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历史题材小说创作观

现代文学巨擘茅盾在他为历史题材小说集《玄武门之变》写的序中曾指出:“用历史事实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五四’以来,已有了新的发展。鲁迅先生是这一方面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的《故事新编》在形式上展示了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     

知识,还是境界?——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总结”

冯友兰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本着“修辞立其诚”的精神 ,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册 ,即第七册。在该书的最后又写了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这个“总结”很重要 ,可视为冯先生的“晚年定论” ,无论功之者 ,罪之者 ,都能从中体会出很多东西。冯先生说过 ,他是用生命写作的 ,那么 ,《新编》的“总结”可说是生命的最后结晶 ,它不仅是《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总结 ,而且是冯先生哲学思想的总结     

议《故事新编》中的“油滑”之处

《故事新编》是鲁迅先生继《呐喊》、《彷徨》后的第三部小说集。这部小说集不同于《呐喊》和《彷徨》,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作者将现代生活细节大胆地引入历史故事。“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而且因为自己的对于古人,不及对于今人的诚敬,所以仍不免时有油滑之处。”对鲁迅先生自己提出的《故事新编》里的“油滑之处”应如何理解,关系到对整个《故事新编》的理解和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创作就是关注现实——论鲁迅《故事新编》的特色

仅仅从开拓新的艺术领域、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看,鲁迅也是现代文坛上第一位伟大的拓荒者。继《呐喊》、《彷徨》之后,他又奉献给二、三十年代文坛八篇取材于中国历史、神话、传说,但却是“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的历史小说,对这独树一帜的艺术珍品的诞生,是不能只以“没有言论自由”、“没有深入生活的实际可能”,因而只能向历史去索要题材来加以解释的。鲁迅从不顾忌艺术之宫的麻烦和禁令,不先考虑历史小说的定义和规格,再去写这八篇《故事新编》。相反,作为一位伟大的先驱,他在艺术领域的许多方面,必然表现出拓荒创造的精神,《故事新编》就是     

“圣”“贤”的现代困惑——鲁迅《故事新编》的文化阐释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对传统文化的反叛人所共识;但作为一个深受传统文化浸润的知识分子,鲁迅的文化心态是极其复杂的。他的《故事新编》全部取材于古代神话传说、历史故事,是对英雄传说、先哲故事稍加点染而成的“新编”。八篇小说广泛涉及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影响深远的各类古代先人,其创作历时13年,可以说,《故事新编》中融入了鲁迅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对知识分子现实姿态的认识。本文通过对《故事新编》的解读,阐释鲁迅复杂的文化心态,展示其独特的精神世界。     

《张岱年文集》第1卷即将出版

张岱年先生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是我国老一辈的知名学者。 30年代末,抗日战争爆发,张岱年先生蛰居北京,潜心研究中国哲学,完成了巨著《中国哲学大纲》(近年,日译本更名为《中国哲学问题史》)。40年代,进一步完成了《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形成了自己的哲学体系。50年代,张岱年先生悉心研究我国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特别推崇张横渠和王船山的哲学,写有《张横渠的哲学》、《关于张载的思想和著作》、《王船山的唯物论思想》和专著《张载——》十一世纪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等。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张岱年先生是上承张王之学,在新的时代里”继续“讲”。近年来,他又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认为综合中西文化之所长,才能创新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的新文化。     

反着讲：鲁迅“诗撄人心说”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文论研究不仅限于“照着讲”与“接着讲”,还可以“反着讲”,鲁迅《摩罗诗力说》所揭举的“诗撄人心说”正是“反着讲”而值得重视的范例。鲁迅“诗撄人心说”针对中国传统主流意识之“撄宁”、“主静”、“慎动”,反其道而言之,乃批判“主静”说的“主动”论。抛开这篇论文的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价值不论,仅就中国文论研究而言,其“反着讲”之方法论价值亦不可限量。     

《故事新编》文体新探

(《故事新编》)……不足称为“文学概论”之所谓小说。 他的作文,却没有……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 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 ——鲁迅 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集《故事新编》,我们会发现这样的现象:它情节简单,描写不多,人物形象也是“速写”式的,并不丰满,但却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同时,如果不结合注释看,我们就不大容易理解作品所涉及的一些作者当时的社会问题,这又和读鲁迅杂文的情况类似。统观鲁迅一生的创作活动,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前期偏重于小说创作,但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写了《离婚》以后,就再也没有写过一篇“一般的”小说,而杂文写作量却越来越增加。鲁迅在十八     

论《故事新编》中的英雄悲剧

本文从崇高美的角度,考察了鲁迅先生《故事新编》中的英雄悲剧的类型,揭示了英雄悲剧的深层意蕴和美学格调,得出“《故事新编》表现了贯穿鲁迅一生的英雄情结与悲剧意识”的结论。     

从“精神战士”的鲁迅看他的《故事新编》

《故事新编》问世以来,对其解读的方法很多,而从“精神战士”的鲁迅出发去认识这部独特著作的意义和价值,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鲁迅从一踏上文坛就以一个“精神战士”的角色出现,他的小说针对的主要是“国民性”问题,《故事新编》同样是一部演绎他拯救国民性情结的小说。     

论《故事新编》中的女性意识

鲁迅先生一生都十分关怀中国女性的解放以及前途道路问题,他的这一思想在《故事新编》中也有明显的体现。鲁迅重塑了历史中的女性形象,寄予了他对母亲、妻子、少女这三类人物的赞扬与批评。鲁迅塑造了他心目中的中国女性的形象,也指出了中国女性应该消除自身存在的某些劣根性。     

译笔瑰奇：哈罗德·阿克顿的《四则训诫故事》

哈罗德·阿克顿是英国的历史学者与汉学家,也是20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哈罗德·阿克顿选译冯梦龙“三言”小说,并结集为《四则训诫故事》,既是其生平第一部汉学著述,又寄托了他的中国文学理想。《四则训诫故事》的译笔雅俗并举、瑰奇生动,被誉为“东方《十日谈》”。在注释环节,阿克顿以严谨的史学研究态度,引证大量汉学典籍为该书作注,向英语读者呈现了西方文化“他者”视角下的“中国故事”汇编。同时,阿克顿通过强化楔子部分的归化翻译,彰显了冯梦龙“三言”作为通俗小说的伦理性色彩,擢升了译本的训诫意义。而阿克顿对译作篇目的甄选与编排,在不同章节间形成复调,与冯梦龙的创作动机相契,并与阿克顿对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期待融合,汇通了中西文人的文学理想。     

大众文化视野下历史故事传播与普及的艺术形式论略 ——以《史记》故事文本为例

影视、评书等是人们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对历史故事的传播与普及,起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随着科技的进步及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历史上的不朽之作《史记》相结合的艺术形式有很多,如影视、歌舞、戏剧、评书、有声小说等,它们或选取《史记》中的故事,或以《史记》中故事背景为由头进行加工改造,或故事源头在《史记》,等等,将中国古代优秀的历史文化用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播给普通大众。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它们是相通相融的,要想传播得更为久远,需要高雅与通俗的结合。艺术内涵也会随着时代的演进和地域的变化增入新的内容与形式。当然,艺术传播历史与文化也并非尽善尽美,还有很多需要改进之处,如不以史实为基础随意篡改、没有与现实结合起来以及可读性不强等。     

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访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先生

中华大文化还有经史子集形式之外的“载体”———这就是《红楼梦》。红学是中华文化震动世界的三大高峰和三大显学之一。甲骨学代表了中华早期文化造诣;敦煌文化,可包括南北朝、隋唐这个极不寻常的文化历史大阶段;《红楼梦》,可包括宋元明清这一大段历史的文化精神实质。三者都代表了一个重要时代历史文化发展的辉煌遗产。其“学”的形成,在于它的内涵底蕴的极其丰厚与“重新发现”。三者并列无愧。《红楼梦》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文化状态的神奇表现。《红楼梦》是理解中华文化的总钥匙。从中国学术发展的本质看,红学应定位于“新国学”。“新国学”是时代推迁之势所带来的必然的演化发展。红学研究中有两条重要比喻未能引起重视。一是美国学者提出的《红楼梦》是“研究、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主脉”的崭新命题。《红楼梦》不宜冠之“百科全书”,因似有“知识摆摊”之嫌;它是理解中国文化的一条生命精气贯注、运行流动不息的“主脉”。二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华林”。贾宝玉并非要做一个“华林挽歌”的撰辞人,我们的红学也不能是为了“歌颂悲雾”而不礼赞“华林”。     

跨世界的意义交叉与分化 ——符号叙述学视域下《故事新编》新解

《故事新编》是鲁迅最具争议的一部作品集,其古今杂陈、时空交叠的奇幻色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文坛呈现了光怪陆离的"油滑"之风,也引发了此后学界关于文学与现实之间复杂关系的长期讨论.在符号叙述学视野中,这部典型的虚构叙述文本集合落在了实在世界与诸种可能世界之中.在《故事新编》诸篇什构筑的虚构世界中,人物、情节坐虚探实、坐虚探虚,呈现出虚构文本的跨世界通达性与不通达性.通达性使虚构文本中的此世界获得彼世界的某种效果,不通达性则体现了虚构文本中诸世界的差异.不通达世界的话语对抗,消解了主流话语模式,形成"杂语共生"的意义分歧局面.在通达性与不通达性的意义交叉与分歧的基础上,"区隔框架"理论运用虚构文本对经验世界的二度再现原则,为《故事新编》所体现的文学与现实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形式分析的新途径.     

《故事新编》的"新"与"编"

《故事新编》是了解鲁迅后期创作和思想的重要资源,《故事新编》的“新”与“编”就内含着作者的创作取向和思想特质。具体而言,《故事新编》的“新”包括情节和主题的新变;从神话向小说的转变、间接与隐喻手法的采用、主观化和心理化的大量介入等艺术特征的新变;价值观上的民间立场取向等几个方面。此外,《故事新编》的文章创作时间与文集编排次序的不一致,反映出鲁迅创作思想的前后变化。     

从“大王去邠”看儒、道政治哲学之分途

“大王去邠”作为一个重要政治事件,在《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毛诗》和《说苑》等典籍中皆有记述。《史记》《毛诗》《说苑》对于此事的记述基本与《孟子》书中所言一致,《吕氏春秋》《淮南子》则是转录《庄子》之文。考察《孟子》《庄子》书中的内容,我们发现二者对于此事的记述却不尽相同。与西方的解释学有所不同,中国的经典诠释往往“寓作于编”,诠释者通过“笔削”经典文本而将自己的思想“编织”于其中。中国传统亦常采用“故事新编”的形式重构历史事件,重构的过程即为表达自身思想的过程,《孟子》与《庄子》对于“大王去邠”一事的不同叙述即是如此。通过详细对比并分析二者叙述此事时所呈现出的差异,以期从中窥得其背后所隐含着的孟子与庄子,乃至儒、道两家在政治哲学方面不同的思想路径及学术旨趣。     

从文化身份看林译《浮生六记》的跨文化动因

林语堂身处中国文化变革的交替时期,20世纪30年代起从“译入”转向“译出”标志其文化身份的转向。通过“译入”,引进和吸纳各种各样的西方文化,实现对现代性文化认同建构;通过“译出”,评介和传播中国智慧,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同时并建构自我的文化身份。林语堂以翻译《浮生六记》这部中国传统文学作品为开端,进行文化身份建构以实现双向认同。因此,研究《浮生六记》翻译的跨文化动因,有助于我们探究译者诉诸的文学相关功能及推崇的文学理想形式,了解译者主体与历史文化、社会现实之互动。     

让生命变轻变清

源于道家的神仙之学在中国相传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其基本内容包括三元丹法、中医针药及内家拳三大部分。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这门学术未得到发展。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著名道家学者陈撄宁先生首倡将仙学独立出来，作为专门的学术来研究。     

试论《故事新编》的象征内涵——兼谈《故事新编》的性质问题

尽管文学理论家们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差别明辨得一清二楚,文学理论教科书也对此作了清晰的表述,但在某些特殊文学作品面前,这些放之一般文学作品而皆准的理论也会变得苍白无力。鲁迅的《故事新编》就是这样。有的同志认为:“从《呐喊》、《彷徨》到《故事新编》,鲁迅运用的创作方法和艺术概括手段,基本上是一致的,持续的,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他们认为《故事新编》是革命现实主义的作品。还有同志认为:“《故事新编》在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