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以冲突的由来与演变

阿以冲突由来己久。自1947年联合国通过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阿以冲突已持续了半个多世纪。本文回顾了阿以冲突的历史由来及阿以冲突的演变过程,把2 0 0 1年12月以来发生的阿以流血冲突定义为第六次中东战争,同时对此次中东战争的特点、走向作了分析与前瞻。      

生存资源与国际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探析

石油是世界各国必不可少的生存资源。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发生的第一次石油危机,是阿拉伯国家利用西方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资源的有利形势,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等国家进行石油制裁而导致的国际危机。石油危机造成了西方联盟的分裂,在外交上孤立了美国。但石油危机并没有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也没有达到阿拉伯国家的预期目的。美国利用推进中东和平作为反制筹码,最终促成了石油危机的解决。这场生存资源之战对阿以脱离接触问题产生了影响,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的发展。     

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历了二次大的思想解放。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全面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提出了要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 ,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的新观点 ,推动了中国的第三次思想解放     

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英国对巴勒斯坦政策的演变

二战后,英国被迫从巴勒斯坦撤走,但是它并不甘心自己在这一地区全部利益的丧失,因此在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英国最初积极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美国支持的以色列以维护自己在这一地区的利益.但是,随着美国势力的介入和加强,英美之间就巴勒斯坦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斗争,在战后经济必须依赖美国扶持的英国不得不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而放弃支持阿拉伯国家,并最终退出了对巴勒斯坦的争夺.     

共同富裕视角下的第三次分配探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邓小平同志波浪式共同富裕思想的指导下,已经实现了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依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目标。那么,下一阶段的目标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先富起来的人带动和帮助后富的地区、后富的人致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国家解决这个问题的政策主要集中在再分配领域,本文则强调第三次分配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     

第三次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分配不公是一切社会矛盾的根源。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做好第一二次分配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调整和公众社会责任心来启动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对缓解我国贫富差距有着巨大的帮助。     

进入第三次开放的中国经济

加入世贸组织是我国历史上继鸦片战争、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次开放。入世是党的领导下继全国解放、体制改革以来的第三次革命。入世头十年将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持续快速增长的第三个十年,进入中华民族继西汉、盛唐、前清以后的第四个盛世。     

数字化，制造业的第三次革命

第一次产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晚期的英国，标志是纺织业中的机器化生产。在此之前，织布是作坊里的纯手工活儿，而在此之后，工厂诞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美国人福特发明了生产流水线作业，从此开始了规模化生产的进程。前两次的产业革命催生了新的富裕阶层以及新的城市化。现在，第三次产业革命正在悄然发生，制造业将走向数...     

完善第三次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推进,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作为继第一、第二次分配之后的第三次分配即慈善公益事业,在现阶段有其存在的必然性,有利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稳定,实现社会真正的公平,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进各部门的协调发展等,但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在现阶段的发展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采取措施加以积极的完善。     

第三次工业化:铸造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价值链

在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之后,中国面临着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实表明,只有形成国家价值链,才能够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为此,中国需要启动和推进第三次工业化,以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生长为核心,推动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实现收入均等化、消费高级化和扩大内需战略.在推进第三次工业化的进程中,应在制度政策和区域发展战略上进行多方面的变革创新,努力增强社会能力.随着第三次工业化的深化发展,我国将在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等方面实现重大转变.     

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的历史背景

中央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有其深刻的国际和国内背景。从国际背案看,会议召开是保障西藏安全甚至国家安全的需要和有力开展国际反分裂斗争的需要。从国内背景看,会议召开是西藏顺利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成功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制定新形势下的特殊政策和优惠措施、缩小西藏和内地发展差距的需要,也是中共中央治藏的优良传统。     

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拒绝出国原因探析

1949年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后,在国民党内纷繁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反蒋派李宗仁及亲蒋派一些人物从不同立场出发都劝蒋介石暂时出国。蒋介石视出国为亡命,坚决拒绝出国。其原因在于:顽固的蒋介石确实放不下反共的"责任";根深蒂固的蒋桂矛盾使蒋介石不能释怀,不忍离去;立足国内,易于操纵周旋;必要时退守台湾,寻求美国支持,等待国际形势变化,以图东山再起。     

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美国学者的新尝试

在20世纪末,美国冲突法理论及实务界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次冲突法重述的大讨论,它似乎预示着一场新的冲突法革命的开始。虽然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受到了美国司法界的欢迎,但随着冲突法的发展,理论界逐渐认识到第二次冲突法重述在结构和具体制度上都存在缺陷。如何理解最密切联系原则与属地规则的关系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思考。第三次重述的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能否在冲突法的灵活性和稳定性之间实现平衡。     

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学校教育管理改革

第三次工业革命使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三新一网"造成全球社会结构、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转变,如何使中国在这次科技革命中迎头赶上,这就需要教育先行。具体到学校教育管理中,需要从教学管理、教师管理、学生管理三个维度来进行改革。就教学管理与教师管理而言,力求做到教学管理模式兼具灵活性和实用性,引进科学教育课程,建立多层次教学活动组织管理体系;完善教师聘用制和研修管理制度,开拓教师全球化视野;建立全方位学生考察体系,营造科技创新和协同合作的校园氛围。就学生管理而言,也需认识到学校管理人本化、国际化、民主化是未来学校教育管理的主要趋势,人本化是学校管理的内在需求,国际化是学校管理的时代要求,民主化是学校管理的科学诉求。     

缩小贫富差距亟需第三次分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也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能否最终实现。要解决贫富差距,追求市场公正而牺牲社会公正的第一次分配无法实现,追求社会公正而面临诸多现实压力的第二次分配也无法实现,所以,必须大力发展以道德为力、以非强制方式进行的第三次分配。     

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特点看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前景

祖国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祖国统一大业的实现,需要国共两党的努力和合作。在历史上,国共两党曾成功地实现了两次合作。两党尽管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纲领不同,政权性质不同,但为了同家民族利益,国共双方以民族大义为宗旨,在共同抗日基础上建立了合作关系,并能坚持以至于取得胜利。历史发展到今天,祖国的和平、发展与统一,是任何政党都无法抗拒的潮流。而国共再次合作是祖国统一的前提和必要条件。从近几年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中,我们也看到这种合作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思考

第三次分配是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历程中的重要标杆。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首次明确了第三次分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伦理补位则是对第三次分配本质和地位的理论抽象和科学概括。第三次分配的伦理补位机制具有逻辑必然性,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补白,也是实现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伦理价值需要。第三次分配的核心旨归是财富与道德的和谐共生,即推动个人财富的增长和个人善行善举的增加,形塑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社会文明新风尚。作为伦理补位的第三次分配,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收入分配体系,展现了其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中的蓬勃生命力。     

伦理视阈下的第三次收入分配

第三次分配具有其独特的伦理意蕴,以公平与和谐的追求为伦理价值,以仁爱与责任为伦理基础,以道德的培育和制度的完善为伦理保障,使社会的收入分配,在市场调节和政府主导之外,通过社会力量的扶贫、助学、救灾、济困、解危、安老等慈善捐助形式,实现社会资源和财富的逆向转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缩小贫富差别、促进公平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润滑剂和助推器。     

伽达默尔“第三次启蒙”与现代科学化时代

人们普遍乐观而无思地生活于现代科学化时代 ,伽达默尔以康德“敢于使用你的理智”重新强调了启蒙的本质和现代意义 ,并以“第三次启蒙”为题 ,对现时代人类生活判断力的荒疏与忘却从实践哲学上给予了批判和纠正。“第三次启蒙”是现时代人类实践理性的重建 ,人类启蒙与人类存在共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