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比较

接触与遏制并举是冷战后的美国两任政府对朝政策的重要特征。克林顿政府时期,"接触"占主导地位,是在接触的基础上寻求外交解决,实质上是一种"妥协性"的政策;小布什政府采取的是"鹰派接触政策",遏制占主导地位,其实质是"对抗性"的。导致两任政府对朝政策产生明显差异的主要原因是两任政府在全球战略应对的政策手段上及战略指导思想不同。在朝鲜核问题上,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使小布什政府更倾向于实力解决问题,可以预期的是,在实现其核问题、导弹问题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之前,小布什政府不会改变对朝政策的强硬立场,将继续坚持"国际化"方针,并进一步加强美、日、韩在对朝政策上的协调立场。     

特朗普政府对朝政策的调整

2017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朝鲜的"极限施压与接触"战略出台。在该战略指导下,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从初期的极限施压迅速转向极限接触,后来又回归施压与接触并举,对朝实施"缓慢、稳步与忍耐"外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具有施压更极端、接触更极端、政策转变更极端和承诺更极端的特征。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的对朝政策也延续了美国对朝政策的传统。这体现在将朝核问题作为美国对朝政策的优先议题,以及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大交易"的路径实现"完全、可验证与不可逆的无核化"的最终目标。这种延续性和差异性既体现了结构性因素对美国对朝政策的制约,又体现了在制定具体对朝政策时,行为体在结构制约下的能动性。结构性因素解释了美国对朝政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对朝政策选项的局限性和解决朝核问题态度的非迫切性。行为体层次上的因素解释了美国何时会选择接触以及在与朝接触的过程中,两国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冷战后美国对非经贸政策研究及其评析

冷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美国作为世界上对非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相应地对其非洲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尤其是在经贸方面,除了推行多党民主与经济挂钩外,更多的是加紧抢占非洲的市场和资源.这一调整必对我国与非洲的关系产生新的影响.文章深入分析了美国对非经济政策,以期进一步认识芙国在非洲的政策和实践.     

美国意识形态中的朝鲜:后冷战时代的知觉与议题

围绕核争执,美国对朝鲜的意识形态认知历经了三次转换,即"无赖国家说"、"邪恶轴心说"和"失败国家说"。难以协调的价值认同是美朝关系正常化的结构性障碍。奥巴马政府上台后,人权问题和政权问题被进一步"放大",是困扰和迟滞美朝关系发展的症结。相对固化和稳定的意识形态信仰,使美朝之间相互敌视和冲突的认知变量难以发生质变。只有设立共同目标,探讨共同规范,遵守共同规则,最终克服心理错觉,才能实现美朝关系正常化。     

论李明博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

朝鲜战争后,韩国历届政府把朝鲜半岛统一问题视为重要议题,采取和实施了许多不同的政策和措施。2000年金大中政府时期,韩朝进行了首次首脑会谈,发表了"6.15宣言",韩朝关系取得了划时代的进展。以此为契机,卢武铉政府利用经济合作进一步推进南北关系。但李明博政府上台后,采取和"阳光政策"截然不同的政策,即对朝鲜实施"非核、开放、3000"的强硬政策。朝鲜对此反应强烈:两国经济交流活动急剧减少,韩国和朝鲜再次陷入了敌对状态,朝核问题久拖不决,东北亚冷战局势也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前景。分析李明博政府的对朝政策对于认识朝鲜半岛问题乃至整个东北亚问题至关重要。     

冷战后美国威慑战略探究

美国的威慑战略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至上世纪80年代末期达到成熟,一直在美国国家安全决策领域发挥基石的作用。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及军事力量对比的变化使美国的威慑战略发生转变。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威慑战略表现出了拒止性威慑、防御型发展、有条件使用等诸多特征。转变后的美国威慑战略在世界国际关系体系与国际政治局势中引发了积极与消极的影响。在世界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及美国“重返亚太”的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美国威慑战略的转变动因、基本特征与具体影响进行深入研究与思考。     

冷战结束后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范式

范式分析一直是国际政治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政府对外决策的思维方式。具体到朝鲜半岛,韩朝关系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历史实践中伴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巨大变迁而跌宕起伏。对韩朝两国来说,实现民族统一是双方努力追求的核心目标。冷战结束后,韩国在韩朝博弈格局中日益发挥着主导作用,韩国政府的对朝统一政策由于执政势力的政治理念差异呈现出不同的范式,塑造了不同的韩朝关系面貌。迄今,没有一种范式能够彻底解决制约双方关系发展的和平问题和统一问题,也未能从根本上缓和双方的对立与紧张局面。     

冷战后美国东南亚政策的调适

冷战后,在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推动下,美国把开放市场和自由贸易作为其在东南亚的外交重点.随着东南亚区域重要性的提升和区域主义进程的深化,美国开始酝酿并着手制定对东南亚的长期外交战略:一定程度的军事存在以保障其区域利益安全;在巩固和加强现有区域同盟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新的伙伴关系和双边关系;积极参与东南亚的区域主义进程并通过各种机制和合作方式影响这一进程;警惕和防止其他力量对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利益构成威胁.通过这些战略,美国试图在东南亚地区取得主导地位,建构符合美国意愿的秩序,维护并实现其利益.     

评析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大辩论

随着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环境的改变 ,美国战略研究界围绕美国国际角色、全球战略定位和对外政策方针等问题 ,进行了一场持续十多年之久的、空前激烈的大辩论。在这场辩论中 ,各种理论和模式此起彼伏 ,层出不穷 ,所涉议题之广 ,讨论问题之深 ,都是前所未有的。本文综合大量原始文献材料 ,深入研究了十多年来美国战略大辩论的主要议题、几种代表性战略思想、辩论久拖未决的原因及其发展趋势 ,认为美国国内不同战略思想的争论尽管在立论依据和具体政策上分歧很大 ,但核心思想是都是如何以较小的成本、更有效地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和“霸权地位”。     

浅析后冷战时期美国中东政策的演变

中东地区因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而成为世界大国的争夺重点。冷战结束后 ,美国借助海湾战争 ,确立了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 ,并谋求建立一种维护美国利益的中东新秩序。但美国所采用的强权加武力的政策日益引起阿拉伯国家的不满 ,且世界其他大国谋求中东地区主导权的力度也在加大。面对复杂多变的中东局势 ,美国不得不对其中东政策进行调整。     

意识形态与冷战后美国对古巴政策

冷战期间 ,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遏制政策 ,将之看成是苏联在西半球进行共产主义扩张的工具。冷战结束已经 10年有余 ,但美国对古政策并没有根本变化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巴仍然在坚持搞“共产主义” ,因为从安全上讲 ,在苏联因素消失之后 ,古巴对美国已不构成任何威胁。冷战后 ,反共主义意识形态仍然是影响美国对古政策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冷战后美国对台政策及其未来走向

冷战后，美国企图借东欧剧变、苏联瓦解之“风”，以台制华，遏制中国。为此，美国逐步调整其对华和对台政策，在调整过程中，美国对华对台政策的两重性更加明显。一方面随着中国国内经济和综合国力的加强以及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在诸多国际事务中不得不重视中国的态度，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另一方面，为了防范与遏制中国，又以多种方式加强和提升美台关系，由原来偏重中国大陆的“倾斜性双轨政策”转向对大陆和台湾“相对平衡的双轨政策”。     

背离与回归:甲午战争爆发前的美国对朝政策

甲午战争爆发前,美国在对朝政策上最初采取了有悖于传统"中立"政策的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之后不久,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参加一切形式的联合调停的"中立"政策.由于美国总统克利夫兰和国务卿葛礼山的个人原因,美国最初采取了积极参与多国联合调停的政策.但由于美国不希望欧洲列强过多介入朝鲜事务、美国舆论对朝鲜的冷漠态度以及朝鲜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次要地位,美国最终回归到反对联合调停的传统"中立"政策.尽管一再声称保持"中立",但自回归到传统"中立"政策之后,美国采取的完全是偏袒日本的政策.     

从“挤压”到“接触”——现阶段美国对朝政策调整探析

对朝政策一直是美国几十年来苦心经营的东北亚地区同盟体系中的弱点和盲点。正是受累于此,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再受到挑战和威胁,而朝鲜也最终于2006年10月进行了首次核试验。作为应对之道,美国一改十几年来摇摆不定的对朝政策,由挤压调整为接触,推动了《共同文件》的出台和初步履行,并促成美朝首次双边会谈的实现和两国关系的逐步发展,东北亚地区安全环境的改善由此重现一线曙光。本文从现阶段朝鲜核问题的重大进展入手,分析了美国对朝政策调整的原因、实质以及前景,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朝鲜核问题的解决过程。     

冷战初期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行动--以美国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为视角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国开始将心理战作为遏制所谓共产主义扩张的战略之一.在东西方对抗的背景下,西欧由于在地缘、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等方面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被美国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两届政府视为核心利益地带.但是,战后西欧经济的崩溃以及共产党力量的迅猛发展使得共产党在西欧上台执政的可能性大增.为了确立和维护西欧各国政府的亲美反共倾向,扶持西德,巩固大西洋联盟,最终将西欧纳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先后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西欧的心理战略计划.通过实施这些计划,美国成功地削弱了西欧的共产党力量,消除了西欧民众的反美情况,实现了稳定西欧、巩固西方阵营、维护美国战略利益的战略目标,从此西欧在国际重大事务上紧紧追随美国.     

冷战前期美国亚太政策对海峡两岸经济发展的影响

针对美国一学者在对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间海峡两岸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中只注意内因的作用而忽视外因的影响的片面观点，本文探讨了冷战前期美国的亚太政策及其对两岸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结论是：美国的亚太政策是造成１９５２～１９８０年间两岸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主要因素之一。     

浅析太平洋战争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出于种种考虑，对日本一直抱有妥协求和的愿望，作出过某些退让，但美国在根本问题上始终未作出过幕尼黑式的让步，而且客观现实使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制裁手段来阻遏日本的扩张，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太平洋战争前夕整个美国的对日政策，随着形势的发展，绥靖的色彩日益暗淡，强硬的趋向不断明显，最后强硬立场成了主要方面，美日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冷战后美国亚太战略对中日经济关系的影响

从冷战时代到今天,中日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变化。除了中日两国自身利益关系因素外,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受到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这一点很值得研究。以分析中日经济关系在冷战后所发生的变化为中心,进而考察中日经济关系中美国亚太战略的演变,并在探讨这一变化的发展趋势的同时,研究中日经济关系的互动及其影响因素问题。从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前景看,两国经济发展都需要对方。预计在今后十年内,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两国关系会在摩擦中继续发展和加强,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和世界经济繁荣。     

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与目标的三重解析

冷战后,随着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逐渐凸显,美国越来越深地介入这一地区,其在该地区的战略利益与目标也由此变得错综复杂起来.不过,它还是有脉络可循的,可将其分层为“生死攸关的利益”、“重大利益”和“次要利益”.这三重战略利益与目标框定了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作为的轻重缓急与优先次序,提供了指导美国东亚战略运行的北极星与基本坐标轴,它们的战略运作皆指向冷战后美国东亚霸权的护持.这不仅有助于澄清这些可识别的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利益清单之间的利害关系和平衡关系,还有利于我们把握冷战后美国东亚战略的实质与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