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后社会关系恢复与重建的路径探索——基于Q安置社区社会工作介入的实践

安置社区是为了解决灾难发生后受灾群众的居住及生活问题由政府采取的一种安置措施.具有过渡性、环境退化、居民的异质性和疏离性、灾情文化、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基础性、原有组织体系破坏、管理难度大等特点.在此情况下,通过社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为受灾群众充能和增能,形成受灾群众的互助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达到预防社会问题(特别是社会冲突)的产生、构建和谐社区的目的,应是社会工作介入的最佳路径选择.     

从国外地震灾后重建特点看我国“5·12”灾后重建经验

比较近期中外大地震的灾后重建经验,不同国家、不同体制下应对自然灾害的对策和效果各有所长。国外一般呈现为先恢复后发展,重建的速度较缓,周期较长,主要以恢复为主兼顾发展。而中国＂5.12＂地震灾后重建则主要是＂紧急＂恢复性重建与长远发展性重建、快速度重建与高质量重建、＂复原性＂重建与＂升级性＂重建的三兼顾。我国取得＂5.12＂地震灾后重建成功经验的原因主要是有中国共产党坚强统一的领导,实行了国家行政指挥、地方统筹兼顾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抗震救灾格局。     

地震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的过程目标及其实现

同社区建设的任务目标相比,过程目标注重社区成员行动能力的提高、社区凝聚力的增强、社区自主发展能力的最终形成.然而5.12地震灾区灾后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着重任务目标、轻过程目标的不良倾向,不利于社区的长远发展.农村社区工作者应当树立过程目标意识,通过项目、活动带动的行动教育模式和合理利用和引导关于公众议题的讨论等方式促成过程目标的实现.     

论农村社区合作与灾后重建

针对农村社区结构所存在的部分问题：原有社区结构被消解、社区认同度降低、互助传统弱化、成员间的社区合作意识淡薄、缺乏通过集体行动应对突发危机的能力等,分析了在这种状态下农村社区合作及灾后重建工作的重点,认为：灾区的重建是灾区社会结构乃至集体社区的重建,应该以恢复激活原有社区的传统并增加新的内容作为工作重点;作为灾后重建的主人和受益人,农村集体社区重建的主体应该是农民;农村社区合作与灾后重建应该充分调动和保护村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出实施性高、操作性强的重建方案,以加快农村集体社区的重建速度。对于四川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和农村社区建设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灾后重建中的党内民主建设

灾后重建中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先行一步,指相对于其他重建工作,党的建设应该以新的思路及早谋划安排;相对于其他非地震灾区,灾区党的建设更应率先创新,力图走出一条新路;相对于其他一般地区,绵阳作为中国科技城,其创新的理念理应在党的建设上得到体现;相对于其他党建任务,北川等极重灾区完全可以在党的建设特别是党内民主建设上迈出更大步伐。先行一步重点在于“四个致力于”,遵循原则在于“四个着眼于”,保障条件在于“四个依赖于”。     

法律在灾后重建中的作用探究

灾难往往给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制约了社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世界各国普遍重视采取诸多办法进行灾难防治,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是运用法律手段.法律手段被普通运用不仅基于法律自身的特性,还基于法律在灾难发生后非常态社会秩序如何有效地向常态社会秩序转变的特殊作用上,这种特殊的作用也必将给我们在灾后重建中带来一定的启示.     

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农村新型社区构建的路径选择

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有效结合,应合理平衡两种制度变迁力量在推进这一过程中的互动与协作.在地震灾后重建地区存在着偏重物质性重建,社区规划建设偏离农村生产生活需求,社区文化和观念的转变迟滞等问题.在推进地震灾后农村新型社区构建过程中,需要建设以交互性文化认同、服务化基础建设、制度化扩权赋能为基准的内部支撑体系;同时,内外互通的制度流、资金流、人才流也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充性支持作用,从而使雅安地震灾后重建地区的新型农村社区构建工作能够协同推进.     

如何进一步提高四川灾后重建住宅物业管理水平的探讨——都江堰灾后重建住宅物业管理

目前,灾后重建住宅的物业管理经过了三年多的发展,从前期的物业管理已经逐渐过渡到了常规的物业管理过程。如何使灾区的住宅在发展振兴时期进一步提高物业管理的专业化水平,让灾区居民住得更加舒心,通过对都江堰灾后重建住宅物业管理的调研,为进一步促进灾区这类特殊物业的管理健康、规范、有序的发展,提出了个人的建议。     

中国红十字会与灾后重建——以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为例

汶川地震救援为中国红十字会提供了第一次大量参与灾后重建的机会。政府鼓励中国红十字会等社会力量参与灾后重建。与政府和普通的NGO相比,中国红十字会拥有自己参与重建的条件和优势,在重建中也逐步确定了自己的业务范围。汶川地震灾后重建锤炼了中国红十字会多方面的能力,也对红十字会未来的救灾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中国古代灾后重建的举措及经验

古代灾后官方紧急应对,采取安抚灾民、招徕安顿、减免徭赋等措施,尽量变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重建内容包括耕地、建筑物、环境三项.重建工程一般较大,在物资上需满足五个要求:劳力、口粮、建材、工具、资金.其中建材、工具易于解决;其余各项常通过调丰补欠的手段.移民措施经常采用,关键在于确定合宜的政策.     

地震灾后重建绩效测量——以汶川、玉树、芦山地震为例

灾后重建是保障地震灾区群众重归正常生产生活的重要工作,那么如何测量灾后重建绩效,哪些因素会影响灾后重建绩效?文章回顾了灾后重建绩效相关研究文献,在此基础上认为效果和效率是灾后重建绩效的两大方面,以"消除灾害影响并恢复到灾前水平所用的时间"作为衡量灾后重建绩效的标准,能够反映灾后重建的效果和效率,具有可行性。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灾后重建绩效的分析框架和测量方法,并选择汶川地震、玉树地震和芦山地震作为案例,对三次地震灾区的重建绩效进行了对比分析并简要分析了绩效差异原因。结果表明,三次地震灾后重建基本如期完成了灾后重建目标任务,但因存在灾害程度不同、对口支援质量不同等原因,三次地震灾后重建绩效存在一定差异。     

灾后房屋重建之法律制度探究——以康县灾后房屋重建为视角

灾后重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依法重建是该系统工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如何保障灾后重建工作科学有序推进,直接关系到灾区人民的生活质量,关系到区域的稳定团结。以康县为切入点,力图分析我国关于灾后房屋重建法律制度的现实问题与不足,提出相关法律建议,以期保障灾后房屋重建工作的顺利进行,保护灾区人民的权益。     

地震灾区灾后重建项目的工程造价控制对策研究

通过分析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工程造价控制存在的建筑市场主体不成熟、工程量清单认识不足等问题,探讨灾后重建工程造价影响因素,并对灾后重建工程造价控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卡特里娜飓风灾后重建规划中的新自由主义、时空观与情感

在卡特里娜飓风之后,新奥尔良地方政府官员倡议把社区重建规划作为一项共同管理的项目,提倡所有居民可以成为城市重建规划的创作者,而规划专家则定位为辅助性的专业人士,其主要角色是起草文书以及呈现专业规划。然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第四区之中心地带的社区重建规划方案及其实施方式却并未实现这一目标,都市规划专家与社区居民间在观念上有着不同见解,也导致了一些重建的问题。本文借用人类学关于时间、空间及情感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新奥尔良灾后重建中的新自由主义及其后果进行了批评性分析,同时也为协调都市规划设想与社区居民情感提供了有益视角。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过程中的城乡统筹问题研究

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工作任务十分艰巨,不仅要保障灾区人民的生活恢复到正常水平,避免灾区人民因灾致贫和返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利用灾后重建的契机,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为灾区经济更好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在灾后重建过程中,应根据灾区的经济发展情况、地理特征、人口居住情况等,以"人群规模居住,城镇规模建设,土地规模利用"为指导,以"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城市与农村统筹发展,产业因地制宜协调互动"为目标,在重建过程中推进城乡统筹工作.     

灾后重建中政府形象的再塑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过程中紧急快速的救援、公开透明的信息处理、全方位的社会动员得到国际国内社会的高度认可,充分展示出危机管理下的现代政府形象.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科学发展观指导灾后重建构建人本政府,重建规划制度化常态化彰显法治化政府,统筹灾后重建政府是主体凸现责任政府.形成多种合作保障模式建设服务型政府,信息公开透明提高公信度以塑造阳光政府.     

新自由主义灾后重建模式的反思与超越

新自由主义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并不限于经济金融领域,它还渗透到国家和社会的其他方面。新自由主义灾后重建模式的主要特征是实现了灾后重建由政府主导向市场中心导向的转变。它调动了私营部门的积极性,弥补了政府力量的不足;但同时也导致贫富差距加大,带来了新的社会不公。反思其经验教训,有助于形成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灾后重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