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帝国主义为何“垂而不死”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初期到七十年代初期,资本主义有了一个比较大的发展,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得很快。于是,客观现实就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怎样认识列宁所说:“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一科学结论?如果这一结论仍然是正确的话,那末,帝国主义又为何“垂而不死”? 列宁在其名著《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

“厚古薄今”呢,还是“厚今薄古”?在高等学校人文系科,这是教学整改大辩论的中心。复旦大学中文系全体师生就这个中心展开了热烈的论争;当然,没有谁正面提出“厚古薄今”的主张,但论争过程却充分证明这种主张的存在;尽管这种主张的持有者打着一些别的旗号。反对“厚今薄古”最烈的,是自称“厚古厚今,学古为今”的双厚论者。他们说:“祖先留给我们丰富的文学遗产,这是好事,不能薄!”他们认为,过去的问题不在“厚古”而在“薄今”,纠正偏差,只须把“今”提到应有的位置——古今同“厚”,便可以了。的确,祖国文学遗产绵亘数千年,浩瀚如烟海。     

秦始皇“厚今薄古”吗?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就政治机构的设置问题,在大臣中曾发生过争论,先是王绾、后由淳于越等人建议秦始皇采用分封制,认为“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而丞相李斯,却力主设郡县。他说:“三代之事何足法。”并给淳于越等人扣上了“不师今而学古,惑乱黔首”的帽子。 很明显,所谓“不师今而学古”,是针对淳于越等人提出的分封制来说的,此外就不再包含别的什么意思。可是,后人不察,由于秦始皇听信了李断的话,分天下为36邯,其后又为防止儒生“以古非今”而实行李斯建议的“焚书坑儒”政策,于是就称秦始皇“厚今薄古”。     

我对“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看法

现在提出“厚今薄古”,也就是说应该克服偏重研究古代的偏向。为什么今天一般偏重于古代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为研究而研究,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还未得到彻底批判,还未清除的结果。科学工作者不关心当前的社会实际,忽视现实社会翻天复地的大变化和一日千里的大发展,当然谈不上研究工作如何为政治服务的问题。厚今薄古就是要我们多研究现代的东西,我的体会,也就是要结合中国的社会实际,尤其是现代的、当前的社会实际,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

近年来,关于“人”的问题,理论界讨论得很热烈。通过讨论,大家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但是,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马克思主义者应该从什么样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出发去研究人的问题?大家的分歧就比较大。下面就讨论过程中的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意见,祈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一“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和目的,这是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结为“人的哲学”的那些同志的主要论点。但他们所主张的这个“出发点”,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这在他们中间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我认为都缺乏说服力。     

城市改革要搬“三座大山”

“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此话在理。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改革的社会,因为它还存在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状况。有矛盾就要改革,不改革生产就不能发展,人民就不能富裕,国家就不能兴旺。就以体制来讲,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确实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人民不能容忍,我们党也不能容忍。”如果不改革,“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①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一些对改革缺乏紧迫感和责任心的人,应很好地体味一下这番话的分量。     

也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正> 晁福林同志《关于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一文(见《历史研究》1978年第五期),批评了那种对这个口号任意解释、任意引申的作法,对问题的研究应当说是进了一步,他对“种”字的诠释,论定这个口号不反天命,我都不敢苟同,现就我所知写几点意见。(一)“种”字的训诂晁福林同志从《史记》中寻求内证,在具体语言环境中探讨“种”字的含意,方法是正确的.他指出:“用‘种’来指人时,通常指人的族类,……在古代汉语中也可以引申为后     

“盗跖思想”辩

在“四人帮”横行,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他们抛出了《柳下跖痛骂孔老二》的文章,任意捏造了一个“柳下”跖,用以影射现实,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这不但在政治上是极端反动的,在学术上也是荒谬绝伦的。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工作者对“四人帮”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对他们在“盗跖”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当然也应予以澄清。现在虽然不会有什么人相信“四人帮”所宣扬的“盗跖”和“盗跖思想”,但有的同志却认为《庄子》中所说的“盗跖思想”,其中有属于劳动人民思想的内核。我不同意这种意见,想就此谈谈个人的看法。     

是“现实”还是“幻影”?——答刘光裕同志

<正> 在本刊83年第二期上,笔者就刘光裕同志的《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等文(见《文史哲》82年第6期),提出了一点不同看法,旨在通过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紧接着,在本刊第三期、第四期上,相继发表了刘光裕等同志的《“幻影”与现实》等文,都是批评拙文的。对于这些批评,笔者提出以下不同看法。     

怎样看待“进”和“退”

围绕着“进”和“退”的问题,有过不少议论。林彪、“四人帮”、康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歪曲为一个“斗”字,大造“斗则进,不斗则退”的舆论。在一些同志心目中也有一种“喜进怕退”的错误观念。似乎“进”就一定是马克思主义;“退”就一定是修正主义。时至今日,仍有人一听说“进”就兴致勃勃,一说是“退”就繁言啧啧。这种观念不清除,     

鲁迅对瞿秋白“有所保留”吗?

周建人同志在百忙中写了大量回忆鲁迅的文章,对于我们阅读鲁迅作品和研究鲁迅生平创作,都有极大帮助和启迪,无疑是十分珍贵的文学史料。但其中有个别观点似乎欠妥。如《鲁迅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10月出版)中有关鲁迅与瞿秋白的关系的论述即为一例。现就此问题略抒己见。《鲁迅回忆录》在谈到鲁迅与瞿秋白关系时写道:“鲁迅认为那些口头上说得漂亮、实际上并不实行的空头理论家是‘毫不足靠’的。他对……瞿秋白看法就是一个例子。……后来鲁迅在编《海上述林》时,只收瞿秋白的翻译,而不选他的文章,这就证明马克思主义者鲁迅对瞿秋白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周建人同志认为,鲁迅觉得瞿秋白“毫不足靠”,对瞿秋白“有所保留”,主要     

“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意义

我反复研究陈伯达同志的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话,觉得意义深远。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呢?据我的体会是:科学研究无论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凡是涉及古代的,如果不是在现代科学的基础上和生活实践中来研究,总不免食古不化,或者是徒劳无益。因为古人的话,是对古人说的。古人所说的事物,     

“支那”的称谓源于“秦”还是“楚”

我们伟大祖国的称谓——中国,在世界上许多语言中都称为“支那”(如chinacina等等)。“支那”这一称谓的来源,早就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经过不少人的研究,在多年前就己得出结论,认为:“支那”的称谓乃是“秦”的音译,即“支那”的称谓来源于“秦”(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二册《支那名号考》)。这种看法言之有理,持之有故,证据确凿,长期以来就为中外学者所公认。但是,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历史研究》曾发表一篇题为《论“支那”一词的起源与荆的历史和文化》的论文,第一次提出:“支那”一词的起源不是“秦”而是“楚”,从而这一似乎早己解决的问题又被重新提起。这里,不准备重复“支那”一词源于“秦”的种种理由,因为早有许多著作对此作过详细的论证,笔者是同意这种看法的,在拙作《秦史稿》中也曾做了一点补充。所以,这里准备着重研究的是所谓“支那”一词源于“楚”(即“荆”)的问题     

“哲学”有无“历史”?

１ 这个题目看上去有些怪诞。它似乎是一个无须也无法回答的问题。中国哲学可以从先秦讲起,西方哲学可以从古希腊讲起;古今中外哲学家层出不穷,哲学著作卷帙浩繁,“哲学史”论著何止千万！岂能怀疑哲学有其历史？其实,更恰当的提问方式应当是：哲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有“历史”,又在何种意义上无“历史”？笔者认为,就哲学的“境界”而言,哲学无“历史”;就哲学的“实现”而言,哲学则有“历史”。人对自身经验存在的超越,有两种完成的方式：一种是逻辑的完成,另一种是历史的完成。前者是形式的,它表现为超验的形而上学,通过哲…     

闻朱关系考——现代知识分子交往的个案研究

“闻朱”，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稍有了解的人便都知道，这是指闻一多和朱自清。为什么要把他们紧密联系为一体呢？很容易想到的理由是：闻朱二人相知甚深，政治倾向相近，一般都被认为是由“右”向“左”转变的知识分子之典型，当然更由于一篇现代史上的著名文章，称赞闻朱反蒋反美的“骨气”。“闻朱”不可分的印象就这样奠定下来了。于是，在后来的许多文章和专著中，常要把闻朱二位并在一起，有人著有《闻一多朱自清论》，有人为他们二人合编了一本《闻朱年谱》。曾经有一个时期，因为文学、学术以外的原因，闻朱被塑造成为并肩战斗的同志和战友。     

我对于厚今薄古的一点体会

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伯达同志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我从人民日报读了这个讲话的简短纪录之后,有了很大的启发,也受了很好的教育。我想在这里略谈我个人对于厚今薄古这个问题的一点体会。陈伯达同志指出:“解放以来,哲学社会科学,虽然落后于革命实际,但成绩还是主要的。”他又指出:“现在在哲学社会科学中的主要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