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对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交游为: 开元十四年暮春初识, 作春日归山寄孟浩然,开元十五年作送孟浩然之广陵的新观点。     

李白开元末年二入越考略

本文从李白开元末年前后的行踪、诗歌叙事所涉时序等方面,考察了诗人在开元末年的第二次越剡之旅。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新意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一诗首句用了驾鹤飞升的典故,赞美孟浩然像仙人一样远去,次句暗用了“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的典故,含有以成仙和放荡称赞孟浩然的深意。唐代士人包括孟浩然在内多不谨细行,孟浩然当时又对前途充满信心,因此他与李白在黄鹤楼的相见和分别,是一次欢会和壮别。并且,李白的别诗甚少凄苦之句,而多豪迈壮逸之词。由此可见,李白此诗是以飞升成仙、富贵风流称赞孟浩然,情感的基调是开朗的。过去论者多以为此诗表达了李白送故人远行时的惜别怅望之情的说法并不准确。     

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新考论

以唐人神龙元年说为基点,在《李白与孟浩然初识交游新考论 》的基础上,对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的交游及诗歌进行了新考探,提出了李白与孟浩然中后期交游为：开元十七年秋,于溧阳作《游溧阳北湖亭瓦屋山怀古赠孟浩然》,是年冬于扬州作《淮南对雪赠孟浩然》;开元二十三年,作《赠孟浩然》的新观点和新系年。     

王维转官吴越考略

在王维一生的宦历中,"转官吴越"是其一次重要的任职行为。王维此行始程于开元十八年秋天的长安,经洛阳、郑州,顺运河而下,抵京口,至会稽,达"穷边"台州,任职于黄岩。翌年春天,辞官告归,由江宁逆长江西上,于浔阳小作停留,然后再由夏口经汉水至襄阳,为孟浩然写真,并创作了著名的《汉江临眺》诗,旋北归长安。     

李白再入长安索隐

李白继开元十八年一入长安之后，开元末又有一次长安之行。此行已有学者考在开元甘七年秋①，亦有拟在甘八年秋至甘九年秋者②，又有定其一入长安之年亦在计六年至甘八年春者③。显而易见，或混一入之年于再入之内，或辨二入之岁越三载之外。要皆持论未定，举证不足，难以令人首肯，须作系统考索。今据拙著本刊《李太白年谱笺征稿》：李白以开元甘七年九月再入长安，献赋不达，寓居半载，甘八年三月送“五噫出西京”矣。本文拟就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在京时之活动、出京后之去向等节，胪陈如次。一、李白入京前之行踪开元计七年首春至仲夏，流…     

李白出川后又回峨眉初探

李白自从开元十三年春“三月下瞿塘”出蜀后,一直是在以今长江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区域漫游,截至安禄山乱华止,他西起江陵溯荆门,东涉溟海至剡越,南穷苍梧下潇湘,北游太原上幽燕,并两入长安,先后家於安陆、梁园、任城等地。数十年间,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忘记这曾一度养育过他的家乡蜀中,并且怀念之情日愈一日。如写于开元十四年期间的《淮南卧病书怀寄赵征君蕤》:     

李白五次光临南阳稽考

李白与南阳渊源颇深,今人收集李白在南阳留诗共13首。据考察,李白入翰林前,曾五次光临南阳。一为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入长安,取道南阳,时为初夏;二为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南返安陆,途经南阳,时在秋;三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由安陆来游,时在春;四为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李白由安陆移家东鲁,路过南阳;李白五次访问南阳是在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秋,应方城县仙翁观道士元丹丘邀请到方城寺。留下《南都行》、《游南阳白水登石激作》、《送友人》和《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等诗篇。     

是惜别 更是期盼

现行初中教材第四册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是唐代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作品。这是一首写在特定的环境下送别友人的赠别诗。古人写赠别诗 ,或惜别 ,如“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或勉励 ,如“勿使燕然上 ,惟留汉将功。” (陈子昂《送魏大从军》) ;或伤感 ,如“寂寂离亭掩 ,江山此夜寒。” (王勃《江亭夜月送别》)。岑参在此诗中抒发了什么情怀呢 ?一般读者都认为是惜别情 ;教参认为是惆怅情。笔者觉得诗人既抒发了惜别情 ,惆怅情 ,更抒发了期盼之情。那么 ,岑参究竟要在诗中表达什么期盼呢 ?…     

诗歌翻译策略的＂分＂与＂合＂——以《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四个英译本为例

传统译论往往将诗歌翻译策略截然两分,并因论者的偏好而持其一端。詹姆斯·霍姆斯将诗歌翻译中的问题分为三个层次,并从两个参考轴线考察译者的策略取向。借用这种方法对李白诗歌〈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的四个英译本进行分析发现,虽然整体策略取向不尽相同,但是每个译本都运用了所谓对立的策略。不仅如此,四个译本目的取向殊途同归,且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可见,截然两分的诗歌翻译策略实际上是统一的。     

杜甫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原因探析

《河岳英灵集》作为我国盛唐的诗歌选集,这个时期的主要诗人如李白、王维、孟浩然、王昌龄、高适、岑参、李颀、崔颢等人的优秀诗篇都得以入选,从整体上反映了盛唐诗歌的面貌。然而书中却独独没有著名诗人杜甫的诗作。这一直为文艺界所关注和争论。笔者以为中国古典文学史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在不能还原当时情形下,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相关史料大致推测历史曾经的可能性。由于《河岳英灵集》遴选诗歌的标准比较客观、正确,通过对《河岳英灵集》和杜甫生平及诗作的分析,可推测杜诗未入选《河岳英灵集》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杜甫在殷选编《河岳英灵集》时尚未蜚声诗坛;二、杜诗风格与编选者的主张及当时诗歌审美的主流相悖。     

缪钺回翔文史、通变发微的古典文学研究述论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缪钺,在他的壮盛之年以《诗词散论》一举成名,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前沿成就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他有关李商隐诗、宋诗、宋词诸论文,早已成为有口皆碑的经典之作;杜牧、元好问研究的专家之学、晚年的“灵谿词学”,学界亦有目共睹.文章全面述论缪钺历时经久的学术生涯、方面广博的学术成就,并探讨他的学术经验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     

长恨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

白居易《长恨歌》有三种主题之争 ,诗人经历及诗作的抒情导向说明 ,其主题应为爱情说 ,但并不完全是李杨之爱 ,而是有诗人爱恋至深的湘灵的影子 ,依据是 :其一为与湘灵之恋是诗人该类生活的主体情感 ;其二为“歌”中诗人抒写的两个悖论     

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目的、原型等考论

白居易对自己作《新乐府》的动机有一个明确的表述,即"难于指言者,辄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为朝廷乐府机构进献歌词,从而发扬古人以歌言政的传统,不同于其他讽谕诗创作;白居易新乐府创作的借鉴原型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毛诗》,而是取自《尚书.五子之歌》;新乐府创作后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很可能被朝廷的乐府机构所采用。     

李白何时初入长安考辨

就李白初入长安在何时的问题对前人的推论提出质疑,根据一些记载李白生平事迹的"碑"、"碣"、"序"透露出的消息,与李白的相关诗句相互印证,并与后人对李白事迹的考证相联系,得出李白并非如前人所说在二十五岁以前未出过川,而是在开元三年至五年间就已经到过长安的结论。     

崔国辅诗歌的艺术特征

崔国辅是盛唐时的著名诗人,其既以五言诗称雄于诗坛,更以意境明丽、风格雅蓄为擅长,取得了重要的创作成就,在唐代诗人中独树一帜,形成其诗歌鲜明的艺术特征,为唐代诗歌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凌廷堪燕乐研究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发微

凌廷堪为清代经学大家,其以经学家身份研治词乐,与乾嘉汉学转向关系密切.凌氏以考证经史之态度研究词乐,著有《燕乐考原》.然而凌氏研治词乐的目的却不在于词乐本身,他试图通过打通隋唐燕乐一关,上溯先秦雅乐,求乐明礼,以传统礼乐来救治日益衰败的世道人心,实现其经世致用之目的,这与乾嘉汉学转向的理路是一致的.     

李白与谢安

李白十分推崇谢安,诗文中出现次数很多,因为谢安适合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李白与谢安的气质相似,人生态度也有相似之处,生活理想也很相似。隐居待时、功成身退,是李白仰慕的政治理想;狂傲自负、志存高远、不慕荣华是李白钦佩谢安的另一方面。然而,谢安既有政治才能,又有得天独厚的社会环境和特殊地位,建立了盖世奇功。李白富有政治热情而无政治才能,也缺乏政治家的素质;政治理想没有实现,但不幸的经历却成就了世界级的诗人。     

范祖禹交游考述

北宋著名史学家范祖禹早年失去双亲,在叔祖范镇及季父范百禄的教养下长大成人。岳父吕公著的品性对范祖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苏轼与范祖禹情属乡谊,相互赏识。范祖禹与黄庭坚、秦观之间的感情也非常深厚。居洛修书期间是范祖禹与司马光一生中相处时间最长、接触最密集的时期。此外,富弼、邵雍、程颐、程颢等人也在范祖禹的人生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隋炀帝开运河为巡游史事辨析

本文搜集史料对隋炀帝即帝位后大业元年连兴大役 ,在南运河开凿贯通后即率后宫百僚巡游江都的史事 ,进行了详尽的考证和政治分析。驳正了旧史旧小说所谓开河巡游为享乐游玩的说法。指出南巡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 ,促进了国家统一 ,其实质是以文化联络来巩固政治统一 ,具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意义。但耗费太大 ,民众难以承受急政重役 ,而“帝王若竭生灵力 ,大业沙崩固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