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县制”的体制性腐败

南京国民政府以《县各级组织纲要》为基础建构的"新县制",虽然号称为"自治的县制",实质上它所实施的仍然是那种"旧"的"官治的县制"。地方治理仍然是集权于上,事财分离。"新县制"实施以后,县各级组织机构膨胀臃肿,人浮于事,压榨摊派,贪污成风,腐败问题十分严重。那是一种不良法制所建构起来的体制性腐败。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论国民政府的地方自治与保甲制度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在基层社会先是试行地方自治,再是推行保甲制度,抗战时期又实施新县制,把保甲组织融入地方自治。自治与保甲在基层社会的变奏,表明国民政府既希望通过自治来奠定宪政基础,又企图利用保甲来巩固基层政权。但由于国民政府始终把加强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放在优先位置,以及当时社会条件的制约,致使自治与保甲均遭受失败。不仅未能实现改良基层社会的愿望,反而加剧了社会矛盾,导致了基层社会对国家的疏离。     

抗战时期川省县长权责的演变及其影响

1939年8月,国民政府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令各省普遍实行“新县制”以推进地方自治。国民政府借地方“自治”名义,逐渐加强中央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力度。随着国家权力向下延伸与扩张,国家基层行政官员县长的职责也相应加重。同时在抗战背景下,由于军事需要,县长承担着不同以往的重任。县长不仅必须努力推进大量本职工作,还必须完成众多兼职工作。县长事繁任重影响着其行政作为的发挥,也影响着民众对县长及国民政府之观感。     

政府史视野下南京国民政府地方治理的异化与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的地方治理,早期托自治虚名,后以保甲为实,到1940年代融合自治与保甲的新县制实施后,地方行政制度基本成型。机构职能混乱,行政人员浮收摊派,过度动员造成政府对地方资源竭泽而渔,民意机构未能有效整合地方社会,基层社会失控。究其原因,国民政府在政府职能构建中进退失据,从统治型行政到管理型行政转型时期,制度变革没有适应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社会管理需求,忽视了来自传统的内生性力量的作用,法治未能确立,现代行政精神缺失,导致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发生异化。     

增强财政自治意识 加强财政自治法制──献给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四十周年

民族自治地方财政自治是指在国家基本的财政体制下，民族自治机关根据《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下简称自治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如税法、预算法）的精神，依照自治条例的规定和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特点，制定财政自治条例或有关法律的变通及补充规定等，组织财政收入，统筹分配财政资金，自主地管理本地区财政事务。财政自治是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机关一项极重要的基本自治权，这项权利反映在《宪法）｝和《自治法》中。《宪法》第117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地方财政的自治权。凡是依照国家…     

辛亥革命后中国乡村控制体制的演变--民国初期的乡制演变与保甲制的复活

晚清时期 ,地方政制变革已揭开序幕 ,辛亥革命后地方政制变革仍承其演进趋向 ,以地方自治和警察新制为方向。然而 ,至 2 0世纪 30年代 ,传统保甲制却复活于地方自治的制度框架内。但保甲制的出现并不是单纯的旧制的“复本” ,而在与自治体制的对接和整合中 ,更多地表现出体制理念和政治实用上的重构性。     

君主制、官僚制、自治制——传统中国政治结构的三层分析范式

对传统中国政治结构进行全景式透析,应把中国政治结构进行分层分析:中央、地方、基层。中央为权力所有者,地方为权力执行者,基层为县级以下主要的资源提供者。概括来说,中央为君主制,地方为官僚制,基层为乡绅自治。君主、官僚、乡绅构成传统中国的三层政治结构,三层各有其特点,又伴生博弈。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     

三新法体制的形成与日本近代地方自治

在日本近代地方自治的形成过程中,由1878年颁布的郡区町村编制法、府县会规则、地方税规则(统称为三新法)和1880年颁布的区町村会法形成的三新法体制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新法体制不仅初步承认了区町村的自治,而且在府县设立了具有预算审议权的府县会,并初步整备了地方财政体系,为后来地方自治的实行奠定了基础。     

清末民初地方自治下的"绅权"膨胀

清代前期,统治者通过兴大狱、禁止士绅干预、介入地方政治等措施抑制"绅权".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实行地方自治,新旧士绅通过担任(州)县、乡镇和村庄各种自治组织的首领人员而结成公共权力网络,实现了组织化.在此过程中,士绅们除了在各种自治性组织机构中行使职权外,往往还以"绅董"的身份和资格组织起来,筹备自治机构选举,推举地方公益机关首领,参议和处置区内治安事务,议决地方财政措施,甚至行使全县的议政和行政权.于是,"绅权"在地方社会中便成为了国家组织之外的另一极社会权力."绅权"同"官权"、同民众权益均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冲突.地方自治制度的实行之所以导致劣绅的活跃和"绅权"的恶性膨胀,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结构的传统性和士绅势力的宗法性.     

对我国民间金融何处去问题之法律思考

民间金融是受我国正统金融挤压下供与求的产物。虽然存在的不一定全部是合理的，但是作为现实的存在物，民间金融反映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内生的问题，如国企与银行之间的粘性关系、金融资源配置的扭曲等。因此，法律回应已是必然之要求，然而基于金融法的第一性价值——秩序与安全，法律松绑是理性、适度而有条件的。     

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地方政府财税合作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要求区域内地方政府问的财税政策从传统的财税竞争转向财税合作。政府间财税合作成为合作机制中不可忽视的一项内容。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实现地方政府间财税政策的协调与合作,要从建立合理的区域税收利益分配协调机制、区域共同财政、区域内横向转移支付制度、区域财政支出监督机制和绩效评估机制入手。地方政府间财税合作的有效实施需要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区域规划的指导和其他政策工具的密切配合。     

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以云南昆明寻甸县为例

县是国家政权结构的基本单元,国家政权行使和行政管理的基础,县对上是宏观经济政策的贯彻者和执行者,对下是县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组织者和操作者。县域经济是以县级政权为调控主体,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的区域性经济,实施县域经济包容性增长"双向三化一体"发展路径,必将历史性地一揽子解决集多民族、山区、贫困为一体的广大中西部扶贫开发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问题。     

公共财政体制下投资审计的创新

公共财政的确立对投资审计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因此,公共财政体制下的投资审计必须创新。具体体现为投资审计制度创新,观念创新,工作思路创新以及审计方法创新。     

明清吴中地区的县衙与社会

县衙是传统中国地方行政展开的基础与重要空间,与县政建设及地方民生之关系密不可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吴中地区,在明清两代中国政治与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里的州县行政既很成熟,又较复杂.本文以县衙的考察为中心,扼要地分析了其内部建构与外在表征在明清两代的若干变化侧面,进而论述县衙与地方社会的内在关联,以及在当世民众心目中的感觉与评判,并藉此透视州县行政与社会关系的地区差异和时代变迁,从而对帝国后期的州县地位和作用进行重新评判.     

我国金融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浅探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存在一系列的问题,与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基本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针对这些问题,应努力采取相关的对策。     

基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理念的财税法师资队伍建设

基于“卓越法律人才”培养理念的《财税法》课程教学,在专业知识和执业技能上对财税法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当前我国高校财税法教学除存在理论与实践脱节外,更关键的问题是师资队伍建设不能适应教学改革的需要。因此必须健全财税法教师的理论教学技能培养机制和建立实践教学技能培训基地,从制度、资金上保障财税法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     

两种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东莞、温州内外资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温州与东莞经济发展道路模式完全不同,东莞发展主要依赖外资推动,温州发展则主要依靠当地民营资本。对两地经济发展的研究表明,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增加居民收入、地方财政贡献率等方面,内资的作用明显大于外资。因此,温州虽然缺少外来投资,但当地民营资本的强劲投资,补充了资本的不足,实现了内源型经济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主动性,其实际效果更有借鉴意义。     

我国农村金融作用农村经济的路径与实效——基于农村金融运行效率的实证分析

农村金融通过影响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影响储蓄率和影响储蓄向投资的转化效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基于内生增长模型和四维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10年我国农村金融运行效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表明:我国农村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与农村经济发展正相关;农村金融相关比率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并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显著的正向冲击作用,而农村储蓄—投资转化率、农村储蓄率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负向冲击。因此,我国应在健全农村金融法规制度,完善农村金融市场体系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农村储蓄—投资转化速度和农村金融相关比率,增加农村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量和质量,培育农村中小型金融机构和农村非正式金融机构,以支持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国外城市地方财政主要来源——财产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

财产税自产生以来就是城市地方政府筹集收入的主要手段,尤其在全球化、区域化以及对区域地方政府实力要求不断提高的背景下,财产税在协调税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顺国家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地方财政、地方税制为出发点,结合财产税本身的特点来分析财产税对地方政府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