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郊村落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近郊村落城镇化是中国城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在中国特色城镇化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近郊村落城镇化实质是一个近郊村落由农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变的复合性社会变迁过程,内在地包含着众多方面的社会转变。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势必以国家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为宏观背景,根据新型城镇化道路的要求和原则,确立"一体多元"的城镇化总体格局,建构政府、市场、社会"协同共促"的城镇化发展机制,通过"边缘创新"探寻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式和新路径,实施"公平公正"的近郊村落城镇化发展政策,走出旧型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中国式边缘化"误区,破解近郊村落"痛感性变迁"和"怨恨式发展"的城镇化难题。     

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以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为例

城镇化实质就是农村社会转变为城镇社会的综合性社会变迁过程.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是城市扩张的表现和结果,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中具有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通过对浙江省9个近郊村落的调查,描述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过程及其被边缘化的现象,初步分析了近郊村落的城镇化水平与类型,提出近郊村落城镇化水平需要依据经济结构的非农化水平、入居环境的城镇化程度、居民身份的转变情况、基层管理的转换状况、社会保障的享有水平等核心指标进行度量.比较而言,不同近郊村落的城镇化进展与水平呈现出一系列共同性,但也存在着众多差异.近郊村落的城镇化在特定意义上就是“去农化”和“趋城化”2个方面的结合,根据“去农化”和“趋城化”的状况,城镇化进程中的近郊村落可以分为“脱离农业的村庄”和“留存乡村因子的城镇社区”2种类型.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历史透视和现实思考

城市化并不是近代以来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浪潮的兴起而出现的社会变革现象,而是都市文明发展演变的伴生物,是一个不断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国城市化是从以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化和以市镇为核心的农村城市化两个层面展开的。在发展形态方面,经历了汉唐时期的"内聚型"城市化、宋元时期的"城乡并举型"城市化、明清时期的"市镇主导型"城市化和近代"城市主导型"城市化的演进过程,从中呈现出城、镇二元的城市化结构和城乡分离的城市化道路。就当前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而言,关键在于城市文明的发展与完善、城镇体系发展和完善、农村文明的调整和社会改造三个方面。尤其是农村社会的改造,更是中国城市化最为独特的反映。     

农民——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弱势群体

就弱势群体的含义、概念及构成进行了讨论,并对中外社会城市化过程中农民的社会地位进行了文献比较。纵观世界社会历史,农民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地位一直较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越来越被边缘化。通过中美两国农民被边缘化的比较,可以看出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被边缘化的过程。在中国,农民在国家现代化的步伐中迅速被边缘化。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出现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特有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农民成为城市化过程中最大的弱势群体,是现代化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也是中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两个误区及其政策建议

城乡一体化是人类从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必经之路,有利于扩展现代文明、推进城市化和农村发展。在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过程中要避免两个误区:避免"以城市工业扩展为中心"论对城市化发展空间的限制作用;避免"以保障农村发展为本位"论对现代化发展动力的消解作用。城市和农村是城乡一体化的两个支撑点,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会肢解城乡一体化的完整含义。因此,要促进城乡互补发展,从城乡一体化中寻求可持续发展动力;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从城乡一体化中寻求稳定和谐的环境。     

融入与排斥的两难:农民工入城的困境分析

改革开放打破了城乡相对隔离的封闭状态,受到城乡差距"推拉力"牵引的农民大量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在不断城市化的进程中,出现了"农民工"这一独特的社会现象.他们涌入城市,意在摆脱贫困,却无形中被纳入城市化进程中"边缘化"的困境.这种"边缘化"集中表现为身份的二重性以及精神世界的矛盾.究其深层原因,则是"农民工"力图摆脱贫困的主观能动性与城市生活的规则与其惯有方式对农民工心理上的排斥而造成的.因此,用合理的制度安排以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良性心理互动是有利于农民工摆脱困境命运的出路.     

论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兼论陆学艺小城镇与新农村建设思想

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大城市的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特大人口迅速膨胀,产生了"城市病",治理"城市病"已刻不容缓。"城市病"是区域结构失衡、小城镇与大中小城市之间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城乡二元结构影响的结果。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社会建设发展小城镇,统筹城乡一体化改革;同时避免可能出现的3种问题,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发展。     

空间与城市正义:理论张力和现实可能

正确理解"城市与空间正义"对把握城市问题本质、建构合理城市社会意义重大。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同时地面临均质性与差异性两个难题,协调这种矛盾的一个重要选择是建构一种建设性的差异性正义,特别是一种"流动的差异性正义";不仅要以个体为单位,更要从集体、体制、制度等层面思考城市问题、城市正义;对中国而言,城市与空间正义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建构主体、形成合理有效的集体行动;需要反思城市化本身的节奏与限度,没有对人的生产欲望、发展欲望的合理限制,城市化本身能否可持续将是一个大问题;在应对城市问题的诸多方案中,技术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     

城市包容性发展与长三角率先建设包容性城市群研究

中国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的根本出路在于建设包容性城市。包容性城市有助于改变以往单纯依靠土地扩张和人口转移的"浅度城市化"模式,逐步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促进社会融合与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长三角地区在率先实现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战略性任务就是要转变传统城市化发展模式,率先建设符合"两型社会"基本要求,人口、资源、环境和谐发展的包容性城市群目标。长三角地区建设包容性城市群,需要构造包容性产业结构与就业体系、包容性的收入分配制度、包容性的城市空间结构体系、包容性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体系等,从社会、经济、空间、制度等多维度,实现城市包容性发展的目标。     

土地的思念与回归——解读刘亮程散文中的农民叙述

<一个人的村庄>是刘亮程的散文集,也是他散文所经营的一个意象."一个人的村庄",是人的一种生存心境,是"城市"对"土地"的一种思念,这种思念是在现实的城乡互为参照下所产生的,是人类社会在城市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回归大自然的一种人性呼吁,是对"天人合一"的诗意存在的一种向往;他旨在呼吁我们不能抛下土地不管,那里是我们最终的家园,它不能被荒落,否则我们将成为永远的无家可归者.     

城市空间的寓言性想象与“反城市”书写——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新时期以来,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了少数民族人口的城市化进程,传统空间的改变意味着生产生活方式及文化空间的碰撞与错位,影响到少数民族的社会融入程度。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也日益关注城市空间问题。因强烈的意识形态过滤而使城乡空间均失去其生活性、日常性,烙上强烈的寓言化色彩,"反城市"书写成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突出景观,影响到对城市书写深度及民族文化间的对话程度。     

呼和浩特市近郊西地村发展模式研究

西地村是呼和浩特市近郊村的典型代表。本文以西地村的村庄规划为背景,通过对西地村现状的建设环境及发展问题的分析研究,以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为原则,提出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发展模式、绿色生态空间城乡发展模式以及城乡生态产业发展模式,力求将西地村构建成集生态保护、环境恢复、休闲旅游、文化展示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新村。     

城中村:村落终结的最后一环

在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一些发达地区在城乡交汇处出现了城乡杂居的城中村。城中村的种种生存弊端与冲突表明,它应当成为城市化研究的主题之一。在城中村形成的诸多要素之中,城乡二元的土地制度及相关政策与制度安排、村庄利益性及社会性共同体的内聚、非正式经济的独特功能与地位、对传统历史文化的认同性是城中村形成与维系的主要原因。城中村的改造与发展、城市的进一步城市化都离不开对这些问题的认识。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结构与现状——基于厦门、长沙与贵阳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的问卷调查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其研究结果显示:从城市融入的结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由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因子构成;从城市融入的现状来看,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造成的"社会屏蔽"机制与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城市过程产生的"社会性防御"策略的双重作用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程度普遍偏低,从而导致其大都处于"半城市化生存"的边缘化状态;而从城市融入的进程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与身份认同等4个维度上存在递减关系,这一现状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农民工随迁子女强烈地融入城市的主观期望与其客观融入"事实"之间存在巨大的张力。     

“城市病”发生背景原因与治理研究

城市化快速发展不但形成了一大批城市群,还产生了严重的"城市病",城市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宗旨逐渐背离。文章简要分析了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城市病"产生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重点提出预防"城市病"发生的治理对策,主要包括对城市科学规划设计、增加步行空间、建设社区空间、增加绿地面积、保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城市生物多样性等建议,多途径共同治理"城市病",藉此增强城市居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保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新城乡空间重构与城乡融合发展

中国已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新发展阶段,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依然突出。"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城乡融合发展,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基本公共服务、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等方面解决体制机制上的问题,这对克服当前城乡发展不平等具有重要意义。可运用空间社会学的新视角,结合"城市问题"和新城乡空间现象,在总结城乡空间研究新取向的基础上,分析中国城市空间扩张与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困境。相关问题体现在城市空间扩展方面,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乡空间结构方面,城乡二元空间问题突出,空间结构关系失调;城乡空间关系方面,城乡居民分化明显,存在空间隔离现象。应通过城乡空间结构关系调整与重构,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具体包括:变革城乡空间结构,使其由分割走向融合;激活城乡空间要素,使其从单向流动到双向自由流动;消除城乡空间界限,促进城乡居民平等化;加强城乡空间治理,确立空间新秩序。     

城市化与城镇化之辩：构建区域联动发展研究新框架

国内并未形成城市化的共识,城市化推进却处处受挫。当代中国城乡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陷入了两难困局: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矛盾和发展受困快速显现。两方面的事实比兑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城市化道路诉求"的存在,表明既有的城市化进程推进方式面临挑战,需要进行大幅调整。文章基于此现实和理论发展困境,构设中国城市化研究新框架;文献归纳总结贯穿全文,内容谋篇布局抓住城市化发展"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发展困局,意在构建中国的城市化理论与实证研究概念性框架。中国道路选择题注作两层含义进行解读:其一,解构本土化城市化理论;其二,探讨契合于中国实情、因地制宜的城市化和城镇化路径选择。植入"脆弱性"概念研究中国城市化道路选择正当其时,有鉴于此,文章给出了具体的实现框架。     

城乡土地一体化利用过程中农民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快城市化进程.在城市化进程中,中国以城市建设、小城镇发展和普遍建立经济开发区为主要动力.因此,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是一个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建设用地的过程.然而,农民市民化的速度并不与城市化速度同步,失地农民的适当生活水准权实现程度普遍不高,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边缘化叠加”,即作为农民,在城市化前边缘化;作为市民,在城市化后再度边缘化.①因此,确保失地农民适当生活水准权的实现,以便其过一种有尊严的生活,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抉择——基于空间生产的视角

空间生产实质上表明的是空间生产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在基于空间生产视角审理社会发展时既要看到空间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历史进步作用,又要看到空间生产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城市是空间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城市的特点表明城市建构具有显性和隐性两个层面,即技术建构和社会建构。城市发展的终极价值指向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代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主要强调了城市建设的技术建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甚至遮蔽了城市发展的社会建构,由此导致并强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实现城市建设从技术建构到社会建构的转换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然历史抉择。     

中国早期城市化的历史透视——以江南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早期城市化是指近现代之前的城市化现象.相对于现代城市化,中国早期城市化有三个突出特点,即经济活动的非集聚性、社会活动的内聚性和城乡关系的非对称性.在江南地区,早期城市化实际上包括两个既互相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发展进程围绕城市展开的一般城市化和围绕市镇展开的农村城市化;在发展形态上,表现为依次演进的三种基本形式汉唐时期的内聚型城市化、宋代的城乡互动型城市化和明清时期的市镇主导型城市化.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独特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