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陈登原的《中国文化史》

陈登原在民国时期出版的 中国文化史 ,一直受到史学界的忽视。实际上,该书无论是在文化史理论的建树,还是在文化史著作的写作手法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本文着重探讨陈登原在该书中提出来的文化史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该书写作手法的特点,并对陈著 中国文化史 在文化史学科建设上的地位给予了简要评价。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出版发行

《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出版发行本刊讯由李德洙同志主编的大型学术专著《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一书已于１９９４年６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是建国４５年来第一本全面、系统地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史的专著，全书共３１０万字。它对今天中国境内５５个少数民族...     

新文化史与中国研究

新文化史在过去20多年的西方历史研究中已经成为显学,它大大改变了人们对以往历史的看法。其影响所致,渐有一切历史都是文化史之势。本文对此提出了一些反思,并对新文化史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应用情况作了相应的述评。     

固守传统与融会中西——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抗战时期钱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主要反映在他的重要著作 《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本文就该书的一些重要内容, 如钱穆的中西文化比较和融会中西文化的思想作了具体的考察和研究     

喜读《简明中国文化史》

由吴荣政、王锦贵二位先生主编的《简明中国文化史》,1991年6月已由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部45万余言的新著概括了中国上下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读来令人欣喜。 第一,该书甚合广大读者的需要,这主要表现在内容涵盖面的宽广上。到目前为止,中国文化史著作,大概出版过30余种。最早的恐怕要算顾康伯编1924年版《中国文化史》,接下来是1928年版日本高桑驹吉编《中国文化史》,1931年版陈国强编《中国文化史》和柳诒征编《中国文化史》等。但是所有这些文化史著,包括1969年台湾杨幼炯编10册本《中国文化史》和近年大陆出版的几部文化史,所涉及的内容均不及《简明中国文化史》广泛。这部书既包括作为观念方面的文化,又包括作为制度、现象和事业等方面的文化。凡哲学思想、     

新书推介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的发展轨迹》一书,吸收学术界的最新成果,对1915—1990年中国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而又带有专题性的阐述,填补了这一领域教材和系统性研究的空白,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进一步系统研究的引玉之砖。该书定价20元。     

三上义夫与《从文化史上看日本的数学》

三上义夫是著名的东亚科学史家之一,他的代表作《从文化史上看日本的数学》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标志着他外史论思想的形成,对数学史研究方法是有益的补充。文章立足于《从文化史上看日本的数学》原文及相关文献,介绍了该书的成书背景及三上义夫的代价,展现了该书的研究视角:外来文化对和算的影响、和算自身的特色和研究取向、社会因素对和算的影响等,归纳了该书对现今的启示。     

从文化史到社会文化史

韩晓莉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撰文指出,20世纪90年代,社会文化史研究兴起于国内学界,然而,不同于西方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是,国内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并没有表现出与传统文化史的彻底决裂,而更像是文化史研究基础上的深化研究。虽然学界关于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位的讨论之声不绝于耳,但社会文化史对文化史研究的拓展之功确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中国文化史分期问题

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有的论者划分为三个时期、四个时期,有的论者则划分为七个时期、八个时期。究竟如何认识和划分中国文化的发展阶段,这是文化史研究难以回避的问题。 一“三分法”与“四分法” 将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三个时期,具有代表性观点的是解放前出版的一部《中国文化史》。全书分为三编:“第一编 自邃古以迄两汉,是为吾国民族本其造之力,由部落而建设国家,构成独立文化之时期。第二编 自东汉以迄明季,是为印度文化输入吾国,与吾国固有文化由牴牾而融合之时期。第三编 自明季迄民国,是为中印     

余英时历史哲学思想钩玄勒要

余英时,当代海外新儒学代表之一。余通史、通儒,喜论中国文化史之短长,其著述偏重于＂窄而深＂的史学专论。余对起于＂五四＂运动并延宕至今的片面强调科学作用的思潮颇不以为然,认为当代中国片面地以科学为尊,而忽略了人文之德。由此,他提倡一种轻＂天道＂重＂人道＂的人文史观。其游学美国多年,智识背景及思想观点与大陆学者迥异,但这并不妨碍人们以＂求同存异＂之眼观其文化史观之大略。     

中国史学的雅俗分流与俗史学的复兴

俗史学是中国史学的真正源头,它在讲述内容、讲述主体、讲述对象、历史观念上都具有明显 的民众性特征。中国史学雅俗分流的格局正式形成于夏王朝建立之后。雅史学在内容上和形式上与俗史学 有很大的不同。虽然雅史学的长足进展对中国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俗史学长期被排挤于主流史学之外, 对民众素质的提高和民族精神的塑造都十分不利。两宋时期,俗史学开始复兴。近代以来,俗史学更加受到 重视。雅、俗共同繁荣的史学新局面的出现,必将把中国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经历了兴起、独立研究领域和深化发展三个阶段。在这期间,研究者集中对何谓中国教育学史、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地位、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内容、中国教育学史的研究方法等进行了探讨。回顾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和研究进展,虽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但主要借鉴了外国教育学史的研究范式,这影响了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自生性和原创性。中国教育学史研究者需在解决中国教育学史研究问题的过程中,明晰和把握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基本方向,深耕和拓宽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问题领域,明确和规范中国教育学史研究的书写逻辑。     

论“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

"走出疑古时代"的论点是李学勤先生在中国考古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试图寻求克服《古史辨》错疑所不应疑的不良倾向,重建中国古史新的理论体系的学术探索。"走出疑古"是试图在对《古史辨》理论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基础上,对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进行合理的"扬弃",其真正学术意图在于超越"疑古"。"走出疑古"的论点体系也明显存在若干理论上的局限和逻辑上的疑难。李先生反复强调的将文献和考古结合起来研究古史的方法自王国维先生起已开始实践,以后王国维先生的弟子徐中舒先生及再传弟子唐嘉弘先生所积极倡导和自觉运用的将文献记载、考古学材料和民族学材料相结合的古史多重证法,进一步增强了古史研究的科学性,将中国的古史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从真正意义上开始了"超越疑古",重建古史的学术尝试。李学勤先生所谓的"走出疑古"与古史重建工作,只不过是新的学术背景下,王国维、徐中舒、唐嘉弘三代学人理论探索和学术实践的继续。"走出疑古"后的中国古史研究,应继续重视理论的探索;继续重视古代史料的积累、审查与运用;加强科际整合,提高古史研究科学性;逐步深化夏代与传说时代历史的研究。     

我的几个基本观点

在"五四"文学革命之前,的确有过近代文学史阶段;"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下限,当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此后可以视之为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当代文学"阶段。如此分期,并非割裂中国近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在于承认对文学史现象作分阶段考察研究的正当性。     

中国哲学史三种诠释范式论析

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史学科逐渐建立以来,学者们先后建构了诠释中国哲学史的三种基本范式。第一种是以赵纪彬、杨荣国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对子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第二种是以任继愈、肖萐父、李锦全等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板块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由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若干板块构成的体系。第三种是以冯契为代表的学者建构的“螺旋式圆圈结构”诠释范式。它将中国哲学史诠释为基于对历史上不同哲学问题的争论、解答而形成的三大螺旋式圆圈结构。螺旋式圆圈结构范式揭示了中国哲学史展开过程中构成哲学发展环节的范畴、命题、论争,因而成为学术界比较认可的中国哲学史诠释范式。     

20世纪史家对“通史家风”的继承和发展

20世纪史家继承了“通史家风”这一史学传统,并予以发扬光大。第一,将“通古今之变”的通史精神发展为探索历史规律;第二,将“范围千古、牢笼百家”的通史撰述规模扩展为全方位地反映历史进程;第三,以激励民族爱国情感、增强民族凝聚力,取代了以史资治的经世致用思想。这反映了现代史学与传统史学之关联。     

进化与反复——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进化史观

进化史观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中占据主流,为绝大多数文学史家所采用,影响至深。作为小说史家的鲁迅,也受其影响。然而,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过程中,鲁迅对进化史观进行了取舍扬弃。独特的小说史建构方式,使《中国小说史略》成为中国小说史学史上一部特点鲜明而又具有典范意义的学术文本。     

求是与致用--读《訄书》(重订本)学术史诸篇

当代学界对传统学术史的清理 ,很多仍以章太炎为起点。章太炎《訄书》 (重订本 )学术史诸篇几乎可以看成一部简明中国学术史 ,对它的再认识 ,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学术史 ,也有助于我们认识章太炎。在《訄书》 (重订本 )中 ,章太炎保持着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同时对现实的殷切关注 ,他又借清理学术史而批判现实 ,有着极强的“经世致用”的倾向 ,这两方面使其学术史研究呈现出了异常复杂的面貌。     

20世纪以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善书(或称劝善书)是一种劝善戒恶的书籍,在中国传统社会曾经广为流传并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与此相关,对中国善书的研究较早得以展开,并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成果。大致而言,20世纪以来的中国善书研究在中国大陆、港台地区、日本学界及欧美学界有不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关怀,并逐渐形成了三种主要研究路径:宗教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梳理近百年来中国善书研究的学术史脉络,有助于进一步推进中国善书研究,亦即可以看到中国善书研究的三种可能走向,包括书志学的继续推进,横向的社会史视野和纵向的思想史视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善书研究仍有很大的学术空间。     

丁宝书及其《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历史研究和历史教学本来是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化腾飞的双翼。中国传统史学步入近代门槛,是在清未维新思潮中,以新式中小学堂普及历史教育为契机的。20世纪初,所谓重新编写中国历史,主要是编写历史教科书。响应梁启超建设新史学的号召,丁宝书编写的《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率先构建起新式中国通史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最初突破口。其开创之功,不可埋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