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商人文学创作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商人阶层也逐渐壮大。他们与文人墨客交往频繁。出于好儒或者谋取利益的目的,有许多商人加入到了文学创作的队伍中,并且大量刊刻文学作品。这一行为,有力地促进了文学作品的传播,也使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的形式和精神内容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这一时期,商人文学创作主要有重视人文和自然、轻利尚义、僭越礼制以及感情细腻等特点,能够深刻反映出明清时期商人乃至社会的精神风貌。     

论明清粤商的商人精神

明清时期粤商的商人精神是指商人的商业伦理和商业道德。它分为三个层面 :一是粤商的从商宗旨和原因 :二是在经商中的敬业精神和观念 ;三是商人的商业伦理观。通过对粤商的商人精神分析 ,可知明清时期中国商人一直处在传统“义利观”的制约下 ,使之无法和西方商人一样具有一种对利润追求的无限制冲动 ,这就是中西方商人精神的差异之处     

略论明清时期的河南怀庆商人及贸易网络

明清时期,怀庆商人及怀药商人通过遍及各地的贸易网络,不仅促进了怀庆与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流,发展了地方经济,而且也使“四大怀药”誉满华夏,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怀药文化,在中药发展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商人的贸易虽然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当时社会的性质。     

传统文化与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

传统文化构成了明清商人经营之道的思想来源。明清商人在商业经营中所遵循的诚信原则、缘又取利的原则都是在儒家传统文化的浸润下形成的,是儒学伦理规范的转化,儒家思想在经济发展中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春秋战国时期的经营哲学也成为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明清商人所奉行的勤俭、预测市场、运用市场规律的经商原则,都是明清商人汲取春秋战国商人经商智慧的结果。佛教教义对明清商人的经营之道也有一定的影响。     

明清时期青海山陕会馆的创立及其市场化因素

通过分析明清时期山陕商人在青海的贸易活动,论述了明清以来山陕商人在青海进行会馆建设的基本情况,并进一步评述了这种经贸活动和会馆建设对保证山陕商人经贸事业的顺利开展,促进青海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因素发育所起到的积极作用。     

明清时期淮安地区慈善机构初探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最为成熟和完备的时期.明清时期淮安地区出现了众多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设施,其中既有养济院、惠民药局、栖流所等官方慈善机构,也有官方和民间创建的育婴堂、普济堂、清节堂等善会和善堂.在慈善机构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以地方士绅和商人为主体的民间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及文学史

经济史、文化史、文学史的研究对商人及其作用关注不够,文学史的研究更有待于拓展视域和空间。通过对明清时期留有文墨的商人的研究,我们可以进入到经济史上部分商人的心灵世界,他们不再是抽象的"商人"。商人对文化史的发展有重要贡献,如戏曲、园林建筑、文物收藏等,这些贡献又延伸到文学创作之中。明清时期商人不仅参与文学创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文学生态。研究商人与经济史、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关系,可以丰富经济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更有助于深化对文学史的认识。     

明清时期粤商会馆与广西民族经济的发展

明清时期,伴随着广东商人的源源入桂,大批粤商会馆也纷纷建立,会馆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在促进汉族商人群体与少数民族农户之间的交往,推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外部市场的连结上,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明清商人的社会构成及经营方式——以出土墓志为中心史料的考察

以出土墓志为中心史料考察明清整个商人群体的社会构成、资本来源以及经营方式。明清时期人们的职业观以及财富观已发生重大转变，传统观念虽然有所保留，但经过完善后基本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趋势，因而商人的社会构成以及资本筹集方式均呈开放、多元的发展态势。然而明清商人的资本运营方式和组织结构却沿袭较多的传统伦理中的落后因素，以致无法充分地按经济规律办事。     

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社会动机探析

明清时期,商人捐资助学的现象非常普遍.明清商人捐资助学的动机可归纳为六种心态:攀援士人阶层以谋求政治靠山;转换经济资本以规避商业风险;追求社会认同以扩大家族影响;提高自身素质从而满足经营需要;从众心理与被迫资助;自我实现需要与"尊学"心态.     

论明清徽商的诚信经营

明清时期徽商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诚信经营。商人重利是天性，但诚信经营则是商人能够长久获利的保障。徽商的诚信经营，对当代人是非常有益的启发。     

明清以来的高平商人研究——针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

高平市康营村是一个具有晋商历史文化典型性的古村落,但是目前有关康营村的文献资料几乎是空白。针对高平市历史文化遗存普查发现,康营村现存庙宇中仍保留了六十多通明清以来的碑刻、匾额,以及遗址、构件、题记。通过对高平市康营村庙宇碑刻的考察,可以清晰地发现晚明清初时期晋商的阶段性特性,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明清以来高平商人的发展轨迹。     

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之比较研究

比较研究甬商与徽商和晋商,三者之间在生存环境、经营原则和商帮网络方面基本相似;也有三点相异之处,即对于皇室官府、新兴行业和从商职业的态度不同,这是宁波帮所以能在清末民初后来居上的重要因素。     

明清陕晋商帮地位变迁探微

明代,陕晋商帮同时崛起并长期位居全国十大商帮前列,清代,晋商与徽商分执商界牛耳,形成＂南徽北晋＂格局,而陕商退居第三直至沦为商界末流角色。陕晋商帮的地位变更代表着他们实力的消长,立足于两大商帮的发展轨迹,分析出导致这种地位变迁的因素有四个方面：第一,晋商的合伙制为主经营管理模式优于陕商的家族经营管理模式。第二,晋商选拔培养人才环节胜过陕商,秦地重儒轻商与晋省重商经商不同社会风尚造成两地经商人才的落差。第三,陕商与官府关系疏远,晋商注重与官府的公关活动,晋商得以在不同时期保商权拓展商路。第四,陕晋商帮遭受的战乱破坏程度和时间上有差异。     

双子星座：浙商钱庄与晋商票号的考量

早在春秋时代的越国就有一些精于经商之道的人;唐代从事商业者,有商贾之别;到明清时期便涌现出以地域联系为特征的各式商人集团,鼎足相拥的无非晋商、浙江宁绍商和徽商。其中宁绍商开设的钱庄和晋商经营的票号犹如浩瀚夜空里璀璨的双子星座。钱庄和票号的起源虽然有别,业务经营的走向上却逐步趋同,可谓＂异源同业＂,成为华夏商业发展史尤其是金融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弘光政权建立之探微

明朝灭亡之后,北京的官绅已经出来拥护大顺政权了。但清朝进入北京后,人们不愿意接受满洲这个异民族的统治,而希望在南京建立以朱家皇室后裔为皇帝的新政权。清朝刚入北京即颁行带有民族歧视和民族侮辱的“剃发令”,遭到人民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分别拥立明朝藩王以号召民众,这种斗争需要一个新政权来组织领导。李自成的无暇南顾,使河北、山东以及苏北的大顺政权被明朝官军和地主武装所摧垮,这对建立新政权极为有利。清兵占领北京之后,汉族官绅不愿出仕清朝,纷纷南下,把希望寄托在即将建立的新政权上。大量的商人和市民也纷纷南来,使新政权具备了人心条件。拥兵自重的明朝将官等待观望,坐视清兵长驱直入,甚至攻城掠地,祸国殃民,此时正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权组织军队,重整河山。弘光政权一经建立,豫、鲁、苏、皖和江北地区原明朝官员和地主武装起而应之。弘光政权的建立确实符合了明朝大多数官绅和民众的愿望。     

明清时期徽州民间择偶观探究

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择偶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男女议婚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加之徽州商人的影响,徽州地区百姓在议婚时出现了违反《家礼》精神的行为,除了外貌条件这一古往今来男女择偶标准外,财富水平成为了择偶的重要标准。     

商儒相济：清代扬州盐商的文化角色

明清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显著发展的时期,在繁荣商业市场的推动下,以传统四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松动,商人阶层的社会地位有了很大程度的抬升,甚至有超越士之地位的趋向,这一现象在扬州尤然。通过考察明清扬州盐商与士人之间的身份互动,盐商对文人群体的礼遇资助,以及盐商在扬州文化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见盐商群体扮演的“左贾而右儒”的儒商角色,以及宋代迄清中国古典社会结构和儒家价值体系嬗变的一般趋势。     

《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

西商的兴起历史悠久,明清两代最盛,其实力雄厚,曾雄居明清时全国商帮之首。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多则关于西商的故事,对西商的商业活动和人情世态有普遍的体察。《阅微草堂笔记》中的西商,表现出商人的职业特征：既有诚信笃实、道德高尚的廉商诚贾,也有忘恩负义、巧取豪夺的奸商佞人;既表现了西商挥金如土、仆舆华丽的豪华,也反映了夫妻离散、背井离乡的孤独,提供了生动鲜活的历史信息,客观地反映了昔日西商的历史风貌。     

徽商兴衰原因探析

徽州商帮兴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于清代后期逐渐衰落解体,历经四百余年。其发展历经兴起、暂时性衰落、中兴及衰落解体四个阶段,它的兴衰轨迹与明清时期社会经济发展脉络有着同一性。本文以徽商发展脉络为线,以其所经营的盐、典、木、茶四大宗（主要是盐业和茶业）为例,探讨其兴衰原因,以期对当今徽州乃至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