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流寓辽东士人之遭遇及其影响考论

东汉末年,中土动乱,辽东成为一个重要的流民集聚地。流寓辽东之人口,不仅有数量颇多之下层移民,而且有一批“越海避难”的山东儒学名士,如邴原、管宁等,皆为汉魏之际的精英人物。他们在辽东,与割据统治者公孙度父子保持距离,不屈从,坚守士人的严正立场,主要致力于儒学教育,推动当地社会风俗的变革,从而在乱局中承担起自身的文化使命。     

明代辽东边墙之新安关

在辽宁省开原县庆云堡西十里的地方,有一称为“双楼台”的地名。此处便是距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的明代辽东边墙新安关(亦称西关)的遗址。因是新安关门楼坍塌后的两个座基,后人称之谓“双楼台”。新安关原是开原境内西部平原上辽东边墙的一个重要关隘。辽东边墙始建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是为防御游牧于开原西北之兀良哈等部的扰掠而修筑的。但是,此关同时也是兀良哈等部与内地汉族通商互市的一个通道。新安关原是建在土丘上,其座基为两个土台。据清代咸丰年间《开原县志》记载:“每台高约五丈,下垒红石,上砌古砖,南北对峙,相距丈余,中设复道以联之,道下有门。”这门即是新安关的关门,是边墙内外通行的必经之路。关门是券形的,除有两     

古代福建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探略

我国与日本一衣带水之隔,二千多年前,中日两国就有了友好往来。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与日本经济文化交流更显频繁。(一)据《文献通考》卷324说:日本人“初通中国也,实自辽东而来,”“至六朝及宋,则多从南道。”日本与中国南朝约60年间往来共有八次。我国劳动人民因避乱或谋生大量移居朝鲜,也有不少东渡日本,有的自东冶(福州)出海,经夷洲之北,过琉球到达日本。他们为中日两国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小云南"地理位置考

山东胶东半岛及辽东民间部分居民称其祖先来自"小云南"、"乌撒卫"等地."小云南"在何处,国内学术界说法不一.被称为"千古之谜".历史文献中关于云南省祥云县(古云南县)即"小云南"的多处记载和祥云县"小云南"的民谣及胶东民俗,证实"小云南"确在云南,这个"小云南"即古之云南县,今之祥云县,它以相对于古代的云南郡和后来的云南省而得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实际存在并可从历史文献中查到的地名,云南省"独不见‘小云南'之记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并不存在具有相对稳定的、实际存在并可查到的"小云南"地名.也不能以称其先辈来自"小云南"者现为汉族而否认"小云南"在云南省.古代云南人外迁,既有北向、东向进入内地的,也有南向由元江一红河航运,经越南等地泛海迁移至山东的.     

近世中日朝海禁比较

将近世中日朝“海禁”问题置于“东亚海域”和“文明冲突”两个视角中进行比较,既是一个新的尝试,同时突显了新的意义。在“东亚海域”视角下,中日朝“海禁”呈现共存、互扰和矛盾的特征;在“文明冲突”视角下,中日朝“海禁”都经历了因中华文明而“禁”,因西方文明而“开”。在禁与开的过程中,中日朝面对“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所分别表现出了不同的反应,由此而引出近世“海禁”对当代的启示。     

七七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经济扩张

<正> 自1914年侵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后,日本一直以山东作为在华北侵略扩张的基地。“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期间,日本加紧了对华北的经济掠夺和控制,山东更是其经济侵略的重点之一。本文拟就这一时期日本掠夺山东的计划及实施情况作一初步探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酝酿制订掠夺华北计划的过程中,对山东的经济地位尤为重视。首先,山东与旅大遥遥相对,扼京津之门户,不仅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而且山东与东北历来人员往来频繁密切,经济贸易互为依存,是建立所谓“日、满、华北经济区”必不可少的重要区域。其次,山东的资源丰富,尤其是煤、铁、棉、盐,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图谋攫取的重要战略资源,被日本称为“两黑两白”。加之山东交通发达,有青岛、烟台、     

春秋时期“县”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态

春秋时期的“县”有县鄙之县与县邑之县两种基本涵义。春秋早期的秦县为县鄙之县 ,其与西周时期推行封建之制而形成的“国”、“野”之间的地域差别有关。《周礼》所载县制资料有一些西周、春秋时期历史的真实内容。同《周礼》所载县制情形最为接近的为春秋时期齐国的国野分治之制。春秋时期的晋国之县多作为封赏卿大夫的采邑 ,带有颇为浓厚的封建制因素的残余 ,其组织管理形式直接反映了春秋时期晋国政治在新旧政治制度相互对立的总体框架下 ,按照辩证的法则向前发展的客观史实 ,以上内容构成了春秋时期晋国国家结构形式的部分内容和若干时代性特点。春秋时期的楚国较早以大邑为县 ,楚国之县基本上是建立在新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制度的基础之上 ,楚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对其直接进行管理。战国以后 ,楚县逐渐开始由边地军事重镇向地方行政区划转化。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县开始了由县邑之县向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的郡县之县的转变。     

《明代残档》简介

辽宁省档案馆所藏的明代残档,包括明辽东都司、山东备倭都司和明兵部等三部份档案,共一千零八十卷。其中又以辽东都司的档案为最多,约占全部明档的五分之四。年代从洪武到崇祯,其中以嘉靖、万历两朝较多。这部份档案是努尔哈赤进占辽阳后收集起来的,后搬移到了沈阳,被当成废物而利用。有些被裁剪成马鞍形做了信牌袋的衬里,有些则被裱糊在屏风上。解放后,在沈阳故宫清理出这些档案,根据其来源人们习惯上称之为“信牌档”和“屏风档”。又因其残缺破损严重,也习惯地称之为“明代残档”或“明辽东残档”。     

明代沿海城镇对日贸易浅谈

一明代中后期,也就是自嘉靖中期至明末,随着中日官方贸易的断绝,两国的民间贸易却出现了一个大发展的趋势。自嘉靖二十八年(1549)以后,明政府以东南沿海受到倭寇骚扰为由,中断了官方的“勘合贸易”并厉行海禁。但两国商人则千方百计冲破海禁,互通有无。特别是在东南沿海一些城镇,这种交往达到了高潮。在浙江的宁波,由于受到传统的勘合贸易的影响,两国商人往来频繁,还出现了专门与日商交往的商人团伙和店铺,尽管在官方贸易断绝之后,来     

皇太极处理满汉民族关系的政策

<正> 1626年(天命十一年)努尔哈赤的继承者皇太极承继皇位。当时,后金三面临敌:南有强敌明朝,西有叛服不定的蒙古,东有与之为敌的朝鲜。内部满、汉、蒙几十万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都聚集在辽河东、西。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满族统治者内部等等各种矛盾都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后来,又数次入关掳掠了上百万人畜,辽东汉人一下子几倍于满人。如何稳定汉族人的民心几乎成为后金胜败存亡的关键。面对“邦家未固”的局面,皇太极意识到“治国之要,莫先安民”。因此,他即位之初,就强调“满汉人民,均属一体”,特别注重消弥和缓和辽东满汉民族间的矛盾。1626年(天命十一年)皇太极即位的当年,就屡下谕旨,强调宽待辽东汉人,“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今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强调满汉一体     

嘉靖年间广东的海盗

明代历朝广东都有海盗，但以嘉靖年间最多最盛。所谓“考海息见之载籍者莫剧于嘉靖之世”，决非偶然。这是明朝政府厉行海禁造成的，构成连续几十年的禁海与反禁海的斗争。早在明初，朱元漳就实行海禁政策，严禁浙江、福建、广东各省沿海之人出海“通番”，但是，“国初，两广·漳州等郡不逞之徒，逃海为生者万计”（张宜《西园闻见录｝）卷五十六），其中广东违禁下海到国外做生意的人远到东西二洋，一些人还侨居国外，成为华侨。如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新村的村主就是广东人（《明史·外国五》）。侨居在旧港（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     

宋元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何以樯倾楫摧——明朝之百姓“片板不得下海”国策探析

宋元两朝初步形成了海陆双重帝国架构,但伴随着明朝实施百姓“片板不得下海”(海禁)国策,这番景象随之冰消瓦解。该国策之产生,缘于“明太祖本以元末奸民起事”,故“时时以防民防边为念”(雍正帝语)。“防民”是提防可能取而代之者,朱氏通过戮尽功臣并借此废除丞相制以集权后,其防范重点便转移到士人与百姓身上,尤其是格外防范海商、渔民与游民。“防边”有二：北元与倭寇。因元顺帝及子孙不但拥有标志着王朝正统性的传国玺,还始终没有放弃大元国号,拥有强大武力,逼得明朝修筑万里长城来防范。至于倭寇,明朝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却对“长于陆战,短于水战”的倭寇,非但不主动出海犁庭扫穴,反而沿着海岸线修筑防海卫所,借此隔绝民众的海上事业与外贸。“防民”是明朝实施海禁的底层逻辑,可能取朱家而代之的明朝官民、北元王朝均是其“心腹之患”。与之相比,倭寇则属“癣疥之疾”,因为乌合之众的倭寇对明皇权并不构成实质性的威胁。恰恰是这一点,倭寇便成为明廷可资利用的道具。因为只要倭寇存在,朝廷就有了对百姓海禁、让皇室与官府借此垄断海上贸易的理由,这也是各类真假“倭寇”能与强大的明朝共存200多年的内在原因。     

晚明九边粮料召买——以辽东镇为中心

万历末年,随着后金与明朝战事爆发,辽东集结大批军队和马匹,为解决粮料供应,明政府在山东登莱地区实施召买制度.从万历四十六年战争爆发到天启元年沈阳失守,辽东一带的粮料主要由山东筹集.在召买粮料过程中,山东地方有司、户部、督饷大臣和辽东边镇之间展开激烈的争论.晚明时期,随着明代中央政府政治控制力的衰败,在户部和地方的博弈中,户部往往处于劣势,最后只能以妥协而告终.     

略论明代辽东城镇的兴衰

“辽东”一向被称为明代的“京师左臂”战略意义极为重要。本文试就明代辽东地区城镇发展与衰落的历程作一简要的探讨,从一个侧面探索其古代城镇发展的一般规律,加深对中国封建社会演变的认识,也不无俾益。     

“跨文体”与“永远的两难”——论莫言长篇小说《蛙》的双重结构

2012年底著名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无疑为中国文学赢得了“世界的掌声”。同时，就像福克纳致力书写的“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莫言致力书写的山东“高密东北乡”也赢得了“世界的关注”。     

“玉石之路”初探

“玉石之路”初探臧振陕西师大历史系由博望侯张赛凿空，中原与西域商旅往来，相望于道，是为“丝绸之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研究先秦史的学者则多认为，先秦时期中原与酉域已有了往来，不过那时还称不上“丝绸之路”。这条道路究竟何时开通、开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郑玄史迹南城考

郑玄史迹南城考唐仕英，王相臣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市）人，东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后汉书·郑玄传》记载，郑玄曾＂游学于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后客耕东莱，杜门注疏。黄巾起义时，他避难于徐州。时至今日，其足迹多不可考。然在今山东平...     

辽祺州访察记

一祺州,是辽代东京道所属的一个州。《辽史·地理志》记载:“祺州,祐顺军,下,刺史。本渤海蒙州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州,后更名。隶弘义宫,兵事属女真兵马司。统县一。”又“庆云县。太祖俘密云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州县同治一城,为辽州支郡。《金史·地理志》记载:“咸平府统八县”庆云为其一,“庆云,辽祺州祐圣军,本以所俘檀州密云民建檀州,密云,后更名。有辽河。”金王寂《辽东行部志》云:“戊午早,解鞅于庆云县。县本辽之祺州,皇统间始更今名。”《辽东志》卷一《地理古迹门》载:“庆云县开原城西八十里,有塔存焉。”     

中西小说的渊源与形成过程

中国古代“小说”这个名词最早见于＜在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指的是与法＊宏论相反的琐眉之谈，不具有文体的意义、东汉初年，桓谭在＜新论＞中说：“苦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洽身理家，有可观之辞。”首次在文体意义上运用“小说”这个词。稍后，＜汉书·艺文志＞也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种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所谓“街谈巷语、道听涂说”，也就是“丛残小语”，就是琐属的形式短小的“短书”。这一观念，后来因袭下去，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人对“小说”的一种根深蒂固…     

乃颜—哈丹事件与元丽关系

十三世纪初，蒙古势力崛兴于朔漠。1260年忽必烈继位后，将统治重心南移至汉地，有意吸纳汉地的政治制度。然而，体制的改革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与传统势力发生矛盾。以元辽东地区为例，在“户不下数万，诸王、国婿分地所在”①的辽东实行行省统治，无疑要触犯到请王的传统利益，以此之故，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以乃颜为首的部分东道诸王公开叛元，反抗元朝中央对其铃束，史称乃颜之乱。乃颜之乱是元朝削藩改制的大事，早为研究者瞩目，并多有评论。然而元朝平定乃颜等叛王的影响并不限于辽东，此事给元朝东藩高丽带来强烈振荡，进而对元丽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