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梦的轻波里依徊——徐志摩诗歌创作浪漫主义主体意识

徐志摩吸收和承继了 19世纪英国浪漫派诗歌艺术 ,其诗歌优美清丽、自然超脱 ,表达“单纯的信仰” :爱、自由和美 ,并以欢乐意识为轴心 ,奠定了其浪漫主义诗歌基础     

德国浪漫派的神学倾向

德国浪漫派诗歌具有显著的神学倾向 ,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给资本主义新的文明带来新的束缚。在物的束缚下 ,人成为了“断片”。德国浪漫派为此忧虑不已 ,他们以“回归自然”和“回归精神家园”来重塑新神话 ,在诗中思考有限与无限的矛盾。可见德国浪漫派的神学倾向的本质是思考和探询绝对真理 ,有着生命哲学的内涵     

试比较投射派、浪漫派和自白派的情感表达——以克里利、华兹华斯和洛维尔为例

投射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克里利认为,情感是诗歌举足轻重的元素。在英语诗歌史上,以华兹华斯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和以洛维尔为代表的自白派诗人,都强调情感之于诗歌的重要性。比较克里利与华兹华斯、洛维尔的情感表达方式可以发现,克里利不像华兹华斯那样在沉思中回忆后再主观地抒发情感,而是即兴自然地流露情感;克里利也不像洛维尔那样,用修辞语言粗放直白地表达情感,而是利用语言本身的节奏、声音、构词法等特质,准确而细腻地表达情感。克里利与华兹华斯、洛维尔的情感表达方式的差异,反映了投射派、浪漫派、自白派诗歌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     

自我与自然——浪漫主义自然观辨识

浪漫派革新了古典主义的机械自然观,打破了自我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关系。关于这一新的自然观,有人认为浪漫主义者已与自然相融合,也有批评认为两者因浪漫派强烈自我意识的阻碍而有隔阂。从自我与自然关系入手,却可将所有浪漫派作家自然观分成三种类型：＂自我被自然吸附式＂、＂自然被自我吞噬式＂和＂自我和自然表象分离式＂。三类自然观在诗歌中的表现多样,且同类自然观在诗歌中可能有不同的表现。影响其形成的因素复杂,且这些因素的作用因人而异。这种分类考察帮助我们解答前面提出的疑惑,即浪漫主义者已与自然相融合,只是融合的方式不同;有助于辨析浪漫主义自然观内部的差异及总体面貌。     

青年马克思与浪漫派的重叠和分野——对马克思1836年10月到1837年4月诗作的解读

撇开文学价值,青年马克思的诗作是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这一时期尽管受浪漫派思想和写作风格的深刻影响,但是在诗歌中,他对于浪漫派耽于艺术,希望借此来解决理想与现实对立的做法已经表现出明显的排斥。这促使他接近充满现实感的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然而,这个思想团体也没能满足马克思的期待。     

戴望舒诗歌外来影响的多元性

戴望舒是中国现代著名诗人、译作家。他的诗歌艺术在不同时期显现出很大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与他在各个时期所受的不同外来影响是有紧密联系的。因此,分析戴望舒诗歌外来影响的多元性是必要的。纵观戴望舒一生的文学活动,我们可以发现,他的诗歌所受的外来影响存在着多元性。本文论述了戴望舒诗歌不同时期所受的主要外来影响:法国浪漫派,法国象征派,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和苏联文学,法国现代派和西班牙诗歌。     

德国浪漫派的历史境遇——兼主持语

德国浪漫派不仅在文学及学术手法上,而且在观念的源流上与被人们视为其对立面的其他流派都保持着复杂的关联。只有认真考察德国浪漫派兴起和活动的时代环境,分析当时德意志的社会和历史境遇,以及浪漫派人物对这个时代、这种境遇的反应,及其与它们的互动,才有可能揭示这个思潮的某些独特的性质。德国浪漫派并非活动于一个如现代德国这样有着统一的疆界、明确的人民的国家,当时德意志地区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浪漫派人物甚至属于不同的邦国。法国革命和法国对德意志地区的占领和统治,激起了德国知识分子前后不同的反应,亦是激起浪漫派思潮的重要动因。以上两个方面激发和形成了德意志的民族认同以及统一的直接要求。这些都一起促成若干浪漫派人物对宗教改革之前的基督教某种理想的想象,导致他们对天主教的皈依或重申天主教信仰。     

“精神之父”的“精神渗透”——徐志摩诗歌与哈代诗歌比较研究

徐志摩１０年文学生涯的每一步都跟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徐志摩与之受英美浪漫派的影响是显著的，但这在很大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他与其他外国作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哈代（这位现实主义作家）的关系。哈代，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诗歌的题材和技巧上，对徐志摩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他是影响徐志摩并使其在创作上形成个人风格的一个重要作家     

德国早期浪漫派的美学原则

德国浪漫派是 1 8世纪德国文学艺术和美学的重要流派。早期浪漫派是耶拿派 ,后期浪漫派是海德堡派。在美学上 ,耶拿派浪漫主义美学对整个欧洲的浪漫主义文艺思潮更具有影响 ,它为浪漫主义美学制定了一系列美学原则 :1 .诗化和宗教化原则 ;2 .崇尚非理性和无意识 ;3.反讽说和包罗万象的诗     

英语诗歌的语言特点及欣赏

英语诗歌的语言特点及欣赏孙叶红正如千百年来中国的文人有写诗赋词、咏物言志的传统一样，英语作家也为世人留下了浩瀚的诗歌海洋。从乔史的《坎特布雷故事集》到Ｔ．Ｓ艾略特的《荒原》，英语诗歌，不论是格律诗或自由体，无论是浪漫派作品或现代派作品，都凭其迥异的风...     

浅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的"中国化"

20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诗坛,以卞之琳为代表的现代诗派和穆旦为代表的九叶诗派拉开了新诗现代化的序幕,"九叶"之一的袁可嘉不仅创作诗歌,同时还建立了自己的诗论体系.在西南联大学习期间,袁可嘉的创作和研究兴趣从西方浪漫派诗歌转到现代主义诗歌,新批评理论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袁可嘉诗论中心"新诗现代化"入手,探寻新诗现代化与英美新批评理论的渊源,并讨论袁可嘉如何将英美新批评理论"中国化".     

沃尔夫艺术歌曲《谁置自身如此孤寂》的和声特征

沃尔夫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著名的作曲家和音乐评论家,在其一生的音乐创作中,艺术歌曲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他的艺术歌曲多采用著名诗人的诗歌进行音乐创作,《谁置自身如此孤寂》便是选自德国著名诗人歌德的诗歌.在作品中,沃尔夫采用了富有特色的和声手法来构建全曲.通过对这首歌曲的分析与研究,阐述他作为晚期浪漫派作曲家所具有的个性化和声处理手法与个人风格特征.     

济慈诗歌创作成因探源

一在英国浪漫派的五大诗人中,与拜伦、雪莱齐名的约翰·济慈(1795——1821)是一位诗才晚熟、英年早逝的天才诗人。济慈18岁始步入诗坛,给他带来诗歌灵感的是英国伟大诗人埃德蒙·斯宾塞的诗歌魔杖。斯宾塞的代表作《仙后》唤醒了济慈的天生诗才。令济慈欣喜若狂、满怀热望、惊叹不已的是斯宾塞的诗歌形象中产生的特殊引力及其诗歌世界里图画般的色彩和音乐魅力。影响济慈诗歌创作的尚有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和拜     

论英国浪漫派诗学中的想象观

在想象概念发展史上,英国浪漫派诗人的努力功不可没,他们分别从诗歌理论与创作实践上推动了想象概念的历史发展,使其最终被确认为文艺创造的本质力量。文章通过对该派代表性诗人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诗学中想象观的梳理分析,论述了想象概念在他们手中的丰富与发展,即想象与幻想的基本区别,想象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提升,想象所体现的审美功能与道德意义,以及他们对前人理论的吸收和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阐明其想象观对促进当下社会人的精神发展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朱英诞、废名新诗理论比较研究

作为在新诗道路上跋涉的同路者,废名与朱英诞在诗学理论上存在极大的相似点,但也有不少的差异性。朱英诞继承了废名"当下性"的诗学观,指出新诗就是"内容是‘真诗’,形式是散文"的自由诗。废名以"新诗唯一的形式在于分行"总括了新诗的形式问题,朱英诞尤为强调语言文字及修辞技巧对新诗的重要性。废名对温李一派的推崇以及对波特莱尔、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等外国诗人的借鉴,使他的诗歌具有了晦涩和哲理等多重意义。朱英诞则偏重于对陶渊明、谢朓、韦应物等写景兼说理派诗歌的探讨,并将西方浪漫派、现代派和欧洲古典哲学融会贯通,共同形成其诗学理论的构建基石。     

英国“运动派”的诗歌审美观形式观和本体观

“运动派”是二次大战后英国最重要的诗人流派,他们的诗学观念影响很大,争议也多,本文论述了其中三个紧密联系的方面:以平凡为美的美学观;主张因循传统格律的形式观;强调情感和理智相结合的本体观。作者认为,这也是他们有意识地反对浪漫派和现代派而力图恢复和发展英国诗歌传统的表现。     

中国浪漫派新诗与政治文化

中国浪漫派新诗,从它的产生之日起就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因此,中国的浪漫派新诗不仅是一个文学话题,也是一个政治话题。一方面,中国的浪漫派新诗能够对社会现状做出及时迅速的反映,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中国特殊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使它在一定时期政治性超过了文学性,曾一度沦为社会宣传和革命斗争的工具以及现实主义的附庸。从它的产生、发展到今天对它的反思和重新定位,中国浪漫派新诗所带有的政治烙印是无法磨灭的。     

从“消灭”到“创造”：马克思对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倒转

马克思与德国浪漫派思想的关联越来越为学界关注,这为我们进一步厘清马克思思想的来源以及理解马克思创立新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契机提供了新视角。就此而言,德国浪漫派的反讽思想可以成为我们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产生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面对启蒙思想对世界的祛魅,德国浪漫派希图借助反讽思想来重新为人唤回精神和神性,但因反讽思想的内在矛盾而陷入了理论困境。在继承黑格尔改造德国浪漫派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取消了作为人类精神异化的绝对精神,将人的主体性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实现了反讽思想从否定性的“消灭”向肯定性的“创造”的倒转,不但化解了德国浪漫派反讽思想的理论困境,而且为反讽思想的现实化找到了“无产阶级”这一积极的革命力量。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飞翔”情结——以《致云雀》、《致蝴蝶》和《飞虻》为例

雪莱、华兹华斯和布莱克是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不同时期的代表诗人。虽然他们的生活经历不同,创作理念各异,但诗作中所展现的"飞翔"情结却不谋而合。浪漫派的新一代诗人雪莱在《致云雀》中,借云雀的翅膀追逐自由的理想;浪漫派的宣言者华兹华斯在《致蝴蝶》中借蝴蝶的翅膀追怀童年的时光;浪漫派的起点诗人布莱克在他的《飞虻》中借飞虻的翅膀飞越生死的思量。将《致云雀》、《致蝴蝶》与《飞虻》三个文本进行比较,解读三代英国浪漫派诗人的"飞翔"情结。     

泉镜花与川端康成比较论

泉镜花是日本浪漫派的先驱,与川端康成具有一种承继关系,二人都被视为日本近代文学的“异端”,同时又都是最富特性的“日本式”作家。他们代表了日本“肉体文学”的一端。意识隐喻在英国作家伍尔夫小说中具有重要地位,它可以帮助作家抵达人类精神的幽暗之处,并具有缓解思想分歧、消除微不足道的差异、融合矛盾与冲突的精神功能。拉美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早期诗歌较之后期更集中表现了艺术世界的一种悖论式存在:激情与孤独。这看似无法和谐的两种精神状态共处于他的诗歌中,并奇异般地丰富了他的诗歌艺术。“身体性”是现代西方艺术和学术不得不面对的现代性课题,而对“身体性”理论兴起原因的探询,则有助于我们深化对这一课题和理论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