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朱熹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诠释问题的考察

朱熹关于《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的诠释主要有以令解命、以理解性、以循解率、性体道用这几个方面,其中以理解性、性体道用是朱熹经典诠释的重要发明。然而这两条原理与《中庸》文本本身的含义和适用有一定出入,虽在朱熹理气二分、理一分殊等理论结构中能得到恰当调和与说明,但与《中庸》本义还需加以区别理解。     

中晚明时代“生之谓性”解释的新动向——以阳明学为中心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生生"问题正成为学界热议的一个学术生长点,这场议论所关注的主要是易学天道生生的观念问题,而鲜少涉及人性论域中的生生问题。其实,以告子"生之谓性"为标志,生的思想至少在前孟子时代便已流行,只是此说遭遇孟子批评之后,便被排除在此后儒学思想的主流之外。但在宋明新儒学时代,"性与天道"被置于生生论域中重新思考,程颢以仁体生生的思想为基础,进而对告子以生言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理论同情,为告子"翻案"埋下了伏笔。中晚明时代的阳明学及其后学对生之谓性展开了全面重估,以易学生生观来重估生之谓性的意义,揭示"生"既涵指天道生生,更有生命创生的本体论意涵。中晚明以降这股"告子翻案风"内含有关中国哲学传统中"生生"问题的价值重估,值得省思。     

性善说的困难——以《孟子·告子上》为中心

孟子与告子有过数次辩论,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是关于人性善恶的问题。孟子道性善,以为人性先天地、普遍地是善的,但在论证上还存在不少问题。在杞柳之辩、湍水之辩中,孟子说明了人性的自然性,但未能证明自然的何以必然是善的;在"生之谓性之辩"中,孟子分辨出"人性"之不同于"物性",但人之性何以必然是道德性,孟子也未能充分证明。孟子的性善说,道出了人性善之可能,但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人性恶之不可能。而在"仁义内外之辩"中,孟子的困难在于无法排除一种"合乎道德"而非"出于道德"的义之可能。     

"生之谓性"与二程的"复性"之路

中国儒学宋以后的复兴实质是复性,复性多方而二程选择了"生之谓性"."生之谓性"与"性善"的矛盾通过"性中元无"与"生之而有(善恶)"在二程得以沟通,并新解"性善"之"善"为叹美之意.人不能言说"人生而静"的天性本身,但可以通过人的修道或澄治之功对天性施加影响.从天地之大德经絪緼化醇到生之谓性,表现为一种经由"生"之善道而从一般本体到具体人物之性的生成过程,因而天下无性外之物.但天道性命的客观普遍性需要"通之以道"才能实现,这既是指心超越形气的束缚而实现内外、己物一体,也是因为性道一体乃在于人"天德"自足.自足的天德会有污坏,需要敬治以"复旧",回复到"天然完全自足"的"本质"上.     

性之可说与不可说——程颢人性学说探微

程颢的人性学说有两个层面,即可以言说的层面与不可言说的层面,这造成了理解其人性学说的难度。在可以言说的层面,他主张“生之谓性”,并对这一命题作出了独到的诠释;在不可言说的层面,他通过种种暗示,揭示了人性的超越层面,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天德”这一概念来把握。程颢还通过阐发“澄治”人性的修养工夫论,最终实现了他“彻上彻下”的人性旨归。     

略论《吕氏春秋》的人性观

诞生于先秦的《吕氏春秋》在吸收并改造了前人有关人性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独具一格的人性论:在人性内涵上,主张生之谓性;在人性品级上,提倡圣、凡同一,人人平等;在人性修养上,既反对纵欲,又不赞成禁欲,提出了行情适欲的情欲观,对后世产生了较大影响。     

告子的“生之谓性”及其意义

在中国哲学中,告子一直以"生之谓性"著称于世。这一观点,一方面依赖其逆向溯源的探索路径,另一方面则是主客对待的认知方式作用的结果。在这一基础上,"生之谓性"与"食色,性也"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论。孟子则始终坚持超越的维度,并以主体体认的方式把握人性——此分歧、争论之所以形成。在中国人性论的发展史中,虽然历代儒家都以继承孔孟自居,实际却主要继承了告子的观点;而由"生之谓性"所表现的真、善两属以及其无善无恶而又可善可恶的人性发展观所蕴含的善之根源究竟何在的问题,就是告子"生之谓性"给我们所提出的最深刻也最有意义的哲学问题。     

日本古学与复古国学散论——以荻生徂徕与本居宣长为中心

古学与国学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古学属儒学范畴,国学则是试图超越古学的一个学派.试从比较的意义上,对荻生徂徕和本居宣长的有关思想展开讨论.     

君子之道为何发端于夫妇——兼论孔子的夫妇观

孔子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赋予君子之德以夫妇关系的法定性、至真至纯的情感性、责任和无我的道德性,阴阳交合的和谐性,使君子之道成为激情的道德而不是教化的道德。孔子以夫妇之爱代替人人之仁,将君子之道区别于普泛伦理,这是他对儒学的又一重要贡献。     

论荀子孝道观——以《子道》篇为中心

荀子论孝道之所以会被忽视,和《子道》篇的可资采信密切相关,通过对包括《子道》篇在内的《荀子》最后六篇文章的考辨,可以基本确定其与荀子思想体系的关系;以《子道》篇为中心考察,荀子论孝道不是孤立的,君道、臣道、子道,三者互为辅助,构成其礼制系统的重要内容,在孔孟之外对孝道提出了"礼制"层面的准则和要求,论孝道与其思想体系相关联,既有继承传统的一面,更有着自己的创意阐发,实为儒家孝道思想中很重要的内容构成。     

性,道,教:戴震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

将性尤其是人的本性提升至学术思想的理论端点,是戴震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由于人的本性天赋即具血气心知的本质规定性,因此,遂欲达情而无不得其平,也就既是人道又合天道.而且,由于天道自然人道必然,通过必然而实现自然正是教化的本质.以性为基点的性、道、教一以贯之的内在理路.为戴震准确理解和全面把握圣人之道提供了思想支持,也为戴震检验和确证圣人之道提供了评判标准和理论依据.     

论王夫之的“成人之道”——以人性论为造就理想人格之途的考察

孔子提出了"成人",是儒家理想人格中的一种,后世学者有所涉及,但作了全面且有创见论述的是王夫之。他通过对《易传》"继善成性"的阐发,提出了"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把人性的完善视为动态的进程,是在人与自然交互作用中实现的。这对以往的人性论是重大的突破。王夫之以为,人性的发展,是感性欲望满足与德性意识造就的相互统一的过程。这对理学家"无我"禁欲主义人性论,是强烈的冲击。王夫之以人性论为突破口,把"成人之道"看作是理想人格造就的途径加以考察,并把它置于实践的基础上。一方面,在人性发展的过程中使自然物人化;另一方面,又在人化过程中发展了人的本质。这使人向着真善美全面发展的方向行进。     

论日本儒学对先王之道的解读

先王之道是儒学中的重要内容,对它的解释一直以来子学为主.但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家则不满这种解释,如获生徂徕提出以礼乐、六经为道,把它的内容解读为先王所制定的“礼乐刑政”等制度,这使得先王之道从空洞的道德理想变成了博大的治理天下的方略,从而导致了理学斯文扫地,促进了日本近代人文主义兴起.     

汉初儒者在道与势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大一统皇权专制的政治下 ,儒者及其所任之道与人君及其政治权势的结合更为艰难。儒者叔孙通在与政治权势的结合中 ,表现出道与势的统一性 ,这种统一是以枉道从势为基础的 ,这部分地消解了专制政治权势给予他的压力感。贾谊沉溺于政治权势太深 ,他与政治权势的结合表现出强烈的冲突 ;因此 ,贾谊的痛苦和悲愤非常深重 ,他所感受专制政治的压力感更为强烈。武帝实行的政治是内法外儒 ,公孙弘所行之道亦是内法外儒 ,道与势的结合表现为整合、统一 ;他的从谀人君、曲学阿世的人格主要来自于政治权势的压制和打击     

体道之乐与出处之节——略论泰州学派诸圣贤的安身立命之道

明代中期泰州学派的几位代表人物,王艮、王襞、韩贞和罗汝芳等人,都是对儒家天人性命之道体悟颇深的醇儒。他们体会到了人类心灵先天具有的真乐,这是一种超越得失荣辱的自由精神境界。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所秉持的出处观与追名逐利的世俗观念大相径庭。罗汝芳是为道而仕,不计个人得失,王艮等人则以处士身份诲民行道,化民成俗。他们的出处进退之节,都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楷模。     

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

"学为人之道"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的中心话题,钱穆反对从"性"上立基,将"学为人之道"所以可能的根据溯及先验层面,"学为人之道"便充其量只能是一种倡导,终究无法成为一种有着普遍效力的道德要求;由否定程朱对"性""天""理"等范畴的探求而否定对一切形而上者的探求,所带来的其实同时也是对形而下者所当有的价值取向的忽略;钱穆将"为仁"看作只是完人或成人的"起码条件",主张当以"为政"成就之大小衡量"为仁"境界之高下,这其实是忽略了"为仁"的独立价值。     

学术交融与早期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生成——以清华简《治政之道》为中心的考察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间剑拔弩张。而清华简《治政之道》让我们看到了诸子融合互鉴的另一面。当时的学术交融,可分为“学有所主”与“学无所主”两种类型。同为融合,由于采撷的内容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思想面向。早期国家治理理论的生成模式,不是诸子互相排斥与彼此否定,而是“百川归海”式的融汇。突破不同学派的藩篱,淡化对道体的考察,转向君人南面之术,为国君提供切实可行的治国方案,是早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建构的总体方向与理论趋势。     

蒙古史诗的灾难意识与“刚”性之美——以汉译版本史诗为中心

蒙古史诗中对灾难的表达采取了曲折、隐晦的方式。这种方式将蒙古族人民的灾难意识置于幕后,表现了一种面对灾难的独特心灵应对方式,即以对英雄及其活动的赞美、将自然灾难看做天意等方式来掩饰其悲剧性表达。这种独特的灾难意识背后有深厚的美学积淀,其缘由在于蒙古族人民审美观念中独特的刚性之美。     

以道为本与明心悟道——以朱熹、王阳明为例

“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这是中国哲学的底色。天地人三才,以人心为主宰,会通成就了天道、人道、地道三位一体的道体。道乃宇宙生命之大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各家皆得道而立。诉诸良知揭开道学的真谛,辨析朱、王的悟道之法：朱熹侧重道问学而尊德性,其明心悟道“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王阳明侧重尊德性而道问学,主张讲学以明道、体道而见道：“心体明即是道明”。这充分说明阳明心学是彻底的心体统领下的致良知实践之学,即明心悟道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