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文论

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主将之一的柳宗元,由于他和韩愈一起领导了古文运动,完成了文体改革,他的文论,一般总是和韩愈相提并论的;而且他们的论点,一般也认为是基本一致的。韩愈论文有“志道”、“好道”的言论,柳宗元论文也有“明道”“翼道”的言论;韩愈“文”、“道”并重,柳宗元也“文”、“道”并重;韩愈学文的最高标准是儒家经典,柳宗元学文的最高标准也是儒家经典等等,在在都可以说明他们的一致性。这当然是由于他们都出身于中小地主阶层,都曾受儒家教养,都受着当时儒学复古潮流的影响所致。但这绝不等于说韩柳二人的文论没什么区别,而值得注意     

科普文本的“文”与“道”

科普作品已是自成一类的观念形态文化,也是独具特色的一类文本。按照传统“文以载道”的规律,科普作品作为“文”本,必然承载各种科学之“道”,因而,科普作品之“文”与“道”,必然具有相异于其他文本的“文”与“道”的独特处。本文着重从哲学解释学观点出发,运用传统“文”、“道”关系理论,对科普作品的“文”、“道”关系做出了粗略的分析与界说。这将有助于深入认识、欣赏、评价和研究科普作品。     

韩柳论“文”

韩柳论“文”寇养厚韩愈和柳宗元在论及文道关系时虽然都认为“道”是文的内容，“文”只是道的载体，“明道”是为文的目的，“为文”只是明道的手段，但是，他们古文理论的精华却在于对“文”的论述。论“道”之目的在于解决“写什么”的问题；论“文”之目的则在于解决...     

韩愈道学批判

韩愈在中国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人们对他的评论又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所以对他进行研究讨论还是有必要的。不过,欲论韩愈其人,首先须论韩愈其道。其道乃是其人思想理论体系的核心,是评论韩愈所最须深入钻研的课题。即如韩愈为文,也是主张文以载道,在韩文中直接间接谈及道的很多,且有《原道》这篇专论流传于世;同时韩愈还特别提出了道统说,并以继承和发扬道统自命。韩愈实不愧为特异的道学家,他的道学也是突出地别具特色的道学。所以根据韩愈其人的具体情况,我们首须从总的倾向性上剖析其道的内容实质,这是决不能回避或忽视的。     

浅谈韩愈对散文发展的一些贡献

韩愈是唐代反对齐、梁以来的骈体文,提倡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对韩愈这个人的评价,历来是有争论的。宋代的苏轼推崇他“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但朱熹则严厉地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而于其轻重缓急本末宾主之分,又未免于倒悬而逆置之也”。     

试论汉代“文”与“字”的界说

汉字,今天我们也叫它“文字”。但是,在汉代人们却认为“文”与“字”是有区别的。当时著名的文字学家许慎将其致力于四十余年的文字学专著,名之为《说文解字》,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这不仅说明在许慎看来,“文”与“字”是不同的,而且也反映了当时汉代人的文字观点。许慎在其《说文解字·叙》中说道: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也;字者,言孳乳而寖(jin)多也。     

散文的议与理

散文和其他文学形式一样,其价值主要在内容方面。对文学作品的要求,我国有个传统的提法,叫。“文以载道”。“文”与“道”的关系,“道”是基本的,“文”服务于“道”;借助形式,表达思想内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恰当的、优美的形式对内容来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的。“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表明了二者的正确关系。我们在进行散文教学的时候,总是要研究“文”和“道”的。这里,我们只着重分析一下议论在散文中的表现、作用及其与内容的关系。     

有限实证与无奈曲解——对朱熹关于韩愈交大颠一事考论的辨析

韩愈交大颠一事,后世关注的焦点集中在韩愈《与颠师三书》的真伪和韩愈是否因此而崇信佛教等问题上.朱熹是除佛教徒之外,最早通过系统的考证判定“三书”不伪并推断韩愈入潮后对佛教的看法转变的学者.其考辨显示了一个文献学家的专业功底,但实证的方向又受其对韩愈之道先入为主的认识所左右,表现出有违专业常识的曲解倾向.朱熹的态度反映了在道统理学充分发展之后,宋儒对唐代儒学及其代表人物的基本认识.     

论韩愈排佛的二层维度

宋明理学的兴起是伴随着排佛声浪而同步进行的,这其中韩愈的排佛言论可谓是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然对韩愈排佛所具有的理论深度,学术界普遍认为没有“创见”、“不能推陈出新”;就此,文章意欲将韩愈排佛思想分为两个维度给予考察,并从其不被学界所普遍重视的“定名与虚位”论出发,着重分析韩愈在哲学思维层面反佛的思想及其与宋儒反佛的内在关联。     

《观巴黎油画记》技法小议

古人有言:“文者无形之画,画者有形之文,二者异迹而同趣……”然而,由画到文,把丹青艺术转化为语言艺术,却不能简单地“依画变形”,必须来一个再创造。一篇好的“画记”,     

自然之道与圣人之道——也谈《原道》之“道”

对《文心雕龙·原道》篇“道”的看法,长期以来存在分歧。所谓“原道”,是说文原于道,或者,文本于道,此指自然之道。而“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圣人据道为文,道又因文而明,由此产生了圣人之道。故《原道》中的“道”,也包括了圣人之道。关于自然之道,《原道》篇认为自然界的色彩、形体,以及日月之使天空生辉,山川之使大地绮丽,都是体现宇宙间一切事物本质的文,它和天地并生,是自然的。作者从天地之文,联系到“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三才”中居主要地位的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思想而语言,语言而文章,这也是自然之道。而且“傍及万物,动植皆文”。《原道》用很大篇幅采阐述属于自然之道的     

朱彝尊学术思想析论——以“文以载道”与“道统”说为切入点

清初经学家朱彝尊治经考史遵循“明经”以“求道”，“求道”以“致用”的治学路径。所以，他以宋明理学中的形下之“用”，即传统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义理”体系，指导自身的考据工夫。这种“义理”思索虽然比宋儒“穷理尽性”的形上思辨“低级”得多，但朱彝尊之考据绝非“纯考据”，“文以载道”论与“道统”思想就是这种“义理”探求的产物。朱彝尊以考据见长，又不失“义理”，代表着清初诸儒在“道问学”的考据与“尊德性”的义解之间的一种选择。     

论杜牧的散文

杜牧不仅是晚唐的著名诗人,而且在散文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又一兼长诗歌与散文的名家。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2说:“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此可谓确论。1 在决定散文创作的文学理论方面,杜牧与韩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韩愈文论的核心是文以载道和文体革新。文以载道是目的,文体革新是手段。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也?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的创作活动实践了他的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     

朱熹论韩愈之文学理念及其创作

韩愈认为文和道是同等重要而又彼此独立的，各有其不可替代之价值。朱熹从理学出发，以文道一元说取代了韩愈的文道二元说，认为文与道不可割裂，且文从属于道。在对韩文的评论中，朱熹深入阐发了其风格高、变、正、阔、雄的特点，但仍对其重文辞而不悟于道表示惋惜。     

论理学之"文"的审美意蕴

文道关系是理学美学的核心问题,两宋理学家虽然普遍具有重道轻文的倾向,但同时也认为“道”本体必须通过“文”形式而体现,离开“文”,所谓“道”就没有着落,成为“有体无用”之学。为文要求明白自然,质朴平易,反对架空细巧,刻意雕琢。     

在语文教学中坚持文道统一的现实意义

今天,又谈起“文道统一”的问题,似乎有些老生常谈。就当前语文教学的现状和人们对语文教学中“文”与“道”关系的认识来看,笔者认为再来一番探讨是十分必要的。 一、坚持文道统一的原则是语文科自身固有的特点所决定的 在语文教学中所讲的“文道统一”,有两重含义。一是指文章本身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即“因道成文”,“文以载道”;二是指在语文教学中的语文教育与思想教育的统一。即“以文悟道”,“因道学文”。“文”与“道”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语文学科区别于其它学科的一个特点。它反映了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     

《文心雕龙》“原道”辨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讲:“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意思是说,《文心雕龙》的撰写,首先是本之于道。在《原道》篇里,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认为一切“文”,包括天、地、万物乃至入之“文”,都是“道之文”。也就是说一切“文”都原于道,本之于     

试评《孟子集注》的训诂得失

宋人的传注,重义理而轻考据,甚至把训诂引向“六经注我”的歧途。这在学术界几乎已成定论。戴东原曾指出:“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贤圣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宋儒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宋儒注解古书,往往“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但我们也不能因为宋人注解古书存在这些问题,就一概抹杀他们在训诂学史上的地位与成就。宋“理学家亦有理学家之训诂”,他们“有些人在注释     

韩愈与儒家道统

韩愈是一个信奉儒教,以捍卫儒统自任的文士,曾自称“愈儒夫者”,以孔孟之徒自居。在《原道》和《重答张籍书》中,韩愈提出了一个道统,这个道统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扬雄。他以儒学为正统,斥佛老为异端,独尊孔子之道,并把自己与道统联系起来。认为汉代的儒学是残缺不全的,荀卿与扬雄皆“大醇而小疵”,“醇乎醇者”,只有亚圣孟子。扬雄以后,儒家道统已经断绝不传,到他韩愈,才又出来整顿儒学,重建道统。可见,韩愈是以孔孟道统的唯一继承人自居的,他的《与孟简尚书书》,表露了自己传承儒道的决心:“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韩愈道统论的提出,是为了排击佛老,反对藩镇     

从《论佛骨表》看韩愈崇儒排佛思想中的身体关切

《论佛骨表》反映了韩愈崇儒排佛思想中的身体关切。表文的叙事体现出强烈的驱邪焦虑。百姓狂热奉养佛骨的自残行为,君王因奉养佛骨而寿夭,都令韩愈认为佛骨具有邪祟之力。韩愈高度重视身体在儒者履道中的意义,认为弘扬儒道应以充分尊重和彰显儒士的身体力量为基础,健康的身体和旺盛充沛的生命力,是履践道义的保证,而佛骨令人身残寿短的邪祟之力,则会导致华夏风俗教化的隳败。历史上围绕《论佛骨表》是“表”还是“疏”多有争论,通过辨明此文为“表”,联系“表”文注重书写“忠君心曲”、注重君臣伦常之情表达的文体特征,可以进一步理解,对君王身体的关切,是此表重要的出发点。韩愈期望保护君王之身体免受侵害,进而维护华夏道德教化之根基不被动摇。韩愈谏迎佛骨所蕴含的身体关切,对进一步观察唐代儒佛冲突的复杂内涵颇具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