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保障视野下“群体性事件”的法治进路

当前,我国社会逐步形成了由多元利益主体、多元利益客体、多元利益意识与多元利益追求有机构成的多元化利益格局,该格局中各种利益交织共生,彼此制约影响,甚至产生矛盾冲突。由于解决利益矛盾的理念与制度缺失,多种利益矛盾的激化风险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由此催生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有效防控群体性事件的根基在于理清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公民集体行动这三个群体性事件的基本构成要素的现实机理与逻辑关系,从而把握群体性事件的演进过程与症结所在,进而为预防与化解群体性事件找到法治思维进路,即以利益保障为要旨,将社会多元利益、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与公民集体行动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等现代制度的秩序保障与支撑,赋予法治以确保利益的有效保障与公正分配的重要使命,通过法治精神的引领与法治秩序的规范,促进三个要素的法治脱胎于有机协调,构建法治关怀下的和谐利益关系,最终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控。     

利益表达型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探析及对策研究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和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已进入社会结构重组、利益结构分化、社会矛盾迭出的转型期。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利益表达机制缺位、政府管理能力滞后、社会群体心态失衡等原因致使群体性事件频频发生,而其中绝大多数又以利益表达型的群体性事件最为突出,接连不断的群体性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重要症结。面对群体性事件的诸多负功能,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对群体性事件加以防范和治理。     

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与应对

随着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渐增多。其中一些地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纠纷,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新诱因。分析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和存在问题,探讨有效应对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思路,是当前摆在各级政府及广大环保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     

博弈均衡: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关键

新农村建设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利益博弈是其焦点;本文通过征地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农民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利益博弈中所处的地位,论述了农民处于弱势的原因是由于制度缺乏理性,并从制度理性出发对失地农民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     

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之特点、趋势及治理——政治信任的视角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个别地方政府面临的信任危机日益突出,一个突出表现是各种形式的针对地方政府的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这类事件具有非利益相关者积极参与、对抗性不断增强、互联网推波助澜、可控性弱和代价沉重等特点,并且呈现出从心理能量到社会行动、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单一个案到连锁反应、从具体直接诉求到抽象间接诉求、从政府信任危机到政治危机等趋势.要想从根本上防止和治理这类群体性事件,必须以政府的转型促进政治信任关系的转型,以制度信任的重建保障和带动特征信任和过程信任的重建.     

网络群体性事件对政府管理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近些年来发生的诸多重大网络群体性事件中,网络往往是导致事件扩大化的导火索并推动其恶性化发展,实质上也成为了阻碍事件有效解决的绊脚石。当前,汹涌的民意表达构成了政府网络治理的民意挑战,迅捷多变复杂的网络对政府引导与管控提出了多方挑战。本文分析了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本内涵及其对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治理的挑战。最后,从战略认识、加强应急管理机制、建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和完善官员问责制等角度提出了对策建议。     

对提高政府管治能力的若干思考

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的崛起，折射出我国政府在当前利益多元化时代的管治困境。当前我国政府管治能力低下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社会矛盾处理方式单一落后、行政管治成本居高不下。权责的不对称是最根本的制度设计缺陷，必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自身改革，通过限权问责，不断提高政府管治能力和水平。     

我国现阶段群体性事件的特征分析及对策

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突出,群体性事件呈现高发态势,其特征主要表现为：起因复杂,种类多样;民生需求甚于政治诉求;“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大量参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传播等。为使群体性事件能标本兼治,应采取以下对策：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构建多元利益表达、沟通和民主协商机制;提高对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舆论引导能力,构建社会共同的核心价值体系等。     

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群体性事件中非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心态

笔者最近参与"浙江省社会稳定与群体性事件调查"课题,结果发现影响浙江省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有:拆迁安置、基层选举、环境污染、外来人口、民间融资、宗族势力、宗教团体以及自然灾害等八个方面.调查过程中,我们关注群体性事件本身发生的经过、处置的方式、平息的结果,以及与事件直接当事方的"事后应激心态",更重要的是,我们关注当时现场"旁观者"的看客心态,当地一般民众的心理反应,以及通过网络检索的方法检讨作为非利益相关群体的网民的反应等.我们意识到,群体性事件中的直接利益方(Primary Stakeholder)在事件发生后往往逐渐"被边缘化",而那些非利益相关群体倒逐渐演变成为事件的核心,譬如那些对事件本身"感同身受"的人、同情的人、富有正义感的人、对社会不满的人、网民,还有的就是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直接参与并挑起打、砸、抢、烧等极端行为,不但改变了事件发生的性质,而且还直接导致地方性的社会不稳定,在国内外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解决群体性事件的思维进路——从法治秩序到法治文化

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转型期,传统性与现代性在价值领域持续对立冲突,而这种价值冲突也传递至社会制度领域,造成了现代性制度完整性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社会制度定位摇摆与功能弱化,导致了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构架的畸形发展,群体性事件由此产生.化解群体性事件的关键在于构建有效的法治秩序,而确保法治秩序有效性的思想、价值前提就在于法治文化的弘扬.弘扬法治文化为现代性价值的凝聚与成长创造了可能,也决定了法治秩序的自然生成,从而为法治秩序提供内在的价值支撑,进而实现法治秩序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化解.     

树立公平正义观消除社会极端情绪

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和理想,它影响社会情绪的选择.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缺失,是社会极端情绪蔓延以致造成极端事件频发的重要原因.要通过建立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创造公平正义的利益分配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让社会极端情绪在公平正义中消除.     

群体性事件处理机制的法理检省与重建

依意识形态观念去看待并处理群体性事件,会基于对参与者忠诚性的排斥而将群体性事件定位于先在的恶,并试图在实践中消除群体性的权益诉求方式。现代多元社会中群体性事件的出现乃社会常态,应在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指引下和法治国家的框架内,实现对群体性事件的认识态度和处理方式的转换。主体间性是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思维进路,坚持处理者与参与者平等原则,重在改进政府工作并深化与公众的理性沟通。群体性利益诉求乃群体性事件处理的核心,应通过认真对待权利及回应型处理具体事件等化解和保障群体性利益诉求,以达发挥群体性事件外部正效应之目标,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实现。     

和谐社会建设背景下的群体性事件研究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结构调整的特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类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数量迅速增长,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越来越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如何促使制度创新,创造群体性事件软着陆的有效机制,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是目前国内一些学者、专家关注的焦点。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从刚性稳定到韧性稳定——关于中国社会秩序的一个分析框架

当前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冲突事件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政治统治的统一性和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中国的社会秩序总体上是稳定的.但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稳定是"刚性稳定",这种稳定以垄断政治权力为制度特征,以绝对管治秩序为表象,以国家暴力为基础,以控制社会意识和社会组织为手段.它缺乏制度弹性和韧度,忽视了内在的整合和发展转型的适应性要求.压力型体制下的各级政府追求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忽视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公平,忽视社会基本规则的建设和维护,从而导致政治合法性的快速流失.政治软权力的匮乏迫使当权者在面对社会力量的冲击时越来越依赖国家暴力.其结果是,政治体制用来维护自身生存和运行的成本越来越高,而支付成本的能力并不一定同步提高.从长远来看,一旦政治体制的维护成本超过其支付能力,就可能出现社会无序和冲突失控,"刚性稳定"就可能演变为"社会动荡".为了有效防范可能出现的社会动荡,需要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司法、行政和政治改革,把社会冲突治理纳入法治轨道,使"刚性稳定"逐步转变成"韧性稳定".具有现实紧迫性和政治可行性的改革措施包括: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财富分配体制;建立县级政治分权;等等.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及控制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征表现为,发生的数量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负面影响有不断恶化的态势、性质大多属于利益型.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断裂增大社会的张力和价值冲突;阶层分化加大相对剥夺感和分配不公感;人们需求增长与需求满足滞后之间的矛盾;社会转型时期形成的"体制洞"现象弱化了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群体性事件的控制机制主要为预防、预警和构建高效合理的社会控制体系.     

利益共享的政治学解析

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析利益共享,其内涵如下:社会共同利益的创造者是利益共享的主体,利益共享主体往往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社会共同利益是利益共事的客体,个人利益和群体利益不能作为社会公众的共享对象;市场、政府和社会是利益共享的实施者,其中政府是主要实施者,制度和政策是其主要的实施手段;公正是利益共享的核心价值,公正地享有利益并不等于平均享有,而是建立在合理差异基础上的享有;协商是利益共享的实现方式,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在平等对话和协商的基础上争取各自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形成合作共赢的局面;民主是利益共享的制度保障,民主制度使各个社会利益主体获得了平等参与利益博弈的权利和手段,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制度保障.以上方面的综合作用是实现利益共享的必要条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的功能——读《社会冲突的功能》

农村群体性事件作为社会转型期社会冲突的主要形式之一,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运用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来研究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界定,根据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理论,从四个方面对农村群体性事件进行了详细阐述,以期更加全面认识农村群体性事件。     

农村群体性事件中的舆论传播及其引导

近年随着农村社会矛盾的激化,很多地方相继爆发了一些影响重大的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是群体舆论的行为表达,是广大农民通过肢体语言宣泄来表达意见的一种方式。由于少数地方政府没有认识到现代农民公民意识的觉醒,依然用强制手段来处理基层社会矛盾,致使基层干群关系紧张,群体性事件的矛头越来越向基层政府集中。群体舆论的传播有其固有的规律,基层政府只有尊重和服从客观规律,把握农民的社会心理,才能对群体性事件进行有效的舆论引导。     

彰显社会力量推进社会管理与建设的创新——试论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冲突解决的机制化

转轨期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冲突频发时期,其间的一个彰明昭著即为规模性聚集并超越既定社会规范制约、缺失相应法规依据、对既有社会秩序造成干扰的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业已严重干扰和冲击了政府和法律的权威性,日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大制约性因素。本文从社会学冲突功能论视角对该问题的解决路径展开探讨,论证了既要深化转变政府职能又要发展壮大社会力量在解决社会冲突中的功用。文中的广州新塘事件是一典型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