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化识别——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

文化识别是个体基于自身既定文化和文化群体所形成的一种身份归属。与民族识别不同,它更多地体现出对于不同文化平等价值的尊重和个体选择的宽容。文化识别作为一种界定少数人的进路,产生了"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概念。少数人是指缘于文化差异而在国家共同体中实际居于"天然劣势"地位,其既定文化在共同体的公共领域未能得到充分反映的那些群体及其成员。基于文化识别中文化的不可公度性和平等性,少数人因肯定自身既定文化而产生的"额外文化诉求"应得到理解和尊重。如此,须在统一的公民权利之外另寻途径来满足少数人的这种诉求。     

论西北少数民族日常交往的民族群体心态

任何一个民族共同体都由两个"自我"构成,一个是民族共同体的"自我",一个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在民族共同体的"自我"里机械团结导致的"客我"支配的同质交往占主导地位,在民族群体的"自我"里有机团结导致的"主我"支配的异质交往占主导地位,本文中的民族群体的"自我"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各个民族共同体"人群聚集"的"杂处"的结果。民族群体的"自我"的日常交往心态表现为:民族性与宗教性结合之外的中立性、民族性与地域性结合之外的超脱性、民族心理倾向性之外的混杂性。群众的作用,直接性、分化性、传递性的作用,实践逻辑的作用是民族群体的"自我"及其心态产生的主要原因。从民族群体心态中,可以看到西北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特品格和个人自主活动的发展。     

黑人女性的身份建构——论《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的主题意蕴

《我知道笼中鸟为什么歌唱》在女主人公争取和捍卫女性自我言说、自我命名、性主动地位、与白人同等工作权利的故事中,表现了黑人女性构建自己作为黑人、作为女性的种族身份与性别身份的主题,其中寄予了黑人民族的希望与理想。     

论“文言”与文人

《文言》是《周易》"十翼"之一,在中国古代"易学"思想史和文章学史上均有重要地位。"文言"则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的主要书写方式,其功能始终与文化主体的身份认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在不同历史语境中,"文言"都是言说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证、自我建构的方式。对于周代贵族、先秦士人以及两汉以降的文人而言,"文言"分别具有不同的意义。     

大国崛起语境下国产电影中的中国梦表达

随着中国日益崛起为新型大国,中国在国际和国内都面临着自身身份和地位的重新调适和确定。中国梦凝聚着新时代大国公民的情感、家国信念与个体梦想,既是中国文化、价值观的自我言说,也是中国展示给世界的名片。在影像表达中,我们需要通过重建失落的中国主体性,在电影中进行中国形象再生产,在当下跨文化语境中处理好我他关系,在影像叙事中表达、呈现、想象和隐喻中国梦,彰显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在国产电影中,要将个人、民族、国家的梦整合到中国梦中,在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国际形象和公民自信的银幕生产中,表达国际语境中的大国梦,展示现代化进程中的日常梦。     

论新文学“民本”意识的历史重构

从后五四时期开始,新文学便对自身的文化虚无主义倾向,展开了全面的自我反思,其最显著的表现特征则是:创作主题由"个性解放"转向了"民族解放",叙事主体也由"我"转换成了"我们"。民族群体意识的重新高扬,即反映着"西化"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彻底破产,同时更反映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强劲力量。因此,新文学是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并以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去重建它的现代性品格,而不是对西方现代性的原文照搬。     

选择、吸取与衍变--论中国现代"自由"话语的建构

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形成,其实也就是自由主义话语的形成,也即西方语境中的"个人"和"自由"转移成汉语语境的言说和表述.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建构深受两大话语的影响一是西方自由主义话语的影响;二是中国传统有关人及其国家民族话语的影响."自由"在汉语语境中最大的衍生就是把在西方本属于与"自由"对立的社会、群体、国家等内涵包容到自由之中来,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在自由的主题上始终是在"个人自由"与"国家民族自由"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在中国,个人主义具有否定性,它的作用主要是工具,个人本身并不是目的,也不具有终极性.中国现代自由主义一方面认同西方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另一方面,又认同国家主义,强调国家、民族和社会的优先原则与最高原则.在现代中国,"自由"绝不仅仅限于自由主义作为思想和政治的派别,同时还是一个精神范畴,正是在精神的意义上,许多反自由主义的思想派别和政党事实了奉行了自由主义的根本原则.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贵族——项羽论

项羽是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贵族。项羽的命运是其所代表的那个阶级命运的反映。项羽的性格,集传统贵族阶级所有的优点和缺点于一身,是中国旧贵族群体性格的典型。他凭借贵族的特殊身份和性格优势成功了,又因为其贵族身份的历史局限失败了。正所谓成亦"贵族",败亦"贵族"。"贵族"群体性格的内在矛盾性,造就了项羽个人形象的复杂性,铸成了他悲剧性的命运。他是一个"末路英雄",是一个"代历史受过的悲剧性人物"。项羽的败亡,昭示着贵族时代的终结。贵族文化的缺失,使得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走上了一条迥异于西方的道路,并对古代政治文化的塑造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贵族文化的影响并未消失,通过不断变形复制,成为我们民族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的载体。     

被言说的祥林嫂——论底层劳动妇女形象与男性自我主体建构

作为被言说的客体和对象,底层劳动妇女在中国现代男作家的文学叙事中,成为他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工程中建立自我主体、确认性别身份最为便捷、最为有力的"他者".底层劳动妇女的社会价值、精神结构、生存状态都随着国家民族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流动而演变,但是,在其丰富多变的表层形态下,女性被对象化、客体化的传统社会性别身份并没有变.     

创新与改革人才的自我评价

“人贵有自知之明”、“满招损、谦受益”,这是中国人熟知的格言。这些格言要求个人善于自我反省,进行自我批评,经常发现和改正自身的缺点和弱点。它们反映了我们民族在文化心理中重视礼义廉耻,追求不断完善自我,强调人际关系和个人对群体的义务的观念。这种重视自我评价,要求人们严于律己的观念对维系民族文化,促进社会和谐与道德进步,改善人际关系,     

论毛泽东的群己观

群己关系即"群己之辨"是历史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是中国传统哲学关注的重点问题,它探讨的是群体、群众、集体和个体、个人、自我的相互关系问题.正统儒学强调个人对群体和社会的责任,主张个体与群体和社会和谐相处;当群己利益对立时,要求个体服从群体、牺牲自我,在群己关系上体现出了"无我论"的传统.佛学、道家学派在群己关系方面基本上主张"无我"论.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未接触西方近代资产阶级伦理思潮以前,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在群己观上赞成"无我"论;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期间,毛泽东受其老师杨昌济的影响,研读了大量的西方伦理学著作,接受了布拉德雷、包尔生等人自我实现论的伦理思想,在群己观上主张"贵我"论和"精神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价值及其实现."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毛泽东又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说,在群己观上强调个人服从集体,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本文要探讨的是: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后,其群己观的内容、特点.     

傈僳族女性婚恋方式及传承对妇女地位和角色的影响

傈僳族是一个受基督教文化影响较大的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傈僳族没有高度完善的本民族文字体系,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主要以世代口耳相传为主,它的"以小为美"、"以弱为美"心理的形成相当程度地制约了女性在文化、教育、择业、生存等方面的发展,缺乏一种自我的与主流文化对话的平台。但是在实际婚恋生活中傈僳族女性却以一种或隐或显的话语霸权站在幕后、前台拓展了女性在本民族中的生存空间,获得了应有的女性意识和自我表达模式,共同构筑了傈僳族群体的婚恋伦理价值观,彰显了她们强烈的自我言说内涵。     

傣泰民族多元复合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民族形成

傣泰民族是在长期的迁徙过程中不断融合多种民族和多元文化形成的族群。傣泰先民固有的百越文化因素与华夏文化因素、印度文化因素、东南亚文化因素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相互交融、整合,形成了傣泰多元复合的民族传统文化。因此,今天的傣泰民族主要是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民族群体,而非种族或血缘上的族体。我们研究傣泰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应着重于文化因素,而不是血缘因素和与之相关的民族源流迁徙。     

百年文学民族身份建构中的性别象征隐喻

在中国的现代性语境中,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一开始就被置于一个东西方比较中,因为没有他者也无所谓自我.而两性关系恰恰是自我与他者关系的最基本单元.百年文学/文化想象对现代意义上的民族身份建构/认同充满性别象征隐喻,性别政治其实一直在参与对民族身份的建构,这样的参与不仅仅影响了女性这个性别在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中的地位、意义,而且还影响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建构本身.性别本质主义已然与我们对民族身份认同/建构上的本质化、凝固化、单一化密切相关,从而忽略了民族身份、民族精神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丰繁多元、流动变化.     

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三重身份认知——以回族为例

受到现代自由主义、国家认同和族群意识的交互影响,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公民的自我身份认知具有三重性:社会层面的自治个体身份、宪法层面的公民身份、文化层面的少数民族身份.以宪法学的角度、从公民这三种身份的自我认知出发来考察,传统上系伊斯兰教在内地之主要文化载体的中国回族,客观上加快了分化态势.     

"寻根文学"与民间、地域文化

"寻根文学"是新时期带着文化建设的企图而兴起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标榜以现代意识来观照传统文化,挖掘民族文化之"根",以重塑民族的自我.然而在实际的操作中,他们的理论和实践却未免偏颇,走向了民间和地域文化,从而限制了自我的视野,没能真正挖掘到民族文化之"根".他们的主观愿望与实际产生的客观效果发生了偏差,未能实现他们重建的企图,但他们所走的这条寻"根"之路,却为民族文化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借鉴.     

近代国际视野下基于中华一体的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近代中国被动开放并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中国国家与中华文化渐渐以清晰的"自我形象"屹立于世界的过程:"血缘或种族身份"上,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一涵括了境内各民族的、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的全新概念,形成了中国境内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同属中华民族并据此区分"我中国人"与"他族"、外国民族的民族意识;"政治身份"上,形成了对自己所属国家"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的认知,并形成了以"中华"作为新政治共同体之名号的共识;"文化身份"上,对中华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对中华民族精神的体认日趋清晰、日益强化,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学"、"国粹"、"民族精神"与"文化中国"等概念."中华一体"的历史意识与文化传统体现于近代国人的民族、国家与文化认同意识中,三种认同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对增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作出了贡献.     

现代市场视野的个体自我存在方式的流变与走向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自我存在方式具有鲜明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市场化转型的实质是将人伦关系契约化,在市场主体之间建构契约身份,而人伦关系的身份契约化也必然要求个人自我存在方式的转换。社会变革与人伦关系的流变是对人的活动的解放,趋向于人的自由。在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社会变迁中,个人从关系和身份中剥离出来,个人拥有西方契约论所表述的天赋人权或自然权利,从而由依附于他人转变为独立、自由、自主、自律和自决的个人。个体存在的自由与孤独之间存在着不可克服的悖反。     

“我”的界定及其文化意义

“我”的界定和确认既是一定文化的结果,也影响着其文化的创制、价值取向及特性.西方文化中的“我”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客观实在性,以及个人的法权关系,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民主政治等多元文化形成和特性提供了理论支撑;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我”则强调个人的人际关系,凸显个人的伦理道德属性、等级地位及身份,从而形成伦理型文化的典型特征,以及中国文化的独特品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身份认同——基于端午节的源流研究

从源流来看,自然环境是中国端午节风俗类型变异和文化多样性的地理基础,包括生活方式、区域经济、地域文化氛围等在内的人文环境决定了风俗发展走向。比较韩国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异同,中国是源,传到东亚文化圈其他国家不排除与当地的文化整合使其地方化。处于社会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应该高度重视传统文化保护,否则影响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和民族主义情绪,同时,有丧失民族文化身份和文化之根的危险。我们既要批判"文化帝国主义",摒弃狭义的民族主义,也要彰显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保持文化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