对象主要是参与打击匈奴的汉人,而非匈奴投降人员."击匈奴降者赏令"是在匈奴降人大批出现,且汉朝对匈政策发生根本转变的形势下颁布的,时间不早于汉武帝元光年问.     

《史记》中为何没有史官传记

《史记》中之所以没有史官传记,并非由于史料不足或史官地位卑微,而是别有隐情。因为遭遇“李陵之祸”,司马迁的内心产生了严重的自卑情结。而为补偿自卑情结,他不仅创作了史学巨著《史记》,而且创作了《太史公自序》,这实际上是《史记》中唯一的一篇史官传记,且具备世家的特点。     

隐情与玄机:司马迁之狱的背后(下)

尽管司马迁下狱前后这段历史人们只能看到司马迁的自叙,全然不见那些在廷议中声讨李陵投降匈奴的群臣言论以及汉武帝的话语,但由此还是可以感觉到,司马迁在廷议中犯了一个策略上的错误,即把自己置于明哲保身官僚的对立面、并批评汉武帝决策不当从而遭群起攻之,最终陷于孤立无援。在汉人的政法话语中,诬罔或诬上可以包含和指称许多相当不同的内容和行为。对司马迁的处置程序是:汉武帝定罪,大臣附议,法吏量刑。最终量刑的结果肯定有汉武帝施加的因素,但具体到腐刑却并非出自汉武帝示意,而是狱吏所为。在司马迁一案上,汉武帝除了刚愎自用外,唯一可以被指责的是他没有法外施恩。腐刑具有某种皇恩性质,并非完全基于自由意志。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帝制社会第一个奢侈豪华的时代,司马迁虽算不上是家贫,但以其当时的财力也确实出不起这笔买命钱。汉时的中书令颇类似于先秦内史,司马迁受刑后不久由太史令转任中书令便是由记事系列转入政务系列,这实际上属于史官分化的一种新形式。     

汉置边塞考略

(一)引言汉唐武功之盛,为读史者所乐称道,而汉继秦之后,西通西域至于大秦,北降匈奴至于漠北,开中国以前未有之局面,其功尤足称道。匈奴之强暴为虐,战国末年燕赵诸国已受其迫胁,及始皇即位倾天下之力,筑长城设屯守,严守备,始退居阴山之北,楚汉之际,中原纷乱,匈奴复乘机内犯,牧马河南、漠兴,承丧乱之余,国内疲弊,不欲兴作,而匈奴则当冒顿单于鼎盛之际,数侵陵为虐。高祖六年,匈奴围韩王信于马邑,信降匈奴七年,高祖自将击信,至平城为匈奴所困,赖陈平秘计得出,自是始兴和亲之议,而取羁糜之政策。是时汉与匈奴约以长城为界,史记匈奴傅百卷十一载文帝后元二年使使遗匈奴书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之内冠带之室,用朕亦制之,」是知汉初仅以保守长城以南之地自安,无意远图也。然匈奴跳梁成性,不守约束,高后、文、景之世,边警频传,烽火数达长安,所谓以长城为界之约,殆属空言。武帝即位,欲湔雪前耻,一改羁縻     

扬雄对汉匈和好的贡献

汉代著名赋家扬雄,经历成、哀、平、莽四朝,一生贫穷不得志。但在做黄门郎时,却因上书哀帝,极力主张同意匈奴单于来朝,而受到了物质奖励。这也是他在和好汉匈关系方面的一个贡献,值得褒扬的。其事载《汉书·匈奴传》中。 公元前三年,即汉哀帝建平四年,乌珠留单于“上书愿朝五年”。当时哀帝被疾,有的人说匈奴从上游来会损抑人,在宣、元帝时,单于来朝,常常就有大的不幸发生。哀     

司马迁与古代史研究

司马迁撰写古代史时采取了三种做法 :一是在撰写古代史时注意把“略渐”与详写变化统一起来 ;二是“略古”的目的是删繁就简 ,突出“详变” ,以历史变化观来揭示社会运动中富有规律性的内容 ;三是把古代史研究的重点放到春秋、战国时期。司马迁提出“发愤说”与身受李陵之祸相关 ,这一价值评判体系虽然涉及到历史与现实两个方面 ,但关注的重点却是现实。在叙述古代史的过程中 ,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有两个 :一是以帝王为中心改朝换代的情况 ;二是先秦学术思想发生和发展的情况     

1940年6月法国败降对二战战局的影响

１９４０年６月，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堪一击，不足六周而溃败投降。这件事本身由于其突然性和重要性，自来引起政治家、军事家和史学家的高度重视，半个世纪来，一直是学术讨论的热门话题。可是在国内外发表的大量论文中，大多侧重对其败降原因的探讨以及对欧洲战局的影响。本文认为，法国败降的影响绝不是局部性的，应该着眼于二战全局，重新评估它对当时国际关系以及整个二战战快的深刻影响，提出了法国败降是欧洲战争扩大为世界大战的一个决定必因素，促使了二战从其初期的局部战争阶段向着全球性世界战争的新阶段转化的新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