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社会理论看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

后现代社会理论认为,由于知识分子拥有社会秩序的维持和完善极其需要的知识,因而能够将知识与权力融为一体,并超越阶级的限制,成为对社会核心价值强烈关怀,促进社会进步的“立法者”。但在多元主义盛行的后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立法者”地位受到动摇,他们只能成为“阐释者”。在当代中国,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应该充分发挥“阐释者”的作用,对和谐社会的构建起到应有的作用。     

论网络语言的后现代文化内涵

网络语言的许多特点暗合了后现代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内涵。具体表现为:网络语言自由解构语言规范的特点体现了后现代“去中心”、“去权威”的文化精神;网络语言充斥大量数字语的特点,体现了后现代“数字化”、“计算机化”的知识特征;网络语言倾向于简单直观表达的特点,体现了后现代“平面化”、“表层化”的思维模式;网络语言盛行“大话”式言语的特点体现了后现代“游戏化”、“娱乐化”的文化风格。     

后现代差异理论:“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石

“文化研究”继后现代主义之后于 2 0世纪晚期在理论界异军突起 ,它将后现代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本文认为 ,后现代理论主要包括福柯的知识和权力理论、德勒兹等的欲望的微观政治学、德里达的语言学 (或称解构理论 )和鲍德里亚的后现代文化理论、利奥塔的公正与差异理论等。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是关于差异的理论。正是因为主张差异和多元、反对同一性所构成的权力话语 ,使得后现代理论成为“文化研究”的思想法宝。“文化研究”在将后现代理论作为理论基石的同时 ,又有所超越和建树 ,从而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     

知识分子悲剧精神消解的图式——以阎真小说中的知识分子为个案

阎真的小说以当代知识分子作为考察对象。处在市场经济语境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受后现代文化思潮的蛊惑,纷纷弃守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经历了一场从"自恋"到"放逐"的精神蜕变。他们在与世俗言和、妥协的过程中,丧失了"向死而生"的悲剧精神。阎真小说中知识分子悲剧精神消解的图式表现为从"介入"到"逃避"、"杀死自己"、"弑父"这三种形式。     

转型时期的文化战略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

站在世纪之交的门槛上,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制订我们的跨世纪文化战略?知识分子应当何去何从?在这个“后”字泛滥的时代(“后现代”、“后社会主义”、“后哲学”、“后文化”、“后批评”、“后新时期”……),我们是否应给知识分子也加上一个“后”,或者正如有人所危言耸听却又不无道理地指出的知识分子这个阶层将化为乌有?     

后现代话语播撒与中国文化过滤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出现了半个世纪,进入中国已经20年了。如今,这一思潮的发展已经从哲学美学和文化领域进入经济法律、日常生活领域,甚至进入了国际政治和科学领域,从而使上世纪诸多争论不休的问题,变得更为复杂。面对这些深层次和表层次问题,需要从根源上弄清问题的实质,厘清不同思想家的后现代精神走向,从而给人一种较为清晰的后现代谱系学脉络。一、后现代主义的源起与文化意向“后现代主义”这些年在学界热了起来,不管是强烈的批判者,还是积极的支持者,对“是不是有后现代”,“什么是后现代”这类常识问题已经不再感兴趣,而是面…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文化思想视角

本文提出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概念的基本理解,并尝试从文化思想角度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表征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进行了初步分析,特别是在此语境下对“人”的理解作了新的反思。     

闻一多“文化的国家主义”再读解

本文试图超越简单的价值判断,对闻一多曾经提出的“文化的国家主义”这一思想现象进行重新读解和审视。“文化”的立场反映出闻一多作为一类知识分子典型的精神特殊性,而他对“国家主义”思潮的接受与看取则折射出时代背景加诸于那一代知识群体在生存处境和价值取向上的某种本质共性。在“文化”与“国家”的关系中,前者的人属性与后者的本质性所构成的精神紧张最终决定着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宿命。     

福柯的话语批判理论与知识分子职守

在回应后现代理论视角下对于知识分子职守和使命的消解论述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后现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传统的知识分子始终受到话语机制的困扰,因此知识分子已经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从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职守。但事实上,从启蒙与知识分子的现代产生看,消解权威和守护理想是知识分子永恒不变的职守。这是后现代条件下无法消解的理念,知识分子的话语批判理论不过为知识分子消解自身的权威提供视角而已。     

重建社会重心:近代中国的“知识人社会”

在传统中国,士大夫为四民之首,宋明以后形成了一个“士绅社会”。晚清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士大夫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士绅社会”逐渐转化为“知识人社会”。这一“知识人社会”拥有学校、社团和传媒三个重要的公共建构,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文化影响力空前地提高。然而由于“知识人社会”的独立性质,又使得知识分子们与社会发生了制度性的疏离,以至最后自我边缘化,无法重建社会的重心。     

知识分子“脱贫致富”的理论依据——试论我国社会宏观控制的一个重要“盲点”

在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开放由点到面、由浅入深地展开的同时,知识分子的“相对贫困化”,以及知识产品的“疲软”现象构成了一种影响改革主旋律的不和谐之音。愈来愈多的致力于变革中国面貌的领导者和企业家们已经注意到了与知识分子的活动密切相关的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后劲”问题。因此,必须重视和探讨知识分子是否存在着“脱贫致富”的问题,以及如何开放各种渠道     

论当代知识分子的批评者角色

市场经济在中国的发动,使知识分子向来清晰的批评面目变得模糊起来。从此,知识分子在被边缘化的同时,又作出重建知识分子权威的努力,这体现在批判精神的再度崛起上。然而,学院化的生存环境使得知识分子从过去“为政治而学术”的老路走向“为学术而学术”的新途,这使得知识分子的批评功能有所退化。与此同时,在日益严重的专业化和市场社会中,实利的价值考量和反权威的后现代倾向给知识分子的公共言说资格和效力增添了新的障碍。     

陈寅恪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承担

陈寅恪的学术研究、诗文创作和为人处事,均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承担密切相关。本文从三个方面讨论陈寅恪关于“知识分子人格承担”的理论及实践:忧虑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诠释从“常感受痛苦”到“终于消灭”的悲剧性历程,执著于“独立精神与自由意志”而成为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文人、士和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原是一个外来词,习用已久．但过去似乎并没人对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及其来源,进行过探究和说明;于是,无论是主流话语还是普遍共识,都把有知识有文化的人统统称作知识分子,文化知识多点儿的还被称为“高级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指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论断,是对我国知识分子在认识上的重大突破。从精神产品的形态看,精神生产可分为知识的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再生产、社会管理、文学艺术的生产。达四者以高度的科学文化为纽带而互相关联着,共同形成知识分子开拓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和手段。 1.关于精神生产中对知识的再生产所谓对知识的再生产,就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发展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基础理论,继续探索自然、社会、思维的发展规律和与之有关的一切学问。     

论知识分子的“后现代”命运

理性信仰破灭,精英文化终结之后的后现代,把知识分子推向了大众文化。在面对人之死、主体之死的边缘化中,多向度、全方位地批判总结历史的馈赠,找到人类先天文化意义及行为准则,弥合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人为鸿沟,则是知识分子的后现代使命和命运。     

今天我们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社会的知识人？——从知识人与知识分子比较谈起

本文以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有无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为契机,讨论了知识人与知识分子的异同,也揭示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之特征。本文认为,知识分子是指19世纪从法国人左拉出现以来的一个特有知识阶层,其最大特点是,除了用知识为己谋生或为自己政党、国家和民族等谋利益外,还有一种淡定的超越精神和勇敢的担当精神。他们愿意也能够在与社会公义和人类公义相关的公共事件或重大事件中＂做声＂。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显然不可能有知识分子出现而只有大量的知识人。中国古代知识人是宗法制和皇权主义专制的产物。这个体制使所有知识意识形态化,也使所有知识人侏儒化。     

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及存在的缺陷

在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向过程中,文化研究以反对文学艺术的自律为契机不断发展壮大;但是在消费文化语境中和现代与后现代的断裂处,文化研究必然出现种种弊端。知识分子为了改善边缘地位,利用文化研究使自己重返中心,这也使得文化研究染上功利性和偏激的文化情绪。从文化研究兴起的原因和存在的缺陷中可以看出,彻底的边缘化是知识分子和文化研究的必然出路。     

九十年代小说走向再认识

本文首先从新时期的小说流变来考察“后现代”文化理论和“晚生代”写作的背景；然后从“后现代”和“晚生化’消解悲剧美学精神、颠覆小说的文化批判功能入手，剖析了当今小说述历史而动的文化虚无主义新走向，从而达到重建小说“五四”文化批判风范、恢复人文理想的目的。     

“转化性知识分子”:教师在公民教育中的角色担当

教师作为学生的公民品格及批判精神的培育者,需要发挥出自身的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与批判精神,从而成为学生的公民榜样.教师作为“转化性的知识分子”,意味着教师要超越既定的课程知识及价值体系的藩篱,从单纯的知识授受者“转化”成为一名具有批判意识、关怀意识和公共良知的公民.教师不能把自己矮化为教育流水线上的“操作工”,而是要把教育工作“转化”为具有显著的批判性与创造性的智识工作.因此,教师需要与学生建构一种以公共性、民主性与批判性为基本特征的学校生活,培育学校生活及课程教学中的公民伙伴关系,引导学生的公民品质和公共精神的发展,最终实现公民教育的目标与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