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

朝鲜战争是联合国成立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国际性战争，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下组建联合国军入朝，参与了战争的全过程，并在民间救济、停战谈判等方面发挥了作用。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既是美国及其盟友操纵的结果，也是联合国与朝鲜问题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联合国的决策虽有瑕疵，但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具有国际法意义上的合法性。承认联合国干涉朝鲜战争的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否认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的合理性与功绩。     

朝鲜战争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

朝鲜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场既未宣战也未经国会批准的大规模战争。杜鲁门总统违背美国宪法，避过有关法规，未经国会批准而将美国投入战争，开创了总统独自决定战争的先例，对国会和总统的战争决策权力及之后美国的战争决策模式产生了极大影响。     

朝鲜战争中美国使用生物武器新说

由于种种原因,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是否使用生物武器,已成为历史之谜。近年来,随着各国档案的相继公布,解开这一谜团的时机业已成熟。通过对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生物武器的动机、条件、现实需求及国内环境的剖析,及对美国官方为掩盖事实真相而采取的措施和相关人员神秘死亡的具体案例的分析,充分证实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了生物武器。     

朝鲜战争中美国决策的特点

1950年———1953年的朝鲜战争是中国与美国两个大国在各自境外进行的一场大规模的局部战争。美国作为战后的超级大国,具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实力,但同时又要面对与苏联的对抗。这场战争中,从美国决策的角度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是美国从始至终都站在全球与苏联对抗的高度和角度对战争进行判断,战争决策中都贯穿着美国冷战的宏观战略指导思想,即遏制苏联,中心在欧洲,不能在东亚耗费过多国力。本文从美国对朝鲜战争性质的界定以及在战争过程中的决策两方面来对此特点进行论证。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决策层内部分歧与战争限度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决策层对之作出迅速反应,然而对其干涉限度意见不一。战争限度问题成为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争执的焦点所在。以麦克阿瑟的解职为结局的事实,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决策层内部矛盾发展的必然走向,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美国政府执行的“有限战争”不仅符合冷战国际背景下美国全球战略的需要,而且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最易接受的理性选择。     

朝鲜战争对中日两国历史影响之比较

朝鲜战争不仅确立了亚洲的冷战格局,而且对亚洲的两个起举足轻重作用的国家——中国和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是1．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的开始;2．中美两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长达20年的敌对状态,使中国失去了统一台湾的有利机会;3．中国被联合国长期拒之门外,并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与遏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的负面作用。对日本的影响是1．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完成了与美国等国家的片面媾和;2．为再军备奠定了基础;3．为经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日本是朝鲜战争的两个受益者之,在战争中觅得了发展机会。机遇是弱国维护国家利益、改善国际环境的一个重要方面。     

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分歧浅析

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克阿瑟与美国政府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存在诸多分歧,主要在美国干涉朝鲜战争的规模和目标、美国处理台湾问题的策略、美国的战后全球战略重心等方面,由于分歧的不可弥合,对朝鲜战争本身以及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都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朝鲜战争中美国"战争局部化"政策的形成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事干涉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即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决定将军事千预的目标确定为使朝鲜半岛恢复到6月25日以前的状态,后在军事胜利的影响下于9月底决定用武力统一朝鲜,再到中国人民志愿军连续发起三次战役后,美国政府内部经过反复讨论、权衡,终于下决心推行"战争局部化"的政策,并最终决定与中朝军队进行停战谈判.通过分析,揭示了从中国参战到1951年6月美国提出举行停战谈判这一时期的美国战争决策过程和影响美国决策的主要因素.     

美国“倒萨”步步进逼

阿富汗战争之后，美国腾出手来，以伊拉克拒绝恢复武器核查为由，把反恐矛头对准宿敌萨达姆。美国指责伊拉克开发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暗中有牵连，一再声称将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第二次“海湾战争”一时间如箭在弦，风声鹤唳。但是，与上次海湾战争不同的是，美国对伊动武的意图遭到了全球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应者廖廖。为了避免“９·１１”后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反恐战线遭受挫折，美国决定先在联合国通过新决议，以取得对伊动武的“授权书”。美国要在联合国通过的新决议，核心问题是武器核查。从１９９１…     

美国战争文学简论——美国文学类型与流派研究之三

美国从1776年建国至今不过两百多年,却经历了不少的战争,诸如独立战争、南北战争、美西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最近的海湾战争等等。难怪战争在美国文学中一直是主要题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战争在美国人民中间引起思索,美国的战争文学异军突起,出现了创作丰富多样的繁荣局面。从反映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战争文学中的许多作品都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它们记录了人类遭受浩劫的真实画面,从探讨创作特色的角度来看,战争     

抗战末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再认识——以旧金山制宪会议中国代表团问题为视角

中国参加旧金山制宪会议的代表团问题源起于1944年中国战场形势的发展、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从根本上讲,中国代表团问题是国共“联合政府”之政治争议的延伸,反映了国内政治力量独裁与民主的不同诉求。在中国代表团问题的解决过程中,罗斯福政府特别是总统本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折射出抗战末期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出现的新变化。     

冷战后美国预防性防务评析

预防性防务思想是冷战后美国政府奉行的一种新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把预防列为军事战略的首务,防范用传统的威慑和实战方式难以对付的潜在威胁。这一变化,标志着美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从战时与危机时期扩展到和平时期。预防性防务包括针对各种大规模毁伤武器的裁军、军控、防扩散和反扩散;对国际危机的控制;对武装冲突与战争的预警。其特点是强调对事态发展全过程的控制,把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潜在不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或把危机控制在低水平。预防性防务代表着美国军事战略未来的发展趋向,并在美国对华政策中占有特殊地位。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     

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研究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美军为首的盟国军队用心理战从精神层面打击日军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借助历史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心理战战略计划、心理战手段、心理战的成绩及特点等进行研究。研究认为,日本士兵在接受军国主义教育后有“效忠天皇”“皇军不可战胜”等信念,狂热信奉“进功精神”和“武士道”精神;对此,美国在大战略背景下确定了对日本心理战的目标是以揭露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性为核心,使日本士兵和民众相信,日本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注定要失败的,并相信美国的宣战和胜利将给日本带来民主自由,同时维护日本天皇的尊严,将发动战争的罪行归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并尽可能减少日本士兵和民众遭受不必要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心理战具体的措施有正面的“白色”宣传,一是对日本军队进行广播宣传或阵前喊话,二是向日本军队占领的岛屿或前沿阵地投放传单,还有讲假话的“黑色”或“灰色”宣传,其基本手法是制造和传播假消息和假情报来扰乱日军士兵的心理,再利用日本战俘向原先部队宣传美军优待俘虏政策,向美国投降是“名誉停战”等;为了让心理战术的效果更明显,美军将心理战行为与军事行为相互配合,用空袭和投放原子弹等对日军士兵造成心理威慑,用真假情报信息迷惑日军士兵,使得日军士兵士气低落,抵抗意志逐渐减弱,“跳蛙”战术和心理战攻势节节胜利,心理战在打败日本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第四种战争”的重要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战时公债和税收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美国财政部提出了一道关于战时财政的经典命题：政府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税收、发行债券或者增加货币持有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了使收入满足开支的需要,美国联邦政府做了大量的努力。税收是美国战时财政收入的来源之一,但是,尽管在一战中税收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却远远达不到支出的需要。所以财政部不得不通过发行五次公债来提供大部分的战争支出,即著名的自由公债。本文主要从一战中美国的战时税收和公债政策方面进行综合考察和分析。     

论内战后美国的西部大开发

美国西部大开发，是内战后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趋　势。美国西部大开发实质上是一次领土扩张运动。既具有政治意义，又具有经济意义和思想　意义。它拉动了１９世纪末美国整个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为美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奠定了经济基　础。     

略论阿富汗战争的性质及其影响

美国发动的以 9·11事件为直接导因的阿富汗战争 ,既是一场反恐怖战争 ,也是一场由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长期互存偏见而引发的一定范围的文明冲突 ;恐怖与反恐怖只是其表现形式。美俄等国在阿富汗战争中的积极合作实际是出于反恐怖的共同需要所促生的策略之举 ,它并未使相互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全面化解 ,所谓“后冷战”结束的说法尚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阿富汗战争中有限的国际合作也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多年来所奉行的单边主义 ,但它将使美国今后在单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选择问题上更为实用和灵活 ,分别或合并使用二者。阿富汗战争也将使反恐怖及其国际意义成为美国今后推行新干涉主义的新的“正当理由”     

两伊战争与中伊关系

两伊战争是中伊关系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两伊战争对伊朗而言是惨痛的经历,对中国而言是恢复中伊两国友好关系的重要契机。两伊战争期间,伊朗在初期实行非理性的外交使之陷入国际孤立,其后由于战争的艰苦环境迫使伊朗改变对外政策,尝试改善与各国的关系。与此同时的中国正值改革开放新时期,以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与各国的关系,尤其重视与战略上对自身有重要意义的伊朗的关系。该时期中伊两国关系从一开始的冷淡甚至敌对逐渐走向深化合作。其原因除了两国文明的共同性及历史传统之外,还在于两国利益的契合点与互相需求：伊朗在国际孤立的困境迫使其需要外胄的支持,在联合国上为其说话,战争环境下对进口武器弹药的需求,冷战格局_对抗美苏霸权的考量;中国认为伊朗地缘政治对本国利益具有重要意义,中国拥有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国防3-业可以满足伊朗需求,中国平等互利的交往原则更合伊朗心意。     

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转型的思考

进入后冷战时代，中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中日关系处于关键的历史的过渡期和转型期，进入了一个摩擦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共存的时代。影响中日关系曲折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本政府谋求政治大国的强烈愿望与“联美抑华”的战略选择；日本对“东亚地位”动摇的担心而误读中国，进而放大“中国强大”的消极后果；日本强化美日同盟关系，进而加剧中日两国间认同对立等等，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形势，双方必须具备与时俱进、寻求双赢的气度，努力寻找和扩大两国利益的交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