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北宋以前哀诔文演进述略

哀诔文诸体是在韵散两大文体的的基础上,于先秦孕育并形成雏形,于汉代逐渐独立,于文学走向自觉的魏晋六朝得到较大发展,于唐宋古文运动走向成熟与繁荣。哀诔诸体因产生于丧葬礼俗的不同阶段与场合,有着不同的功用,因而其体式与风貌等也存在着微妙的差异。     

吊文研究

古代哀祭类文体之一的吊文,由孕育民间的口头文学形式--吊辞发展而来,至汉人贾谊创作<吊屈原文>而终成为体制、表现手法都臻于完善的一种文体.但是由于文体自身的构成的双重性和文体的发展性,历代文人在进行文体分类过程中,经常将吊文与哀辞、诔文、祭文等哀祭类文体相混淆,甚至不把它看作是一种独立的文体.然而,无论是论及文体的起源、行文目的还是行文范围等等,吊文与它们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与要求.     

唐代咏侠诗中的游侠群像

咏侠诗是古典诗歌中一个极为特殊的流品。它产生于汉魏,发展于六朝,至唐达于鼎盛。唐代诗人用慷慨之笔来抒写他们的价值观念、人格理想,将豪迈不羁的精神追求和壮志难酬的不遇悲慨寄托在形形色色的侠客身上。因此,与魏晋六朝时期相比,这些游侠形象更为丰富多彩,更为鲜明生动,主要包括:古代游侠、唐代游侠、另类游侠。     

从《文选》选诔看萧统的诔文文体观

萧统《文选》对诔文的编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诔文文体观。在其文学进化观念的指导下,他所选八篇诔文皆为魏晋以降之作,且多是为亲朋好友而作的私诔,体现了其对魏晋时文时风的推崇。诔文内容以述德和表哀为主,萧统更注重个体哀情的抒发;在艺术上,受当时追新逐丽文学观念的影响,偏好于驰骋文采之作;在诔文体制方面有比较灵活的认识。此外,对楚辞体诔文的选取,反映了萧统对诔文发展演变轨迹的准确把握。     

行状职能考辩

行状是我国古代传记文体之一,其职能随着文体的不同发展阶段而各不相同。在两汉时期,行状具有察举选士的实用功能;魏晋时期则体现了与诔文议谥、述德职能的混同;唐代是文体定型阶段,行状承担了为议谥、作传及撰写墓志铭提供原始材料的作用。     

日本歌学的形成与魏晋六朝诗学

在日本歌学的形成过程中,魏晋六朝诗学有其特殊的意义。本文对和歌“三序”及藤原俊成、藤原定家父子和歌理论与我国魏晋六朝诗歌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影响关系,并分析了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     

浅论《文选》所收诔文的哀告模式

诔文是一种缘起悠久的文体。自汉至魏晋,其体制渐趋于定型,即由序文、颂述德勋、颂述哀情和个体伤情四部分构成的行文模式。由于诔文专门的丧纪功能,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哀告模式。在《文选》所收的八篇诔文中,这种哀告模式得到了集中的体现。考察这八篇诔文,我们发现,诔文的哀告模式在遵循着＂荣始而哀终＂的内在轨迹的同时,也落实在一些具体的文字结构上,比如＂呜呼哀哉＂这一哀叹词的反复出现。通过对于哀叹词出现次数和分布规律的考察,我们又可以发现,体制成熟的诔文在哀叹词的运用上有一定的规律可循,这些落实在文字实体上的符号和标识,在切割和转化文章的结构单元,组织文章的情感轨迹等方面,都起着不小的作用。     

试论魏晋诗赋创作的韵式探索

魏晋时期,汉语语音由上古音向《切韵》音的转折,对诗文创作追求“同声相应”、“异音相从”的声韵效果,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曹植等开风气于先,陆机、潘岳等继之于后,魏晋作家在诗、赋用韵方式上多有探索,不但重视诗、赋用韵表情达意的文体功能同异,也重视诗、赋用韵与文体结构的关系。这种有益探索,深刻影响了齐永明年间沈约、周颙等人倡“四声八病”之说,提出“声律说”,使律化成为诗、赋创作的必由之路。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李陵《答苏武书》的真伪

汉魏六朝书信体文章中,与《答苏武书》文风相似的作品在汉末魏晋时期才较多涌现,作为一个在《汉书》本传记载中仅能撰作质朴楚歌歌辞的武士,李陵不可能写出情采并茂的书信。《答苏武书》当系汉末魏晋人拟托之作。六朝人论文、选文大力标榜“情采”,自汉至梁同情李陵的声音绵绵不绝,是《答苏武书》在六朝及后世受到注重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渊源及形成轨迹

我国古代文学家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西周至春秋、秦汉、魏晋,刘宋四个重要阶段。文学家族形成的时限当为刘宋初期,其判定应当从历时的延续、共时的创作、时限的前后三个方面来确证。     

中国古代涉海小说叙事流变

涉海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类型, 从六朝至明清时期均有诸多相关作品。根据小说中海洋叙事元素的发展变化,可以将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的发展历程划分为孕育期、发轫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四个时期,其中先秦至两汉时期为孕育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发轫期,唐宋元时期为发展期,明清时期为成熟期。通过梳理中国古代小说海洋书写发展脉络,可以看出中国古代涉海小说经历了从想象之辞到可信知识,从神话到传说到纪实到自觉文学虚构的叙事流变。     

论人物品评与魏晋六朝文学创作

人物品评作为汉末魏初一种特有的时代风尚,在魏晋六朝时期经历了从政治性到哲学性和审美性的转折变化。而后者从作家的创作个性、文学情感的张扬、人物与自然美等方面,对魏晋六朝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入而广泛的影响。     

虚构与汉魏六朝杂传的小说化——从《雷焕别传》说起

检视汉魏六朝时期的杂传,多如《雷焕别传》,常羼杂有虚构性的内容和情节,通过这些具有虚构性质的内容和情节凸现出来的人物形象,也具有了明显的虚构性特征。可以说,虚构性已是汉魏六朝杂传的重要特征。而虚构性无疑使得汉魏六朝杂传渐离史传,并在不知不觉中趋进了小说。     

岭南汉唐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其内容包括岭南的远国异民传说、山川湖泊传说、动植物传说和奇珍异宝传说。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在艺术上，两汉叙事粗陈梗概，语言质朴；魏晋南北朝叙事完整，语言渐趋优美；唐代叙事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     

论“魏晋风度”形成之独特环境和个体因素

针对“魏晋风度”迅速式微的事实,从“魏晋人物”所处社会政治、经济环境与个体因素诸方面进行分析,汉末、曹魏与司马氏统治时期严苛的社会政治生态,“察举制”、“九品中正制”为主的官僚选拔制度,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门阀体制下“魏晋名士”独特的家世、形容、才情、少年风范等因素的综合,是形成“魏晋风度”的必要条件。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文笔论

文笔之分是六朝文学中的一个特殊现象,本源于两汉时的文学文章之分。随着晋代文章总集编选的兴盛,文体辨析遂显示出其必要性;再加上魏晋时骈文初步形成,与散体文逐渐分途,并得以进一步发展。此二因素应是文笔之分出现的前提与条件。具体而言,六朝时的文笔,应包括“文学”中的文笔和“文章”中的文笔两种含义。前者是从文学性质上区分的,而后者则是从文章形式上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