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大一体化发展策略研究

哈尔滨和大庆是黑龙江省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推动哈大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对黑龙江省贯彻落实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促进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哈大一体化发展还存在产业同质化程度过高、行政壁垒明显和合作机制缺乏等问题。破解上述困境,需要充分发挥黑龙江省政府的顶层设计作用,推进产业格局互补互利、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科技创新协同融合、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借助黑龙江自贸区窗口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从而实现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数字经济、要素配置与区域一体化水平

当前区域一体化发展已成为国家重大战略支撑,但区域一体化在打破要素流动障碍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要素错配,作为加速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的数字经济崛起,能否改善区域内生产要素配置,进而推动区域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以2010-2018年中国7大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构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区域一体化指标,分析数字经济与区域一体化水平的关系,并探讨生产要素配置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一体化水平有所上升,相反哈长、中原、成渝一体化水平有所下降.数字经济发展将抑制城市群区域经济增长一体化水平,但能促进城市群区域产业结构、创新、环境一体化水平.生产要素配置不平衡是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群一体化关系的中介变量,但劳动力配置不平衡与资本配置不平衡的中介效应恰好相反.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劳动力要素配置不平衡,增加资本要素配置不平衡.因此,如何降低区域资本要素错配是在发展数字经济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中国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化及影响因素

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是全球经济绿色转型关注的热点,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考虑城市绿色创新发展.利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2005-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市的绿色创新效率,揭示其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整体偏低,呈规模效率＞纯技术效率＞综合技术效率的特征,且表现为全国波动上升、东部跃迁、中部塌陷、东北停滞的态势.经济外向度、金融发展水平、制造业集聚等对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经济发展水平、环境规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因此,提高城市绿色创新效率,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应当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加快地区绿色创新协同发展,同时提升产业集聚水平,优化绿色创新环境.     

论都市圈价值导向、城市功能和产业三位一体的转变

长三角都市圈目前已经跨入了从竞争转向竞合、从产业一体化走向功能一体化的区域发展新阶段.本文认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与转型创新发展,首先需要依赖于城市功能的转型,而城市功能的转型又需要城市价值导向的转型为前提.在长三角区域由“产业一体化”向“功能一体化”发展转变中,本文指出区域制度合作是实现长三角功能一体化的核心与关键,并基础制度环境、规划和政策合作、制度实施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制度合作的整体框架.     

略论重庆产业园区与城市边缘区协调发展

产业园区与城市边缘区之间存在着支持——带动的作用机制,要充分发挥产业园区有效推动产业集聚,构建产业集聚协调效应的产业发展模式,推动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必须理顺产业园区与边缘区的关系,实现区域联动;强化产业园区对边缘区的辐射带动;提高边缘区的承载能力,发挥边缘区对产业园区建设的支持作用。     

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

"十三五"以来,江苏同步实现居民收入、劳动者报酬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县(市)区经济快速发展,绝对贫困消除.在全面开启建设现代化新征程的新阶段,江苏需围绕现代化阶段共同富裕的目标内涵,聚焦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和区域协调两大主线,创建区域共同富裕的江苏范例.当前,江苏区域共同富裕的主要制约因素有:经济发展富民效应仍待提升,区域经济发展仍存差距,区域协调瓶颈短板依然存在.未来江苏应夯实乡村振兴制度基础,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推动城乡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城乡发展协同度;利用主体功能区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推动沿江城市群组团发展,提升南北产业转移力度,构建省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集聚类型、城市创新能力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其永续动力是创新,而产业集聚是区域创新的重要前提。产业集聚可分为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文章就哪种类型的集聚更能促进城市创新做了机理分析和实证检验。机理分析显示：多样化集聚比专业化集聚更有利于培育与提升城市的创新能力,前者产生的劳动力匹配、知识外溢和企业培训的激励效应明显大于后者,在吸引高技能劳动者以及提升现有劳动者技能和创新能力方面更胜一筹。实证研究显示,集聚类型对城市的创新效应还因城市区位和行业差异而不同,且存在一定的非线性特征。上述研究结论可为加快城市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设计提供理论支持。     

创新型城市试点能否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

绿色创新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有利于同步推进科技创新与环境保护。基于2003-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研究结果表明,试点政策能够有效提升城市绿色创新水平,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带动效应可持续6年左右。作用机理在于,试点政策具有政府引领效应、人才集聚效应、创新效应及结构效应。但异质性分析显示,试点政策对省会城市、直辖市及副省级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普通城市,对科教水平较高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作用弱于科教水平较低城市,且试点政策对城市绿色创新的促进效果随着绿色创新水平的提升而越来越弱。研究还发现,试点政策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城市绿色创新水平的作用效果不存在显著差异。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能否加速绿色技术创新

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不断完善区域的知识产权政策法规体系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执行力度,为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提供硬约束,保障了绿色技术创新主体利益,有助于推动示范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中国278个城市2006—2018年面板数据来测度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发现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这种绿色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在中部地区和非副省级城市更强;知识产权示范城市建设通过政府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激发创新活力来实现绿色技术创新,更有利于促进示范城市建设水平的提档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中央顶层设计与激发地方制度创新相结合,将知识产权治理的先进经验向全国推广,形成高质量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结合区域发展禀赋,注重相关政策向西部地区知识产权薄弱城市倾斜;既要重视规制性政策的驱动作用,同时又注重激励性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内生动力的激发效应。     

关于拓展广州市经济增长极的思路与建议

作为华南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引擎,广州集聚了大量的资金、人才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了许多经济增长点,经济增长极发展较好。在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推动下广州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转换动力大幅度提升发展质量,制度进一步强化了创新驱动发展动力源。但广州经济增长极转型发展也面临着区域增长极支配效应不足、产业增长极乘数效应减弱、创新增长极扩散效应不明显等瓶颈问题。因此,广州应该从强化产业极、拓展区域极、深化创新极三方面着手拓展经济增长极,以促进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     

长三角区域产业知识创新与核心竞争力——基于默会知识的思考

21世纪的长三角地区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推动器",同时也是我国国家竞争的重要场所单元,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已纳入到国家战略中.在未来的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中,产业一体化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将成为该区域国际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内容.在探索长三角区域产业一体化及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路径时我们不难发现区域产业知识创新、特别是产业知识创新的默会知识的有效扩散和共享将成为长三角区域产业国际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有效运用默会知识将对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

文章实证检验了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可以通过吸引投资要素集聚和新企业进入本地市场两种机制推动城市创新水平的提升,营商环境对城市创新的促进作用存在城市规模异质性和空间区域异质性。文章结论为中国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城市创新水平、激发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供参考。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解释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涵义深刻,设立背景与以往改革模式明显不同。其作为制度内生的增长极发挥相应作用的基本前提是足够货币资本的投入。构建的封闭经济条件下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制度内生增长极模型的辐射效应及极化效应表明,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仅要构建制度长效累积创新机制,更要建立畅通的环境以实现制度的有效扩散,要通过制度变迁推动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形成区域发展新模式。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问题研究

产业融合的本质是交易成本内部化,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产业融合理论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和创新,推动其发展不仅有助于解决现阶段农业生产交易成本过高的问题,而且有利于提升农业竞争力、促成新企业产生、塑造农业产业品牌形象、加快城乡经济一体化。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中,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市场需求扩大、农业多功能综合开发是其驱动因素。尽管目前存在诸多问题,但是随着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新业态的形成以及以节约交易费用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在农村地区的日趋完善,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将是广大农村地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的必然趋势。     

政府合作推动下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基于长江三角洲的实证研究

随着城市群战略地位的提升,以及一体化区域扩容呈现加速态势,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评估成为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科学问题。为此,将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调会扩容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1990—2017年城市尺度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多角度评估政府合作推动的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空间计量模型等,分析一体化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一体化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且这一效应具有较强稳健性。多角度分析进一步验证了城市群一体化经济增长效应的异质性,主要表现为城市规模越大,促进效应越大,融入一体化时间越长,促进效应越强,不同批次之间效应的下降态势,以及区域之间浙江>安徽>江苏的效应差异。市场一体化深化、要素集聚能力提升是一体化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但空间溢出效应“距离衰减”、产业关联“核心—边缘”格局是效应异质性的重要因素,这对推动城市群一体化区域扩容,助力城市群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创新要素、空间格局与经济增长

采用1998-2011年间中国30个省份数据,研究分析中国人力创新要素、资本创新要素、产业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与中国30个省区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资本创新要素是中国省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产业创新要素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人力创新要素对经济增长推动效应的发挥须经历“磨合周期”的考验.为此,加大研发资金的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以促进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耦合式优化,推动研发人员的空间集聚与知识共享.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工业集聚与扩散的区域效应研究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是山东省经济区位最优越、发展水平最高、产业基础最好、区域带动能力最强的龙头地区,近期在产业生命周期规律、产业集群升级、要素成本上升、区域发展战略、产业政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部分资源或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呈现集聚强化态势,部分消费导向型或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扩散趋势。工业集聚与扩散,促进了蓝色经济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业结构的调整升级以及区域工业一体化进程加速;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水环境质量,但加重了大气环境污染;此外,工业集聚水平每下降1个百分点,导致蓝色经济区与区外的经济发展差距缩小1.3个百分点。未来,蓝色经济区应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的经济效应,加快推进产业转移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地区间产业融合有利于缩小区域经济差异吗?——兼析中国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及其结构演变

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地区间的经济联系来解决,地区间的产业融合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整体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通过一体化的产业体系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基于中间品投入产出关系设计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评价指标,并采用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30个省级区域为地区单元构建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分析表明:在样本期间,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格局处于动态演进中,在总体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存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产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中国的地区间产业融合网络具有与地理位置相关的板块特征,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具有重要影响.进一步运用QAP回归方法分析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变化对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区域经济差异的缩小.因此,应积极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促进地区间市场和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并通过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弱化地理因素对地区间产业融合的制约,进而提升地区间产业融合水平并优化其网络结构;在提高地区间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同时,也要积极缩小地区间资本积累、产业结构等方面的差异,以更有效地促进区域经济差异缩小.     

论创新型城市的涵义、特征及其实现途径

创新型城市是指以创新为城市发展主导战略的城市发展模式,它是由多种相互衔接和配套的创新要素构成的创新生态体.创新型城市的基本特征是创新文化氛围浓厚,多种创新要素集聚,产生集群效应,有完善的制度创新与体制创新作保障,具有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环境等.为此,构建创新型城市应大力培育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先进城市文化,应选择具有自己特色的城市发展道路与实施路径,应充分发挥科技与文化两个驱动力构筑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创新集群,要完善政府治理机制,加强地方政府的领导.     

京津冀地区差距、因果累积与经济增长

京津冀地区差距持续存在并在不断扩大,地区差距主要来自于政府行为推动的因果累积效应。极化和扩散是解析该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概念,极化强于扩散是该区域的典型特点。尽管极化在城市发展一定阶段有其必然性,但扩散优于极化。该区域资本对于城市发展的作用较小,GDP和资本具有自我累积效应,城市规模不具有自我累积效应。数据分析表明,文化和劳动投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性贡献,而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等要素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性作用。整合和协调区域资源,发挥大城市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适当缩小区域经济差距,避免区域内部的极化和贫化,是“十一五”期间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