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改革

南京政府十年期间,为了改变中国长期以来货币紊乱情况,促进国民经济发展,进行酝酿已久的货币改革.首先是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实行银本位币制.但是,中国并非产银国,而是用银国,所需白银大都需从国外进口.废两改元之后不久,因为美国的白银政策,造成世界白银市场的价格急剧上涨,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使国内通货紧缩,经济萧条,国民政府面临更大的财政经济危机.为摆脱这种危机,就必须放弃银本位制,使中国通货脱离国际白银市场的影响就成为必然.为此,国民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实行法币政策,以解救危机.     

1934-1935年白银问题大讨论与法币改革

1934年秋美国《购银法》实施后,世界银价剧烈上涨.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银本位大国,很快出现了白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物价下跌等金融恐慌景象,引起人们的密切关注与思索.国内的经济学者紧密结合经济形势的发展,就美国提高银价的原因和后果、白银外流的防止办法、中国货币改革的方案等问题,先后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鸣,为1935年底的法币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     

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与中美金银交换

1935年 11月中国实行的法币政策 ,对于防止白银外流 ,统一全国货币是有益的。它有利于国内商品流通 ,促进经济发展 ,缓解金融危机 ,同时为促使中国货币走向世界 ,与国际货币接轨 ,在国际兑换中占有一席之地打下基础 ,这是币制改革的正面效应。但币制改革后 ,新货币价值能否持久稳定 ,南京政府没有把握。为了不使币制改革中途夭折 ,南京政府不得不向美国寻求援助。陈光甫访美 ,中美签订货币协定 ,美国同意以银换金 ,由中美两国财政部长具体实施。经过一番周折 ,才使中国法币准备金得到基本保证 ,法币制度经受了严峻考验     

日本在南京国民政府白银危机与货币改革中的角色分析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造成沉重打击,日本国内的经济恐慌和社会矛盾十分严重,日本亟须拓展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困境。1934年夏世界银价被大幅度抬升,我国白银出现巨量外流,中国由此爆发严重的白银货币危机,中国经济陷入巨大困境。为了扩大日本对华经济侵夺并削弱国民政府调整货币与金融的能力,日本利用治外法权从中国走私巨量白银并运往国际市场售卖。日本的运银行为加剧了中国白银货币严重流失的困境,并迫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5年推行废除白银本位的货币改革。     

走向“统一”的广东省货币金融--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区域性案例分析

1936年6月“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南京国民政府力图在广东推行中央法币、收兑地方性货币毫券,完成法币改革。宋子良、蒋介石、宋子文等国民政府高层先后赴广东主持货币金融改革,1937年6月全面开启统一两广币制的计划,一时成效可观。然而,在紧随而来的战争格局下,国民政府却不得不采取沿用毫券、增发毫券,甚至使毫券国币化的举措,以维持对敌金融作战。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主导下的广东省货币改革充分反映了近代中国货币变革的区域性特点,也为我们反思法币改革究竟在何种范围、何种程度上取得成功提供了一例个案。     

用“一分为二”观点看待国民党政府1935年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金融改革令》,宣布实行法币政策。其主要内容有:(一)把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又增加中国农民银行)等银行发行的纸币定为法币,即法定货币,规定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支付和市面货币流通均用法币;(二)实行白银国有,禁止白银在市面上流通;(三)法币与英镑,后来又与美元,发生固定的等价联系。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币制改革。对于这次币制改革,究竟应当怎么评价?我们认为,应用马克思主义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评价法币政策,既要注重政治关系,又要注意经济关系;既要看到国民党政     

“法币”发行初期为可兑现纸币

传统观点认为：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发行的“法币”为不兑现纸币,从而为通货膨胀铺平了道路。对此,笔者表示异议。1935年币制改革以前,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制,市面上除了流通银元外,还流通纸币,即银行券。人们可持银行券向发行银行兑换银元。这种钞票即为可兑现纸币。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通货膨胀。1935年国民政府币制改革时,改银本位制为外汇本位制。市面只流通钞票,即所谓“法币”。为稳定币值,国民政府将白银换成外汇,规定每元法币合英镑一先令二便士半,后又与美元发生联系,规定法币1元等于0．2975美元,并由国家银行“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币制改革

货币是金融的基础。1935年11月,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了法币改革,这主要是鉴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货币制度长期落后和混乱,严重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及国民政府的统治;1933年"废两改元"政策的实行,简化了币制;为摆脱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所产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此次改革存在很大的缺陷和不足,但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是我国货币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     

抗战时期新疆币制改革中的政治与主权

民国以降,新疆币制长期游离于中央货币体系之外。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让新疆币制与国民政府产生更多交集。1942年盛世才"内向"后,国民政府坚持柔性治疆策略。在维护新币币信前提下,国民政府将作为国家主权货币象征的法币逐步在新疆推行,保障了新疆社会经济的稳定。新疆纳入中央直接管辖后,尽管国民政府及新疆地方政府竭力减少新币发行,抑制通货膨胀,但在军事接连失利的情况下,收效甚微。抗战时期,对新疆币制的改革既是国民政府收复新疆主权、巩固在新统治的重要举措,亦是其利用战时推进边疆纳入中央金融体系的具体实践。     

且得且失：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中的交通银行

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目标是统一货币与发行。1933年废两改元与1935年法币改革使中国初步实现币制统一与发行集中。交通银行作为具有发行特权的银行业航母,币制改革不仅直接关涉其本身的利益,其支持与否也直接影响着币改的进程。而交通银行地位的逐步下落,不一定是国民政府币制改革的本意,却是币制改革不可避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