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北京大学世界语传播概述

世界语(Esperanto)清末传入中国,但真正在中国得到推广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的摇篮,对于世界语这种外来语进行了不遗余力的宣传推广,并走出校园,到民众中进行宣传,从而为世界语运动在中国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五四”新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观念则是世界语在中国得以大力推广并形成社会运动的思想基础。     

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

茅盾“五四”文学理论与“五四”文学的关系，是一个颇有现实深长意味的话题．“五四”新文学运动能够健康运作，向前发展，就与茅盾的“五四”文学理论建树作成相关。１．茅盾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发展到关键时刻，站在时代的制高点，倡导建设新文学的理论体系．２，茅盾提出了当时最切实可行的“为人生”的”进化的文学”观。３．茅盾在如何创建新文学这一重要问题上．持有当时最先进的态度与方法。４．茅盾是“五四”新文学创作的最早扶植者和宣传者之一，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拓荒者。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

胡适“五四文艺复兴”说发微洪峻峰五四新文化运动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人们在不同的时候、从不同的角度，对它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评说。现在，我们大都把新文化运动叫做启蒙运动，然而在五四时期，胡适则称它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的“五四文艺复兴”说在当...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也论“五四”的主题

“五四”的主题是政治挤压下的启蒙。“五四”整个发展过程中启蒙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政治。“五四”落潮，并不是“救亡压倒启蒙”，而是启蒙自身发展和实现现代民族国家必然的客观要求。“五四”启蒙运动是不彻底的，这有其发展的历史性和客观性。因此不能脱离政治孤立地看待启蒙。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北大校庆定在五四是顺理成章的——兼与陈平原、钱耕森两先生商榷

所谓“生日就是生日”，对人的生日讲，大体是对的；但如果以此套校庆日，则不一定适用。说北大校庆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五四，是“首创”、“先例”，是“毛泽东本人的‘引导’”等等，均不符合历史事实。既然中外有些著名的国庆日、校庆日可以选择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为什么北大选择五四为校庆日就被认为是“危险”的而要受到指责呢？先有胡适定五四为校友返校节，后有汤用彤提出将校庆改在五四，与校友返校节统一起来，当时“未见任何公开的异议”，说明是顺理成章的事     

李长之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与重构

李长之是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著名的京派文艺批评家，他对于胡适曾经提出的“‘五四’乃是一个文艺复兴”的观点作出反思，认为“五四”是启蒙而非“文艺复兴”。在此基础上，他倡导一种从语言层面体验作家生命情感的文艺批评方法，并积极从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完人”人格和充溢着旺盛生命力的审美资源，以此来弥补“五四”新文化运动所造成的“生命力”匮乏的裂痕。     

简讯

▲我校在3月15日——17日召开了山东大学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就“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五四”运动与科学民主的关系、“五四”运动与现代化建设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讨论。与会学者对“五四”运动的性质与精神,“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四”传统与新时期文化建设等问题提出了新颖     

阿尔志跋绥夫与“五四”文坛

阿尔志跋绥夫是俄罗斯白银时代的重要作家，作品于“五四”时期传入中国，并因为鲁迅先生的大力推崇而为人熟知，并在“五四”特殊的时代风潮下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动，亦随着“五四”的退潮。时代环境及文坛风潮的悄然转变而逐渐淡出国人的视线。     

“五四”精英与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

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是由“五四”精英最早启动的，其中李大钊是先驱者，陈独秀影响力最大，李达是集大成者。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及其革命的实践，“五四”精英在传播唯物观的同时也积极探索用唯物史观分析和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取得了积极成果。“五四”精英传播和发展唯物史观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包括必须充分认识到唯物史观在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把传播与发展统一起来以及结合中国实际来传播和发展等。     

价值预设和实践偏离：五四新文学的矛盾运动

作为群体政治行为的价值预设和作为个体文学行为的实践偏离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五四”前后新文学运动的一种基本矛盾，并贯串于整个２０世纪民族文学的进程中，其实质反映了五四精神跟“五四”时期思维模式的差异和冲突。当社会政治使价值预设不可避免时，文学只能用“实践偏离”来保存、发展自身，这其中的丰富内容，应是五四文学史最重要的框架。     

“陈独秀全盘反传统论”辨析

林毓生等认为“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全盘性的反传统主义”。本文就陈独秀在“五四”时期是否把传统文化当作统一整体加以全盘否定的问题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不同意见     

论“实验的精神”对“国语文学”建设的促动效应

“实验主义”所衍生的“实验的精神”，是五四“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建设的精神动力和现实杠杆。在“文学的国语”的形成过程中，创造全新“标准国语”的历史任务促使新文学作家不停尝试；在“国语的文学”面临挑战之时，五四先驱以“科学家的试验方法”，以实际成果验证白话文学理论。此外，国语文学价值、国语与文学互动设想的证实，也都离不开“实验的精神”的激励。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

创造社的文化传统与中国现代文化王富仁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当然是个重点，但仅仅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不可能对中国整个新文化作出清晰的描述的。我认为，现在中国现代文化研究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与我们所采取的这个文化战...     

“五四”文学精神——变异、复归与超越

历史使我们背靠着“五四”。命运注定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五四”文学精神的血缘联系。我们很难摆脱“五四”文学的诱惑。尽管我们知道那里已是融汇了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精神海洋,然而,我们依然看重“五四”文学内涵。因为,“五四”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命方式的确证,它敏感、真实而丰富地展示了现代中国文化人的本真情状。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文学的包蕴量已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并且,“五四”文学的精神结构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断显示它的意义功能。惟其如此,“五四”文学精神的变质及其复归这一文学演变的轨迹,才成为我们思考“五四”文学以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精神的逻辑线索。     

历史的视野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再认识

十多年来，围绕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进行的激进与保守之争，一直不能突破旧有的认知框架，由此极大制约了对于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探讨。本文认为，对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问题需要历史的视野；而所谓历史的视野，其完整的含义是以历史整体性原则为基础，在“历史现场”的视野、“历史进程”的视野和“当代史”的视野三者的统一中观照对象；在这样的基础上思考问题，或许能为有关五四文化激进主义的认识和探讨找到突破，进一步延伸开去，或许也能为其它诸多历史现象历史问题的认识和探讨找到某种突破。     

论“五四”精神及其现实意义

五四运动所凝炼出的“五四”精神包括“爱国、科学、民主、进步”。“五四”精神在当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从“发现”到“迷失”的轮回──略谈女性文学主题的发展轨迹

中国妇女解放文学是伴随着“五四”个性解放大潮，作为一支先锋队伍、主力队伍而出现的。几千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中国妇女，受压迫最深，因而也就最迫切地需要获得真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翻开“五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小说的主人公或戏剧的主角往往由女性担任，对这批走在时代前列的新女性，对她们告别旧我的决绝与勇毅，奔向新我的真诚与坦率，“五四”作家们毫不吝啬地投注了满腔的热情，“五四”文学也因此出现了真正具有独立人格和现代个性意识的妇女形象。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这种独立人格和现代个性…     

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先驱者既推崇语言符号体系的革命，又认识到它毕竟代替不了文学文体的革命，并由此进一步从话语方式的根本变革上实现能指对所指的充分表达与创造；其次，“五四”文体革命与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种异质同构、同步发展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五四”文体的现代意识与人本价值；再次，在文体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上，“五四”先驱者不仅将文体革命视为文学革命的首要战略重点，而且始终以现代文体的实践与探索为主旋律。文章同时还对现代文体概念、白话文运动与文体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