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兼与陶济同志商榷

系统方法不仅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哲学和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全面地运用系统方法研究哲学和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家。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黑格尔明确宣称:“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哲学史也是在发展中的系统;这就是哲学史的研究所须阐明的主要之点或基本概念。”列宁虽然反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但充分肯定了他的系统思想。正是这样,我们主张运用系统方法来研究现代西方哲学。陶济同志在《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一文中,主张运用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方法探求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但由于他夸大了哲学这一具体的意识形式的相对独立性,把历史与逻辑的一致单纯地理解为思想史或哲学史和逻辑范畴发展之间的一致,从而既忽视了现代西方哲学和社会现实、和其它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忽视了对现代西方哲学中各层次关系的具体分析,得出了一系列片面的、难以令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试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立场出发,运用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对现代西方哲学作一些具体的分析。不确之处,诚望陶济同志和其他同志赐教。     

再论刘永福——兼与丁名楠同志商榷

一 如何正确评价黑旗军领袖刘永福?这是中法战争史研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解放以来,在许多专著和文章中,都说刘永福为了官爵,投降清朝,背叛了农民起义军。前不久,丁名楠同志的《关于中法战争几个问题的初步探索》一文(载《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以下简称《关》文),就把刘看作是与清合流(即同流合污之谓)之人,说刘是为个人谋生路、仰慕名器、为清政府引诱而最后成为清朝一名听驱使、受摆布的奴仆。解放以来的这种说法,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     

再论序变——兼与查汝强同志商榷

近几年来,哲学界关于结构形式变化引起质变问题的讨论,发表了许多文章。1982年我发表《序变与质量互变规律》(哲学研究、1982年第10期),提出序范畴及序变原理后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要不要把序变引进质量互变规律,即事物是质、量的统一体,或是质、量、序的统一体?事物的变化只存在一种形式,或是多种形式? 笔者认为,世界是复杂的,事物的变化、旧事物向新事物过渡的形式和途径也是复杂多样的,并非只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这唯一形式,而是存在着量变达到关节点引起质变、序变达到关节区引起质变以及量变与序变协同作用引起质变三种基本形式。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与刘放桐同志商榷

刘放桐同志在题为《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最主要的是:究竟怎样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阶级属性;究竟怎样具体估计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上的是非功过;如何具体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尽管刘放桐同志说的是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一个带有根本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商讨,求正于刘放桐同志和其他研究者。     

再论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兼与徐庆凯同志商榷

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关于充足理由律的争议较多,本文暂不涉及)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这是逻辑学界一个流行的基本观点。对此,徐庆凯同志在《“形式逻辑基本规律”质疑》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三条规律根本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更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只是形式逻辑的规则。这就向逻辑学界提出了两个带根本性的问题:1.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规律?2.为什么说同一律等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而在一般逻辑论著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具体论述尚不多见。因此,本文拟就此作一点探讨,顺便谈一点对徐文的不同看法,以就教于同志们。     

再论周昭王在位年数——兼与张闻玉同志商榷

西周昭王在位年数,史书失载。《帝王世纪》:“昭王在位五十一年”是据刘歆《世经》所加大的鲁公年数而推的,与史实不合。新城新藏在《东洋天文学史研究》中据《晋书·束皙传》:“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的记载,与文王受命七年、武王六年、成王三十七年、康王二十六年,四王合计共七十六年的年数相比较,正差二十四年,于是定昭王在位年数为二十四年。这一加减法所依据的“百年”数字出处不明,且有解说上的伸缩性,故拼凑的这个“二十四年”,实难成立。只有晋太康二年汲郡魏襄王墓出土的《竹书纪年》所记昭王十九年,为秦火前的记录,     

再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兼与邹永图等同志再商榷

政法制度、设施是属于社会意识范畴,还是属于社会存在范畴?这个问题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一些哲学教材,往往把它划入社会意识的范畴。现在有的同志又把它们划入社会存在的范畴。邹永图同志就是持这种看法的。(《对“社会存在”范畴的一些理解》,《学术研究》1980年第5期;《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范畴初探》,《哲学研究》1981年第10期,以下简称《初探》;《对“社会存在”范畴的再理解》,《学术研究》1981年第5期,以下简称《再理解》)但我不赞成把政法制度看成社会存在,仍觉得有进一步商榷的必要。我认为,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关系:     

再论汉武帝末年人口并非减半——兼与葛剑雄同志商榷

《史学月刊》1981年第3期刊载了笔者《西汉时期人口自然增长率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在涉及汉武帝末年的人口数量问题上,与传统的看法不同,认为“并非减半”。而这种观点在当时也不是没有共鸣者,葛剑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但时隔两年,葛同志在没有作任何说明的情况下转变了以前的看法,认为“举其大要”,武帝年间的户口减半“是毫不奇怪的”。并且,还就此问题,提出与《初探》商榷,因此之故,愿将自己的浅陋之见再加陈述。     

道德理想再辨——兼与刘伟同志商榷

<正> “道德理想”是马克思伦理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对它的研讨将大大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最近,笔者十分高兴地读到了刘伟同志这方面研究的专文《道德理想辨正》。(见《东岳论丛》1985年第五期,以下简称《辨正》)读后总的感觉是:该文确实不乏新颖独到见解,有许多地方能引起人们进一步地深入思考。不过笔者也觉得文中有些提法、论点还是有商榷余地的。因此,笔者本着共同促进、相互启发的目的,将自己的见解提出来,以便和刘伟同志以及     

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

我国哲学界过去由于受到左倾思潮的禁锢,对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往往全盘否定。就这些哲学的阶级基础来说,通通被归结为是维护腐朽没落的反动资产阶级的利益的。就它们的理论特征来说,被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因此,如果说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资产阶级哲学还可以谈论批判继承的话,对马克思主义以后的资产阶级哲学就只能当作是毒草来进行批判了。正是这种对现代西方哲学的简单粗暴和虚无主义态度使这一研究领域出现了荒芜凋零景象。 最近几年来,随着左倾错误逐步得到克服,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的禁锢也越来越被     

现象学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再论现代西方哲学的党派性

以德国唯心主义者 E·胡塞尔为创始人及主要代表人物的现象学运动和实证主义运动,是现代西方哲学的两个主要思潮。现象学创立于本世纪初年,它的主要标志是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两卷集,1900—1901)一书的出版。这一著作奠定了现象学的理论基础。现象学不但直接影响并导致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并且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现代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在《实证主义运动与哲学基本问题》一文中,我曾经试图通过分析实证主义运动对     

再谈价值规律的作用——兼与大凡同志商榷

在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价值规律对生产究竟起什么作用呢?这个问题争论很多。我认为,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起主导作用的条件下,价值规律对生产的作用虽然受到很大的限制,但仍有一定限度的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作用不是盲目的自发的,更不是有决定性意义的,而仅仅是在国家计划所许可的范围内,对国家计划起一种补充作用和辅助作用。过去,我曾认为价值规律对社会主义生产基本上不起调节作用,特别强调在国营企业部门不起任何调节作用。我在“关于人     

论故意犯罪的阶段——兼与龚明礼同志商榷

关于故意犯罪的阶段问题,我国刑法学界曾有长期的争论,至今仍有不同的看法。这一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理解故意犯罪的阶段这个概念本身;另一方面是如何划分故意犯罪的各个阶段。由于这一问题直接与司法实践相关,因而有继续探讨之必要。何谓故意犯罪的阶段?     

再论史密簋所记作战地点——兼与王辉同志商榷

史密簋铭文记载了南夷等军入侵东国,周王命师俗、史密东征和东征的作战实况,为研究西周中期的战争史、东国与诸夷关系以及方国地名等方面,提供了新的金文资料。我曾在《史密簋铭文补释》(《西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1期)一文中作过初步探索。     

再论社会分工的起因——与刘佑成同志商榷文章的商榷

《人文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刘佑成同志《论分工的起因》一文,对我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二期发表的文章提出商榷,我认为有澄清问题、作出答复的必要。 一、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包含可取成份。 我的观点是明确的,“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这个论断包括二层意思,一是说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总的来说是错误的;二是说这一观点包含着可取的成份,不能一概否定。没有想     

论分工的起因——兼与赵惠明同志商榷

《经济研究》第二期刊登了赵惠明同志的文章:“对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观点不能一概否定。”该文对商品交换产生于分工的观点提出异议,认为不能否定亚当·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笔者就此谈点不同意见,并对分工的起因作一些探讨。 一、亚·斯密关于分工起因于交换的命题是错误的     

论李秀成的投降——兼与钟文典等同志商榷

李秀成是太平天国杰出的领袖之一,他从圣兵到统帅,出生入死,身经百战,为太平天国革命建立了卓越的功勋。但是,李秀成也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奇耻大错,曾经向敌人投降。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价历来就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当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他的投降问题。史学界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投降,一种称之为乞降。看来乞降比投降的罪错要来得轻些,因为乞降好象还没有“降”,而投降则是已经降了。但不管怎样,问题的实质还是一个降字。从李秀成在自述中的表现来看,应该是属于投降,说是乞降的人,可能是对李秀成有所偏爱。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我们不应为勇者讳。     

论规律的发展——兼与秀民同志商榷

在一九八四年第一期《天津社会科学》上,秀民同志发表了《评‘规律发展说’》的文章,对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应当把规律发展的观点写进这本由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中去,因为规律是不发展的。他的理由有正反两面。正面理由是,规律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东西不能成为发展的主体。反面理由有三:(1)承认规律的发展,会“使发展的原则走向反面”,“排斥事物的发展”;(2)承认规律的发展是“对规律的否定”;(3)承认规律的发展“必将陷入繁琐哲学”。这后三点理由都涉及到规律的永恒性问题,很有讨论的必要。     

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兼与罗国杰和王兴洲同志商榷

对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我国伦理学界一直存有不同见解.对此,以罗国杰同志为代表的一种见解认为是道德和利益的关系问题,以王兴洲同志为代表的一种见解认为是道德和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问题.这里,于清辉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问题是道德和生产资料所有制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就此问题与上述两种观点进行了商榷.希望广大哲学、伦理学工作者能够就这一问题及其有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便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研究不断地向前推进.     

再论墙盘年代、微宗国别——兼与黄盛璋同志商榷

扶风庄白出土的一百零三件西周微家青铜器,是研究用、微史和微、周关系电的重要资料,也为函周青铜器的断代树立了标尺。但对这批器物的研究,在墙盘年代上有穆世、恭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