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夭折的主观原因

盛宣怀从1875年5月至1881年10月在湖北创办煤铁矿务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875年5月至1876年1月为广济官煤厂阶段。此阶段采用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着手试办。1876年1月至1879年7月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局阶段。此阶段采用官办的经营方式,一面雇用矿工土法采掘,一面雇用洋师以洋法勘矿,冀图勘出佳矿,用洋法采掘。其几经周折勘明荆当煤矿、大冶铁矿后,因经费不继,被迫停顿。1879年6月至1881年10月为荆门矿务总局阶段。此阶段是上一阶段过渡性、权宜性的业务继续。它以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解决官本不继的困难,以土法采煤为日后洋法炼铁铺平道路;它是李鸿章、盛宣怀以“先煤后铁”的策略来挽救湖北煤铁矿务免遭功亏一篑思想的产物。但此阶段却并未专力开采,而是主要经营煤斤的贩销业务。1881年10月,李鸿章批饬裁撤荆局,湖北矿务至此终止、夭折。通观盛宣怀早期创办湖北煤铁矿务的全过程,我认为导致其夭折的主观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     

洋务派经办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几个问题

中国近代矿业经历了长期坎坷曲折的过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诞生。李鸿章委派盛宣怀督办的湖北开采煤铁总局(以下简称鄂局),是清政府继直隶磁州与台湾基隆之后批准设立的第三个矿局。它从1875年5月筹办,至1879年7月结束,仅四年零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活动范围广泛,具有一些特点。对它的几个主要问题加以分析,这对研究洋务派新办早期矿业或许不无帮助。     

刘鸿生改革招商局的回顾与思考

招商局创办于1873年元月17日(清同治十二年),是我国清末民初自办的第一家新式航运企业。初为洋务派官办,后招商集股演变为官督商办,到光绪年中叶,盛宣怀、李鸿章两大家族的私股已占绝大比重,宣统年间盛宣怀利用担任邮传尚书的权力,将招商局改为完全商办。1932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招商局收归国营令》,由当时的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将全部商股以低价收购,取缔了该局的董事会制度,建立总经理负责制。刘鸿生是招商局改为国营后的第一任总经理,对该局的兴利除弊,改革新生起过重要作用。     

林则徐最先提出官督商办模式与近半个世纪官方办企业方针的实质

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形式中,官督商办曾一度很吸引人们的注意力。那么,究竟是谁最先提出了官督商办模式,官方为什么始终对它很感兴趣？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官督商办模式是李鸿章创发的,这在目前史学界似已成为定论。是不是李鸿章呢？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件奏折。呈递者是林则徐。但写这件奏折时,林则徐并不是两广总行了,而是流放赦归后在云贵总督任上。奏折叫呕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严,针对的是云南矿业。“云南矿务,自康熙四十四年归官经理”③,到林氏奏折出现的1848年,官办这种企业经营形式,已经持续了近一个半…     

甲午中日战争与汉阳铁厂的“招商承办”

张之洞于1889年创办汉阳铁厂时选择了官办形式,但他与李鸿章、盛宣怀在采用何种体制上,从一开始就存在官办和官督商办之争,直到1896年铁厂才从官办转变为官督商办.催化这一结果的是甲午中日战争,它所导致的清政府战后的财政崩溃、经济政策转变以及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为铁厂改制提供了条件.     

宜城“楚皇城”遗址的几个问题——与王仁湘同志商榷

王仁湘同志的《楚鄢敝都访古》一文(见《江汉论坛》一九七九年第二期,以下简称“王文”),引用了不少有关湖北宜城楚皇城遗址的考古材料,对这一遗址作了新的剖析与描述,并得出结论说,楚皇城遗址无疑是楚鄢都、汉宜城县。随后我们又看到《考古》杂志今年第二期登载的《湖北宜城楚皇城勘察简报》(以下简称《勘察简报》)和《湖北宜城楚皇城战国秦汉墓》(以下简称《楚皇城墓》),也都是王仁湘同志领衔执笔的。我们曾和王仁湘同志等一道参加了楚皇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工作,对于他引证的某     

汉冶萍公司的衰败与国际资本的掠夺——学习列宁《帝国主义论》之体会

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是旧中国江南最大的联合企业之一,由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含株萍铁路)组成,于光绪34年(1908)经清朝政府批准,正式成立。 公司的前身是清廷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它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经历了一个由官办到官督商办到完全商办(汉冶萍有限股份公司)到最后衰败的曲折过程。     

近代史小商榷之二

作为汉冶萍主要基础的汉阳铁厂,是张之洞1890年兴办的。1894年开始出铁,前后花了规银五百六十余万两,结果因钢含磷太多和缺乏焦煤两大难题不能解决,生产不到半年便宣告停产。于是,张之洞只得把这一烂摊子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盛宣怀接办后,先花了五百多万银两,兴办了萍乡煤矿,获得了廉价焦煤,解决了燃料问题;接下来又花了三百多万元,重新改装了炼钢机炉,解决了钢的质量问题。这两大难题解决     

田见秀降清考

《人文杂志》1980年第6期李登弟同志的《关于田见秀之“死”》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认为田见秀不是1645年死于潼关或湖北通山,这是正确的。但他不认为田见秀降清,并把田见秀和清初陕北人民的抗清斗争联系起来进行考查,则是欠妥的。     

“蝴蝶效应”:析盛宣怀袁世凯轮电之争及对汉阳铁厂的影响

20世纪初盛宣怀袁世凯的轮电之争,是晚清政治的必然产物.尽管其本身并未涉及汉阳铁厂,但对铁厂的命运产生了直接和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盛宣怀为筹集铁厂建设资金不得不大借日债,铁厂由此逐步走上被日本控制之路;同时,轮电之争及其延续.为盛宣怀合并商办汉冶萍公司提供深刻的政治教训.传统政治左右经济的历史现象,值得人们深思.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

盛宣怀 ( 184 4 - 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 ,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 ,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 ,看似无识 ,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所作书评中说 :写人物传是难事 ,“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 ,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 ,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     

张之洞与盛宣怀铁路筹办策略异同评析

清朝末年,张之洞和盛宣怀在筹建铁路干线方面的策略交替占据主导地位。在粤汉铁路筹建之初,盛宣怀倡导的"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成为官方主流意见。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深知清廷民心基础已趋坍塌的张之洞则力主"干线商办,安抚民意"之策,甚至在其遗折中叮嘱慎行"借款筑路"之策。由于强行推进"干线国有""借款筑路"之策,不仅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加速了清朝的灭亡。     

南方六省革命根据地货币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8月上旬在闽北老区召开了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南、湖北六省革命根据地货币学术讨论会,现综述如下: 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曾于1934年铸造的“中国苏维埃银币”和“粉碎敌人五次围攻决战临时军用币”两种银元(以下简称“红洋”),其铸造的史实有三种意见:     

论甲午战争期间的盛宣怀

甲午战争期间,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总局督办和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四项职务,他作为直接指挥战争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助手,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笔者略述己见,以俟指教。 一、致力于战时保障工作 在甲午战争中,盛宣怀主持电报通讯,总理后路     

比较李鸿章、张之洞“官督商办”之异同

官督商办是清代华资民用企业的一种经营形式 ,系于晚清洋务运动期间由李鸿章倡导和推广 ,及至清末“新政”期间 ,又有张之洞极力推行。尽管同是“官督商办” ,李、张二人对之理解和操作却有明显差异。以往论者多有不分李、张而一并评价的倾向 ;也有一些学者虽意识到二人在“官督商办”方面的差别 ,但不曾有人展开过深入讨论。“官督商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为不致误用清末张之洞的“官督商办”来评价晚清洋务运动时李鸿章的“官督商办” ,很有必要就两者在“官督商办”上的异同进行比较。一、股本构成之异同李鸿章…     

论洋务运动期间的“官督商办”

“官督商办”是洋务运动期间洋务官僚创办近代民用企业普遍采用的一种经营方式。评价“官督商办”企业的历史作用是研究洋务运动的重要课题。 采取“官督商办”形式的历史必然性 洋务企业采用“官督商办”形式,是有它的合理性和历史必然性的。 中国在明清之际已出现资本主义萌芽。鸦片战     

《廉颇蔺相如列传》注译四题

一 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传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万岁。 “传以示美人及左右”,王伯祥《史记选》注为“以次传递给姬妾和左右的近侍,使她(他)们都得观赏此璧”。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作品讲析》第二册(以下简称湖北本)的译文是“把宝玉传递给宫女和左右的待臣欣赏”。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学语文古诗文浅析》(以下简称河南本)的译文是“把宝玉传给宫中美人和左右群臣们看”。其它名家版本的注译也大体如此,都把“以”当作介词,认为“传以示……”是“以(之)传示……”上述解释,均似不妥。     

近代“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剖析

以往提到“官督商办”,皆以官府控制一言以蔽之。其实并不尽然,其间存在一个权利的转移过程。本文剖析“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目的也就在于揭示“官督商办”公司控制权的转移过程。     

郑观应与清季“官督商办”

19世纪80—90年代，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全盛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赞扬过“官督商办”，他说：“全恃官力，则巨资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贵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另外诛求；则上下相谁，二弊俱去”①。这似乎成为郑观应竭力主张在中国发展官督商办企业的依据。其实，作为近代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郑观应在这里主张的“官督商办”，与当时洋务派官僚所主张的“官督商办”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主张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