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后战场的小学“伪化”与“反伪化”斗争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日伪在华北敌后战场持续发动政治攻势,并加大对小学学生与教员的思想洗脑与政治控制,妄图使其服从日伪领导,是为小学“伪化”活动。部分学童受到蒙骗,沦为日本侵略者的马前卒。中共有针对性地完善教育系统、开展灵活教学,并加强对日伪小学学童与教员的政治争取,是为“反伪化”斗争。在中共的努力下,多数学童政治觉悟提高,广泛参与社会动员、社会教育、抗敌宣传工作,有的还投身抗日一线。“反伪化”取得重大成果,为中共日后取得抗战胜利奠定了基础。     

连续与断裂——固义村“捉黄鬼”信仰活动变迁

20世纪80年代末，河北南部邯郸市武安县固义村举行的“捉黄鬼”活动引起了当地民俗学者的注意，华北这个普通乡村内的民间宗教活动得以展现在大众视野中。随后，固义村元宵节期间举行的“捉黄鬼”活动被列入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单中，成为“北方现存的最古老傩戏”。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固义村民口中，村内举行的“捉黄鬼”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实际上，此项活动并未有任何档案资料的记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曾因政治运动一度被中止，直至80年代末期方才恢复，这背后反映出的变化值得深思。考察固义村元宵节期间“捉黄鬼”活动所展现的延续性与断裂性，可以看出清末到当代中国华北一个普通乡村内宗教活动的变迁，及其所反映的民间宗教活动与权力变迁之间的关系。     

从“合办”至“自办”：近代华北水政的统筹

顺直水利委员会的会址位于天津,它旨在测绘顺直全省河道、制定治本计划,该会虽因“中外合办”颇受非议,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海河水政的统筹。1928年9月,华北水利委员会正式在津成立,它由顺直水利委员会改组而来,隶属于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纯属“自办”;辖区由原“顺直”扩大为“华北”,“华北水利区”的范畴逐渐明晰,即黄河以北注入渤海之各河湖流域。在走向“自办”的过程中,河北省政府与国民政府因治权产生纠纷,多次协商后省府取消对华北水利委员会的限制,承认其对水利的统筹作用,并与之合作,华北水利由此得到一定发展。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洪”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１９３５年９月至１９３６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亦“民”亦“商”：华北危局中天津商人的双面性格

华北危机将天津商人置于历史“事件”的中心,商人的国民身份因此而凸显,积极抗日的呼声、维持地方秩序的举措,蕴含着“私利”与“国权”的双重考量,而采用抵制日货作为民族主义情感的主要表达形式,更加剧了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既是“国民”,又是“商人”,亦“民”亦“商”,唯有把握此一双重身份,方能真正同情性地理解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的诸种表现。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日寇“防共”阴谋评析

日寇在对中国进行野蛮、残忍的侵略过程中，一刻也没有停止其罪恶的阴谋活动，“防共”就是其中之一。本文从“防共”意在打击中国进步抗日力量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防共”与国民党政府“剿共”政策的关系、“防共”混淆国民党政权和伪政权的区别以及“防共”在国际上造成的恶劣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剖析，尔后通过审视日寇防共阴谋的全过程及其结局，表明任何反对进步力量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华北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禁烟禁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华北之后,大肆公开推行其毒化政策,以鸦片烟毒戕害中国人民。华北大地鸦片泛滥,烟毒横行,社会经济凋敝,社会风气败坏,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为粉碎日伪的毒化政策,肃清烟毒,开展了大规模的禁烟禁毒运动。     

“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国中期(1931—1937)华北民众“闯关东”中断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 ,把东北变成了它独占的殖民地。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 ,对华北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日人向东北的移民狂潮 ,使近代以来华北人民的“闯关东”活动被迫中断。此后 ,这一活动被纳入了日本侵略者的战争轨道 ,不能自由发展 ,其实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华北劳力的强制掠夺。     

伪满初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电业权益的争夺——兼论“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始末

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伪开始对东北的各项产业进行统治。电业作为给民用生活及工业生产提供重要能源的产业，成为日伪率先谋求控制的事业之一。此时合并东北各电力事业成立合营会社成为日方的主要目标。但由于日本内部对利益的争夺，合并电力事业的工作被一再推迟，最终在日本关东军与“满铁”、日本拓务省针对未来合营会社的管辖权、资本构成、经营范围和企业属性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反复商讨之后，各利益集团达成妥协，成立“满电”的方案被最终确定，“满电”成为合并后电力事业的主体，是统制伪满洲国电力事业的核心机构。     

日伪统治时期“粮谷出荷”政策对东北农民生活的影响

“粮谷出荷”是日伪统治时期农民一项极为沉重的负担,它是在农业统制政策下,以极低的官定价格,以极其野蛮的方式,把日伪所需的农产品全部掠夺到手。该政策的实施完全是依据“需要多少取多少”的原则,表现出明显的掠夺性,农民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完成任务。“粮谷出荷”给农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1937～1941年间日本统治华北策略调整述论

1937～ 194 1年间日本统治华北策略的调整过程 ,源于日本对中日战争进入“持久战”局面的认识 ,也源于其对华整体战略部署的调整。由此 ,富有资源及地理优势的华北区域 ,成为日军重点控制区域。为将华北建成资源、劳力输出及稳定的兵站 ,日军对统治华北的策略进行了调整 ,采取了“治安肃正”作战及“治安强化运动”等具体措施。这一调整 ,使中共等敌后抵抗力量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 ,改变了战争初期战场重心并存于华北、华中的格局。掌控华北 ,成为实际上决定中日战争走势的关键所在     

市镇社会变迁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初探(1904—1937)

市镇社会变迁是市镇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尚无研究成果从商会会员这一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存留至今的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档案为中心,通过对1904—1937年间华北铁路沿线市镇商会会员数量与行业、来源与身份、商会会员与市镇社会变迁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等多项内容的考察,试图为更深入微观地从市场个体身份以及组织建构来把握区域市场网络和乡村社会变迁这项研究奠定一个初步基础。     

宋哲元与《中日华北经济提携协定》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略中国，军事上在华北策动分裂活动，经济上打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扩张其经济实力，为继续侵华战争进行物质准备。当时执掌华北防务的宋哲元将军迫于日本的压力．被迫与日本达成华北“经济提携”协议并签字。     

还原“赛先生”：近代中国“科学”概念人格化溯源

从发生学的角度，寻绎“科学”概念人格化为“赛先生”一词的历史机缘，大致可知，“德、赛两先生”是五四时期伦理革命、国语改造以及白话文运动合力之下的因缘际会，他们的出现既具有偶发性，又是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其中“赛先生”一词不完全等同于“科学”（Science），他是“科学”概念映射在汉语世界的社会身份，以人格化的方式穿梭于近现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以及价值谱系之中。他一方面被证明拥有不可或缺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深陷各种社会关系的比附之中，从而具有了多层次的身份等级。“赛先生”俨然是近代中国思想图景中人际网络的桥梁，以他为支点构建起一系列复杂的思想命题与文化论战。     

以“数字村镇”全面推动“五村、两规范”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本文就阳朔县以“数字村镇”建设全面推动“五村、两规范”工作的实践,深入分析在农村进行“数字村镇”建设的意义和作用,并就如何以“数字村镇”建设全面推动“五村、两规范”工作进行了探讨,提出了进行“数字村镇”建设的具体工作思路和工作措施。     

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

40年代初,陈铨在重庆发表一系列文章,创办《民族文学》杂志,倡导“民族文学运动”。在“民族文学”的旗帜下,陈铨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宣扬抗战救国的“民族意识”。陈铨的“民族文学运动”与1930年代国民党官方支持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有着实质的区别。     

实施“北药”开发战略 加快大庆中药产业发展

“北药”开发是一项朝阳产业，也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近日，我们深入大庆市各县区和部分中药生产企业，对全市“北药”开发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调研，进一步了解和掌握了我市“北药”开发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策。 一、“北药”开发的现状 所谓“北药”，是指东北、华北、西北等地所产的中药材。“北药”开发这个提法，是由黑龙江省中医研究院院长张缙教授１９８６年最早提出的，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地产中药材的规范化种植，二是以地产中药材为原料的中成药的研制、开发和生产。近两年，我省加大了“北药”开发的力度…     

《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