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创伤记忆与影像建构：“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的历史书写维度

不同于其他题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承担着更多的历史责任,要以承认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为前提来进行艺术的审美建构,兼顾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要重视历史中个体的生命体验的表现和传达,怀着温情去书写人的历史与人的记忆,以过去的人的生命体验去触动、感染现代人的生命体验。“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需要在审美标准与道德标准之间取得平衡,避免消费苦难、消费暴力,符合基本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弘扬民族意识,增强民族认同感,建构不能忘却的民族文化记忆。     

民族创伤与历史记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中的人性叙事

"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于日本官兵的形象塑造有所不同,既有脸谱化的"恶魔"形象,也有人性化的具有反思能力的"普通人"形象。在塑造日本官兵形象时,要考虑到其是否具有历史真实性与普遍性,并由此反思南京大屠杀中人性之恶的深层机理。"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还表现了中国人的抗争精神与国民性反思。"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人性叙事的边界在于不能违背史实,要考虑到中国人的情感认同,坚守民族立场;也要处理好人性叙事与创伤记忆的关系,表现创伤历史中的中国人个体的生命体验与记忆。     

诗与真: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与电影呈现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书写既需要客观的"科学式"再现,也需要借鉴艺术的诗性建构方式.艺术能够以一种极为独特而敏感的方式洞察、反映现实.历史书写者要怀着真情实感去书写历史,才能具有震撼心灵的力量."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可以在遵循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追求艺术呈现的多元化.历史书写中的诗性建构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历史事件进行随意书写,而是要以遵循历史事件的真实性与公认的价值判断为边界与底线."南京大屠杀"题材电影对历史的诗性建构有助于实现历史阐释的增殖,有助于更好地达成一种更为丰富而鲜活的历史记忆.     

“后记忆”战争影像——被重构的历史记忆与迭代创伤

在大众文化发展趋势下,从图像到影像的虚拟转向中,"后记忆"成为战争叙述研究的新视角,以再现"银幕上的祖代"生成身份认同,呈现被重构记忆引发迭代创伤,战争史观指涉实现未来政治认同。当遮离战后阴影的新一代个体通过银幕上富有感染力的历史创伤碎片来重新认识战争,并将从影像中继承的战争"后记忆"传承下去,对战争及其历史的想象也由此定型,记忆再塑形成"入戏真实",并将这种真实演化为技术时代的"政治正确"。     

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金陵十三钗》与南京大屠杀

作为特定的历史事件,南京大屠杀不容置疑,许多电影工作者尝试以影像的形式再现这段人间灾难.以张艺谋导演的《金陵十三钗》为例,从历史灾难与影像记忆的角度,对比分析其视角选择与影视改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观,反思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灾难及其艺术再现,希冀更好地铭记这段历史.     

创伤记忆与现代想象——重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伤痕电影”

在1979-1983年间,无论是关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理论争论,还是第三代、第四代的"伤痕电影"创作,抑或是学院时代的第五代导演的创伤叙事,都试图通过重构创伤记忆来释放被延迟的现代性渴望,当代中国电影则藉此而形成了新的现代想象与文化认同。"伤痕电影"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化镜像,其与同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伤痕文艺"一样,与其说是对历史的客观追溯与还原,不如说是试图在记忆历史中遗忘历史,进而与以发展进步为核心的现代化意识形态达成暧昧的妥协。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对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的建构

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作为电影总体音乐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特征,是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少数民族电影音乐除具有深化剧情内容的作用外,其深层内在结构在于对整个族群记忆与民族认同的建构。少数民族电影音乐从民族历史叙事、民族情感呈现和民族形象塑造三方面不断对族群成员的民族心理、自我认识和族群记忆进行重构,以实现个体对族群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创伤记忆书写与自我灵魂救赎———解读《血色昏黄》创作与修改中文学与历史的复杂纠缠

通过对《血色黄昏》三个版本的详细比较,文章论述了其创伤记忆书写的意义（自我心理创伤疗救;历史启蒙、“引起疗救的注意”）、创伤记忆书写的方式（十分浓厚的私人化色彩和无拘无束的自由叙述）,长期无法出版的原因（意识形态与文学成规）和出版后的巨大轰动（实现了治疗心理创伤的巨大功能）以及小说在忠于记忆（治疗创伤）与忠于历史（历史见证）之间的犹疑。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血色黄昏》的创作与修改是一个矛盾体,其边缘缠绕着文学治疗与历史见证、历史档案与文学作品之间的复杂关系。因此,就创伤记忆书写及其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见证文学及其记忆的真实性这些纠缠在一起的复杂问题而言,《血色黄昏》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研究文本：它不仅使我们看到了一代人对历史创伤的真实记忆,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走出创伤记忆的艰难历程。     

见证何以可能?——创伤记忆与影像档案的“幽灵”之术

纪录片因为能再现真实,所以常常被赋予一种档案属性,承担见证与指控罪恶的责任。由于创伤记忆拥有难以被简单还原和再现的特质,关于战争或殖民等题材的纪录影像,其作为档案的属性也因此显露出局限性。不同于仅仅将影像作为“证据”使用的方式,当纪录片中的影像从固化的档案属性中解脱出来,则为创伤历史提供了从个体经验出发的见证视角。由此,影像不再是封存创伤记忆的媒介,而是激发观者共情与想象的介质。通过蒙太奇召唤创伤历史中萦绕的“幽灵”,影像提供了开放的文本,使观者能够以自身感知经验的参与,在持续生成的记忆行动中去理解历史、审视当下。     

南京大屠杀: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东京审判中威尔逊的证词分析

1946年7月25日-26日,罗伯特·威尔逊作为南京大屠杀案第一位证人,出席东京审判。他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南京陷落后日军进行的毒品贸易、南京陷落前后人口变化及病患受伤原因的陈述与中国幸存者的证词、南京安全区档案、其他第三者证词等相互佐证,证实了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犯下的谋杀和大屠杀平民、强奸、毒品贸易等滔天罪行,使世界人民了解到日军在战争期间的丑恶行径。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80年后的今天,随着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思潮的不断高涨,基于历史事实研究南京大屠杀和审视日本国家战争责任尤为重要。威尔逊等西方人士的第三方史料无疑是对当时历史事实的有力佐证。     

谈《简·爱》中的创伤记忆书写

《简·爱》是一部描述人的内心生活的世界地图和经典文本。这部带有精神自白色彩的小说再现了一个孤女在寄人篱下、饱受精神苦难与折磨的成长过程中的累累伤痕。《简·爱》既是一部关于女主人公的创伤记忆的书写,同时也渗透着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对自身创伤经历及情感体验的再现与表白。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70年,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的右翼势力则竭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揭示侵华战争中日本暴行的真相。由南京大学历史学者担纲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公开出版,就是对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严正批判和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该书已出版的28卷共计1500万字的史料包括了来自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各种史料,后续的20卷将在2007年出齐。该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叶芝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维度

爱尔兰作家叶芝通过诗歌、戏剧、散文、传记等多文类写作,构筑了英语文学中一道丰富且独特的文学创作风景。该文从叶芝对爱尔兰古代历史文化传统的辩证性推崇、对英国殖民历史文化的解构、对人类历史循环论的建构三个角度,考察其文学创作中的历史维度,探讨其从历史沉思中汲取养分建构文艺思想,进而以文艺复兴运动来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与复兴的尝试与努力。     

政治创伤中的“文化记忆”——台湾现代诗人笔下“中国形象”的历史建构

书写由政治事件引发的生命个体的"存在焦虑",始终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台湾现代诗的重要主题之一。为确认个体同外部世界的关系,具有多重面貌的"中国形象"以镜像功能的意义,构成现代诗人笔下内涵深邃的意象。对"中国形象"的营造,超越了单纯的乡愁情结而成为特殊历史时期文化生态及知识者心路历程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