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时间与空间 --以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的时空背景为例

本文从中国近代史研究之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的交互性出发,探讨晚清海防与塞防争论发生的时空背景。陆海复合国家的形成,海防与塞防并存,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逻辑起点和时间起点;沙俄和日本的崛起,“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是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空间背景。时空互动下,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是传统与现实之争。     

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

距今百余年前,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清政府内部曾就是否恢复我国新疆领土问题展开了一场影响极其深远的重大争论,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塞防”与“海防”之争.前者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根据当时列强在侵略中国过程中协以谋我、此呼彼应的特点,得出了“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的结论,坚决主张收复新疆领土,提出了“塞防”与“海防”并重的论点.后者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为代表,他在一八七四年底就首先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并以大办海军需用大量军费作借口,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     

如何看待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三十一号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长期以来,这场争论被史学界视为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其实质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和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两大敌对思想体系间的斗争。而近年来,有的学者却又否认它是一场"政治论战",认为只是一场"平等的学术讨论"。然而,究竟哪一种说法更符合历史本来面目呢？我们应该从历史的事实中去寻求答案。一、为什么说是一场政治论战应该讲,单纯将这场争论看作是以李大别为首的马克思主义与以胡…     

学术视野中的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

晚清海防与塞防之争进入学术视野,始于蒋廷黼的《中国近代史》.此前它曾是奏折中的"海防议";之后近30年,它一直被"性质之争"所困扰:历经淮系与湘系利益之争、爱国与卖国之争和两种策略之争三个阶段.至20世纪末,在近代化视角下,关于海防与塞防争论的研究,摆脱了"性质之争"的局限,研究空间得以拓展.     

浅论“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性质

五四运动后,我国思想界各派学说竟起,以胡适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和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争论。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通过考察当时的历史背景、胡适固有的民主和自由思想以及胡适与李大钊的关系可知,这场争论实质上是新文化运动中发生在学术界的一场充满自由平等氛围的争论,胡适＂问题与主义＂的矛头不是指向马克思主义,而是指向当时中国学界不够科学的各种思想方法。     

江湖骗术

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南霸天罗思鼎曾以史学“权威”自居;其实,他们只不过是玩弄江湖骗术的跳梁小丑。罗思鼎在《论北宋时期爱国主义和卖国主义的斗争》这篇黑文中,为了论证北宋亡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卖国主义儒家路线,煞有介事地引用了清人李堞的《阅史郄视》里一     

论“问题与主义”之争前后的李大钊思想 ——对争论性质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国内学界对所谓“问题主义”之争的叙述和评价一直受到某种既定认识的误导 ,以至混淆了这场论争的性质。本文通过对争论当事人之一的李大钊在“五四”前后思想的细致论述认为 :“问题与主义”之争发生前后的李大钊与胡适二人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个人关系方面都没有什么实质性分歧 ;李大钊的质疑辩难与胡适的积极回应实际并非针锋相对 ,而是实现了一个完整的认知建构 ;至少到 1 92 3年初为止 ,李大钊的思想中依然不乏可以与胡适思想共鸣的因素     

"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问题与主义"之后的"主义与主义"之争

“新青年派”知识群体自“问题与主义之争”之后,便一步一步走向自我剥离的里程。送走杜威迎来罗素,南下的“新青年派”同仁以陈独秀为龙头与以张东荪为首的自由派思想者展开了一场关乎中国现代性道路的论争。归根结底,这场争论还是英美派和法俄派知识分子对十字路口不同路标的执意导引。回到历史现场,那场知识与心理的竞赛在思想深处映照并启迪着中国当下的知识界:特色中国需要中国特色。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

“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再评价李安增刘煜五四时期“问题与主义”关系的论争，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史学界曾给予长期关注与评说。一般教科书和多数论者认为，在论争中胡适向马克思主义发动了“猖狂进攻”，是“恶毒的挑战”，这场论争是“两种敌...     

略论晚清的海防塞防之争--以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考察

中国是陆海复合型国家,兼具海陆地理特点,其国防战略不能不受这一特点的制约.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内部出现了海防塞防之争.争论的结果使中国传统的以塞防为主的国防战略转向以海防为主的国防战略.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塞防的根本问题是确保陆权,海防的根本问题是发展海权.国家战略资源的有限性使中国不能二者兼顾,必须正确处理确保陆权与发展海权的关系.晚清的海防与塞防之争为当代中国提供了有益的经验教训.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在我国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这场斗争表现为多种形式,从无声到有声,从论战到枪战,未曾间断。 1919年马列主义刚刚传到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潮流就分成两派。一派以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传播马列主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另一派是以胡适为首的“文化人”,马上出来反对,提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认为谈“主义”是阿猫阿狗都能干的事。两条道路之争自此开始,逐步升级。从使用批判的武器,直到使用武器来批判,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与国民党进行武装较量,最终取得胜利,成立了社会     

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必然会走向康德主义

不能把“思维与存在同一性”与辩证法的同一性对立起来而否认思维与存在的对立统一思维和存在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这是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问题争论的实质,尽管有些同志故意模糊了争论的焦点,把问题说成是“名称之争”,“唯心主义用语与唯物主义用语之争”,“对经典著作词句理解不同之争”,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一大堆争论问题中看到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思维     

对《物权法(草案)》若干争议问题的探讨

目前理论界围绕《物权法(草案)》的争论可以说是一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这些争论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物权法的使命尚未达成共识。我国应在借鉴大陆法系物权法和英美法系财产法的基础上明确物权与财产、财富、财产权的含义与性质,这是正确理解物权法相关制度的关键,也是平息物权法制定过程中有关争论的关键。     

只有唯心主义才承认存在与思维的同一性——和王若水同志商榷

一、分歧在哪里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国哲学界展开了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有陈伯达和康生插手,他们无中生有,谣言惑众,逐渐把这场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政治迫害。粉碎“四人帮”之后,杨献珍同志才有机会发表文章,进行答辩,直接阐述自己的见解,这对于我们了解争论双方分歧的焦点和实质,无疑有极大的帮助。分歧在哪里呢?     

量子力学的辩证法

1.在现代科学中,由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引发的哲学争论最为激烈,直到今天仍没有迹象表明这场争论会在近期内结束.2.哲学界大多数人都把这场争论视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有人认为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是唯心主义的,比如金观涛、何祚庥都认为量子力学否定了客观实在性.金氏赞同唯心主义的立场,何氏批判之.也有人说哥本哈根派的诠释是唯物主义的.之所以会出现“见仁见智”的局面,一方面与以玻尔为代表的哥本哈根诠释过于深奥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不同的争论者各自戴着不同的“眼镜”——唯物论的、唯心论的、机械论的、辩证论的等等.我认为这场争论的实质并不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争,而是辩证法与形成上学之争.因此,我们不仅应当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去评价量子力学,还应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研究它的思维方法.很多对于量子力学的哲学误解,都源于忽视其中的辩证法思想.只要我们比较一下经典力学与量子力学在思维方法上的差异,就会明白玻尔等人的诠释不是唯心主义.而是蕴含着深刻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罗森菲尔德称赞玻尔是辩证法的大师,是实情而非溢美词.范岱年教授曾撰文列举大量材料证明玻尔是唯物主义者.本文通过与经典力学对比着重介绍量了力学思维的辩证法.     

英国新左派运动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之争及其反思

上世纪50年代后期,英国新左派理论家在新左派运动形成之初开展了一场关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争论。这场争论主要涉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内涵、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如何构建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问题。此次争论促进了新左派运动内部的理论革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内容,推动了英国新左派运动和西方伦理学的发展。就其实质而言,这场争论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进行本土化的一次尝试,它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理解偏差。     

“赵汤之争”的表演性与任璧莲对“亚裔感性”的消解

亚裔美国文化界由1976年汤亭亭出版的《女勇士》所引发的“赵汤之争”旷日持久,它折射出赵健秀对如何建构“亚裔感性”的不断深入思考和此理念的斯皮瓦克式“策略性本质主义”实质。这场有关亚裔美国身份认同内涵和建构之路的论战双方事实上形成共谋关系,双方的争论是文化表演,它以奇特的方式促进了美国亚裔文学的长足发展。亚裔文坛后起之秀任璧莲在“赵汤之争”大背景下努力寻找第三条通向“想象的共同体”亚裔文学建构道路,她的努力使得“亚裔感性”更趋复杂化,甚至有消解的危险。诚然,“亚裔感性”的悖论在于它是临时性的“策略性本质主义”口号,它是种族歧视的对抗话语,它的提出最终目的却是为了取消其本身。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与福建事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分期问题的论战,是三十年代初期由现实政治斗争直接引发的一场思想理论大论战,当时中国的主要政治派别,几乎都卷入了这场争论。这场论战同国共之间斗争以及同中共与托陈取消派斗争的关系,有人已作专文评述。但是,有一个问题以往多被忽略,这就是,通过这场思想论战,国民党     

“问题与主义”之争九十年回顾与思考

1919年,胡适发表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时评,引发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长期以来,"问题与主义"之争被定性为"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争论"。本文从论争双方对"问题"性质的界定、解决"问题"方法、"主义"的两面性即理论与实际两个不同层面以及"问题"与"主义"的孰先孰后等方面对90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思想学术脉络进行了重新梳理,提出"问题与主义"论争主要还是从理论角度展开,并未从实质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只是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和研究方法。自五四至今,对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各种问题和主义旗帜的探索,实际上从未停止。本文认为早些年我国学界将其纳入"中共党史框架",按照"革命史范式"解读这场论争的论说有失偏颇,认为除政治意义外,"问题与主义"之争尚有更深远的学术思想文化意义有待挖掘。本文还从今天中国现实出发,指出重新思考"问题与主义"论争的主旨和意义,在于注重实践,破除"假、大、空",在于思想解放。     

乾嘉时期考据与文学之争的源起考辨

考据与诗文之争是乾嘉时期一个突出的话题,这一论争往往被汉宋之争所掩盖。考据与文学之争最早发生在袁枚与惠栋之间,双方争论的焦点是文学与考据的优劣问题。袁枚与惠栋的争论发生在考据学发展初期,这场争论强化了后世文学和考据学的学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