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问题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中的主要问题,在于该规则适用范围的模糊性、程序启动的艰难性、庭审证明的形式化及裁判程序的滞后性。故应从遏制刑讯、强化职权及尽早排除的原则出发,对上述问题进行厘清和解决。对非法证据应做狭义理解,对它的排除是基于证据能力而非证明力的排除,瑕疵证据不同于非法证据,二者有本质的区别;应克服非法证据证明形式化及证明标准的虚化问题,严格掌握证明标准;确立独立前置的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提倡在庭前会议中解决非法证据的问题。     

中国古代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

在中国古代刑事诉讼过程中,一般以犯人自白服罪为定罪的重要条件,同时也允许以刑讯手段获得犯人口供。中国历代法律都相应规定了使用刑讯的限制性条件,详细规定了刑讯的程序、器具、数量、施行部位等,以体现所谓“泣辜慎罚”的精神;对于法官违法刑讯的行为则要追究刑事责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严密的法官违法刑讯的责任制度。本文以大量史料祥实地说明了各个历史朝代对于法官刑讯的有关规定及违法刑讯的相应责任,深入地考察了这一制度产生、发展、变更的轨迹,并试图揭示在这一制度背后所蕴藏的法律思想。文章还对这一制度作了基本的评价。     

中国古代刑讯考略

刑讯,亦称拷讯,是审讯时施行拷打、逼取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审讯方式。在古代诉讼中,通常情况下,以犯人自白服罪为定罪的重要条件,为了索取犯人口供,刑讯也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刑讯逼供乃是古代审判制度落后、野蛮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拟就中国古代的刑讯作一简略的考察。 刑讯始于何时,尚难考定。《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郑注:“掠,谓捶治人。”既然周朝仲春,不得“捶治人”,即不得刑讯,那么平时当然可以     

英美两国自白排除规则比较考察

任意性说和排除违法说是自白排除规则的两种理论依据。英国的自白排除规则包含两项标准：“强迫”和“不可信”。美国的自白排除规则包括任意性规则和预防性规则两项内容。英美两国自白排除规则的差异在于英国以任意性说作为其自白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而美国则以排除违法说作为其自白排除规则的理论依据。英美两国在自白排除规则上的差异是由其各自的法律文化决定的。     

儒家“礼治”思想对刑讯治理的影响和启示

儒家"礼治"有两层涵义,包括"别"和"仁"。儒家"礼治"之"别"铸就了古代刑讯得以存在的社会土壤,并使得古代关于刑讯的规定具有等级色彩;儒家"礼治"之"仁"带来的影响是古人对"人命"的重视,因而古代统治者在允许司法刑讯的同时,又对刑讯进行了一定的限制。治理刑讯的关键在于"治人",只有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素质,包括业务素质和道德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治理刑讯滥用的现象。     

英美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比较与评析

在对待非法自白与非法搜查、扣押所得实物证据的处理问题上 ,英国采取自由裁量方式 ,采证与否由法官在权衡证据价值与证据对诉讼公正性的不利影响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美国则采取强制排除加例外方式 ,法官不享有自由判断与取舍的权力空间。两种非法所得证据处理方式体现了英美两国刑事诉讼价值倾向的差异 ,在技术层面上优劣互现。但与我国整体法制环境 (包括司法观念、司法资源等方面 )及司法领域变动不居 ,纷繁复杂的状况相适应 ,英国的自由裁量方式对我国非法所得证据处理规则的合理设置更具借鉴意义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度

随着刑事证据两个规定的颁布,我国初步确立了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规则,并未采用非法证据的自动排除规则。当前,世界主要法治发达国家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各有自己的模式,各国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态度的不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理论基础、各国诉讼模式以及成本收益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在未来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体系时,应坚持有限排除主义,严格限制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     

探析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障碍及其程序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中是研究的重点内容,2012年我国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确定了非法证据的范围,并制定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标准及程序,成为我国司法实践的指导和依据,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然而我国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刑事诉讼的形成和发展晚,同时在司法实践中,实际执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困难很多,因此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运行的障碍及其具体运行的程序规则,对完善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的作用。     

论非法口供的认定与排除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是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中未能有效解决的问题,从证据学角度分析,我国立法和司法实务中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存在着缺陷,应在借鉴相关作法和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从证明标准、证明责任等角度提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之辨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包含着有关证据真实性和合法性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上关于证据属性为真实性、合法性、相关性的表述,并没有准确地厘清证据的定义和属性,使得在认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通过对证据和有效证据的界分,以及对证据真实性与合法性之间的梳理,不仅能够合理化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当中的矛盾,并全面地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而且,也能够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确立和运行提供理论上的支撑和引导。     

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评析与构建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证据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本文首先阐述评析了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然后提出了关于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规则的构想。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法律基础——从“毒树之果”规则谈起

在我国新近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得以确立,它对整个刑事法域保障人权具有重大的价值.事实上,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法律实践不仅涉及法律制度的制定,更关涉实现该规则的法律基础.落实无罪推定原则,确立沉默权制度与诉辩交易制度,完善零口供制度是该规则得以更好实现的法律基础,各种法律基础的夯实将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构建

2010年7月1日实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标志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真正确立,但从其规定来看,无论是排除程序的启动,还是举证责任与证明责任的分担或非法证据的认定程序等,由于没有相应制度的保障或支持,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表现出水土不服之状.因此,我国有必要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本土化构建,使其能够真正发挥排除非法证据、保障人权与促进刑事司法文明的功能.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适用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问题是立法机关、执法机关、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热点。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解各方存有较大的差异,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充分考虑到对认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内涵有重大影响的三个因素才能确立起属于中国且符合世界潮流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确立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取得的证据材料,能否作为对被告人定罪的根据,是刑事诉讼理论与实践中较为复杂的问题。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一个对非法证据加以排斥,并运用证据查明案件真相的认识过程,还是法律价值选择与诉讼目的实现的过程。在确立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必须兼顾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观。应掌握好实体真实与程序公正之间的度,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相关问题研究

在具体的刑事诉讼中排除非法证据具有极强的操作性, 然而理论界的研究却多停留在理念层面,对操作中的问题探讨不多.作者从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涉及到的刑事诉讼中的主体入手,探讨了该规则实施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涉及到被告人、被害人、证人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资格,法官的相关作用;在决定排除非法证据方面,法院与检察院的不同职能,法院程序的设置;侦察人员作为非法取证人作证人出庭的理由;控辩双方在探明取证合法性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等.     

从宪法权利保护的视角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2012年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移植这个完全泊来品的过程之中,其负载的许多理念性问题使得该规则在中国产生一些水土不服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比如,确立该规则是否会束缚住侦查机关的手脚,导致刑事司法机制惩罚犯罪目标的落空。也就是说,社会环境的不同、法律文化的差异使得我们在法律移植过程中如何使得泊来品尽快"本土化",进而产生我们预期中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从文化历史背景探讨在宪法权利视角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显得颇为重要。     

英国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与我国非法证据取舍的理性思考

在英国,证据本身的非法性对证据的可承认性不存在必然的和直接的影响,法官所关注的是证据本身的证明价值和它对诉讼的正面意义,故对非法证据的处理实际上以倾向于或总体上适用为原则。而在这一总的原则之下,又通过设置非法证据应具有真实性和其适用不损害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这两个限制性条件来确保非法证据适用的安全性。笔者认为,英国这一非法证据的处理规则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一方面它符合我国司法运作的低水平现状,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它也具有科学性和合理性。文章最后提出我国在坚持非法证据总体适用的原则下,因非法证据的适用对实质意义的程序正义的损害而应确立的排除非法证据的标准。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