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参与和现代政治文化发展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求,“参与”是民主的基本条件,无参与即无民主,它一直是民主政治的强势诉求。参与并不必然产生真正的民主,但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历史显示,政治参与度的提高往往伴随着政治稳定度的提高。参与型政治文化与民主政治是一致的,中国社会发展转型期,制约法治型参与政治文化建设的主因素有德治的传统思维、完美的理想情结、功利的价值尺度,网络时代下政治参与的路径和范围将使政治文化出现新发展。     

从参与到协商:当代参与型民主理论之前景

民主并不是政治生活的独特现象,而是人类公共生活的内在特征。参与型民主是人类公共生活中的一种自我实践,是公民角色得以形成的基本场所。民主的实质是实现人对自我的真正控制,而这需要在政治生活以外的广阔社会领域中实现全面的参与。人们直接参与公共生活的最重要领域是那些与他们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事务;通过对这些事务的参与和决策,才能最终实现对政治生活的参与。近代以来的自由主义民主并未充分实践民主的实质,相反却使得政治生活远离了个人而走向了精英垄断。参与型民主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对于维系一个公共性的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新兴的协商民主,便利参与型民主从理想变为了现实。     

考试制度与社会民主

中国历代考试制度曾经都是作为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考察历朝历代考试制度,在向社会开放的风气中,无不渗透着倡导平等社会地位方面的合理成分。民主政体固然是所有民主的前提,但在中国这样一个考试文化积淀深厚而依然拥有民情的权威的社会,当考试制度不是被看作政权的行使而是作为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时,平等、公平、自主、社会民主成为习惯,民主成为一种根本的社会价值时,政治民主才得以真正建立。     

协商民主与政治参与的契合分析

协商民主与公民有序政治参与高度契合,协商民主是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协商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实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协商民主拓宽新兴社会阶层和弱势群体政治参与的渠道,拓展立法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拓宽基层民众政治参与渠道,拓宽社会组织政治参与渠道。协商民主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协商民主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拓展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渠道,有助于建立维护群众权益的长效机制。     

参与型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参与型政治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精神层面,没有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建立,就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参与型政治文化发挥着催生、支撑和保障民主政治的作用,因此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推动力量和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社会的参与型政治文化较为薄弱,它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主要障碍,由此也成为政治文明建设的首要任务。通过提高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性,加快普及参与型政治文化,才能切实促进政治文明的发展。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的政治发展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的共识,也是全人类追求的目标。但目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分层与利益格局的调整,文化与价值观念的冲突导致我国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加,社会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多。发展以平等、自由、理性、共同协商为特征的协商民主,能够有效地整合民意,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协调利益冲突,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激发公民政治参与和公民自治,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协调多元化利益,保护弱势群体,稳定社会秩序。因而协商民主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政治选择。这就要求我们构建协商民主的公共领域、培育公民社会、塑造参与型政治文化,发展协商民主,构建和谐社会。     

民间组织：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

民间组织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助推器”。其“助推”功能根源于民间组织的基本属性、“政府失灵”的客观要求、公民社会赋予的“神圣使命”；并且培育民主价值文化、创建公民多元利益表达渠道、克服政府的合法性危机、制约政府权力、提供民主政治发展动力等是民间组织“助推”功能的主要外在表现。     

网络协商民主的发展战略分析

发展网络协商民主亟待增加有效制度供给,完善基本法律法规,提升网络立法的技术性,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拓宽政治参与渠道,减少非制度政治参与,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素质。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有助于培育参与型政治文化,培育公民精神和公民意识,实现向公民的转变。发展网络协商民主是优化政治生态的重要途径,有助于监督公共权力,提升政治权威,维护政治稳定,加强网络监管。     

民主政治视阈下当代公民教育的价值维度

现代社会需要现代公民,公民的生成是现代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建设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公民教育的有效开展,公民教育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主要体现为它在建构政治关系、培育政治意识、引导致治行为、传播政治文化、通达政治民主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从价值维度的层面来考察公民教育,有利于维持我国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水平.     

协商民主与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

协商民主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方政治学界兴起的一种民主理论.协商民主所具有的包容性和民主对话的性质能使决策更具合法性、更值得信任.协商民主作为一种决策模式,是对"聚合民主"模式的一种替代,它能够避免"聚合民主"模式的缺陷,使决策更具科学化、合理化.协商民主对完善公民人格、培养公民美德也具有重要价值.协商民主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主模式构建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要大力完善和丰富协商民主的形式.     

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诊测与剖析

美国学者将公民“政治冷漠病”视为“当代美国政治生活中占据首要地位的最引人关注的问题”，并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病理诊测。其中，罗伯特·达尔和塞缪尔·亨廷顿的分析较为突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方法触摸了美国公民对政治冷漠的一般性病原和浅层性病灶，并为人们提供了透视“政治冷漠病”的两种图式。但美国公民“政治冷漠病”的根本病因是由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权性质、民主结构及思想信念所决定的，是资本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它深刻地表明美国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地包含着它自身的否定因素。     

容闳政治人格分析

容闳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者,是为中国近代化而奋斗毕生的先驱者.他在80多年的忧患生涯里,一直密切关心并积极参加许多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容闳虽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但他自幼就接受西方教育,受西方文化熏陶,他的政治人格并不同于传统的政治人格,较少依附性,较多独立、民主、自由、为人民争取权利的取向.其政治人格最突出的是:融合近代精神的爱国情感、积极的革命意识、民主的价值取向.这些特征已明显带有现代性,具有公民政治文化的色彩.分析容闳的政治人格可以为当代中国的公民文化建构和政治人格的现代化转型提供参照.     

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

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枷锁是前提；“实业化”构成方案中心，民主政治等同于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条件：正确的文化取向则于关乎思想导向，精神动力和智力依托的重要关键。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必然走向及其特色，体现了人民的深切热望     

中国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文化建设

建设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必然要求。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有利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各项政策的出台。同时,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有助于政治人格的健全和完善,有助于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着政治现代化的成效。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我国需要在培育社会主义的民主意识,巩固马克思主义政治价值取向,完善政治社会化渠道,处理好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本土政治文化与外来政治文化的关系,创设精英载体等方面做出努力。     

协商民主语境下的公民参与

在传统民主理想中,公民参与一直居于核心的地位.公民参与的有效性,对于理解民主政治尤其是不可或缺的.20世纪后期兴起的协商民主理论呈现的是一种基于公民实践推理的政治自治的理想.它不仅标志着民主政治理论发展的新方向,而且也使古老的公民参与理想得以复兴,然而它也面临着当代社会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的挑战.     

西方民主政治中的妥协精神

在西方,妥协不仅是民主政治中的常见现象,而且也获得了文化上的认同,在许多国家成为公众和社会珍视的价值与传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妥协被认为与西方社会的两个核心理念———自由、民主有密切联系。就它与自由的关系而言,妥协是暴力之外唯一有效解决冲突的手段,以妥协方式解决冲突是自由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取向,妥协因而被认为是自由不得不付出、并且也值得付出的代价;就它与民主的关系而言,妥协与人民的同意、保护少数等民主政治的核心理念是一致的,妥协精神对保证西方民主政治的健康运行有着重要意义,是民主的重要精神条件。     

日本国会选举研究：历史、理论与启示

日本是近代第一个建立宪政民主的非西方国家,其国会选举始于19世纪90年代,先后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战前官僚权威体制下的“规制民主”、战后初期占领体制下的“强制民主”到逐步走向“法制民主”,并被当今各国政治学者公认为“亚洲最成熟的民主体制”。对日本由“移植民主”向“本土民主”转化过程中,国会选举对其民主政治发展重要性的分析评价,能够为我们认识东亚地区民主化进程的前景提供有益线索。今后,“加强公民教育”、“合理管理选举”、“清除选举腐败”是日本选举政治发展中必须注意的三个问题。     

大国治理中的公民角色：现代民主中“半主权的人民”

本文拟从概述民主的内涵出发,阐释从小国治理到大国治理的演变在政体形态上表现为民主政体的确立,说明宪政民主的本质——我们对民主可以期待什么和不必期待什么,分析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公民身份的内涵之意——公民服从的义务。在大国治理的框架下,以个人自由为价值内核,公民角色经由了从古代到现代的变迁：从全职公民到兼职公民的转变。厘清民主的内涵、辨明公民的角色对于理解和把握当代宪政民主框架中的政治冷漠、消极自由现象有着现实的意义。消极自由亦是一种公民权,现实的、切实可行的民主须承认民众的局限性,同时对民众保留持久的关怀。     

理想民主与现实民主

民主具有两种不同形式即直接民主和代议制民主。尽管直接民主在现实政治中已经基本不具有可行性,但是它并没有完全退出政治领域。代议制民主是现代民主国家的现实选择,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限制自身优越性的负面因素。就民主政治而言,在实际政治运作过程中,存在把直接民主与代议制民主结合起来的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但是就二者的相互关系而言,我们应该仅仅把直接民主作为代议制民主的一个前提或者是有益补充,而不能够把它看做是代议制民主的替代品。     

试析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若干认识误区

作者认为中国自１９８０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任务”以来，就拉开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序幕，政治体制改革一直是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向现代化过渡的社会转型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对人们理解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陷入的认识误区进行了分析指正。指出“民主政治先导论”是一种激进的政治浪漫主义观点，离开现阶段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和发展需要谈民主政治的改革是脱离实际的；“政体改革决定论”将激进的政治体制改革视为解决中国面临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前提条件因而陷入误区；“民主模式单一论”是一种简单、片面的民主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民主政体是现代民主政体唯一的、必然的绝对模式，这就忽视了各国民主政体的不同制度特色和发展的不同道路；“政经绝对区分论”把政治经济简单割裂开来，认为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忽视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早已悄悄地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了这一事实；“政治改革缓行论”认为政治体制改革太难，风险大，应当缓行，忽视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是不会取得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